涂怀章，著名文学教育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92年起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科带头人。享受國务院特殊津贴，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写作学会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专著《报告文学概论》、《散文创作技巧论》、《碧野的创作道路》，传记《陈潭秋的故事》，文集《彩色思路》，散文诗集《黄鹤楼的传说》（中、英、日三种文字）。也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主编有《中国实用写作全书》、《新写作教程》等。

一个人，如果从小学读到大学，语文老师一定少不了：几位，十几位，甚至更多。但是，倘若历经数十年，让学生老了还铭记在心的，可能不多，除非他们之间发生过不寻常的故事。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四个半”语文老师。所谓“半个”，绝非不称职，恰恰相反，很优秀，只是他的编制不在“语文组”。

我的小学时代，处在上世纪中叶，可谓“初级阶段”的“初级”，家里贫困，频繁迁徙，不断辍学，换的老师多。粗略计算，语文老师不少于12位。然而，只有一人，因为一句话，永久矗立在我心间。我记得他姓王，身材高，年轻，戴一顶有护耳的蓝色棉军帽，面容清癯。一次布置作文，他声情并茂地朗读报纸新闻：某山乡，一位姓吴的老师跳进河里，双手托起一个落水少年，学生得救而自己却被激流卷走。老师望着泪眼盈盈的我们，要求写一篇感想。发作文本的时候，他说：“你写得好，如果投到少年报，都可以发表了。”我没有流露出狂喜，但我的内心被震撼。那年我10岁，读四年级上学期，因为掉课太多，刚转到外祖母家附近的区镇小学临时借读。我不懂如何投稿，但我知道，老师是说我的作文可以印上报纸让人阅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我的小心灵中是神圣的。从那一刻起，我内心里无比自豪，不仅对语文课和作文产生了浓烈兴趣，做其他事情也劲头十足。之前，我在偏远乡村没学过数学，这里有老师要给我补课，我一点信心都没有。现在我想，既然语文老师肯定了我，那么我的数学也不应差到哪里去。我变得勤奋起来，进步果然不慢。后来多少年，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立刻想起这位语文老师的话。他是第一个鼓舞我的老师，给了我很高的起点。就是那句话，多年滋润着我的精神，充实着我的人生，成为恒久的动力。它昭示一条真理：教育者最出色的本领，就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持久的自信。

初中阶段，我同样经历了多位语文老师。虽然，他们大都在岁月的雨雾中逐渐身影朦胧，但有一人的形象却异常鲜明。那是一位转业军人，中年，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爱穿军裤，一口湖南方言。先教了一学期数学，接着担任班主任，改教语文，讲课生动。仅这一点就令我特别佩服。至今我还记得，有篇课文的故事发生在前苏联：一个少年划着小舢板替父亲夜巡航道，发现航标灯的红色玻璃被风浪打碎。他急中生智，取下红领巾罩在灯上，冒着生命危险守护航标，使航船避免了巨大危险。语文老师绘声绘色地渲染黑夜暴风雨袭击大江的氛围，用高度尖厉的乡音，呼唤跟激流搏斗的小主人公：“艾戈尔卡——”，“艾戈尔卡——”，那声音，那姿态，至今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当时，我和同学们完全沉浸在课文所描绘的情景中，对爱祖国、爱人民的少年英雄钦佩得五体投地。我发现语文老师人很和蔼，倍感可亲，听他的课就像夏天在清凉的溪水中畅游，惬意极了。然而不久发生了变化，不知他受到啥刺激，脾气变得暴躁。一天早饭后，我走到教室门前，看见一位姓孙的同学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突然大吼道：你像什么话？一身新衣服，居然还申请助学金？我被吓了一跳，迅速瞥了孙同学一眼。他确实穿了新的罩衣，但是，是极劣质的土布做的，早晨的阳光照在染成灰色的粗布纹上，非常难看。我知道，那种布价格极低，粗糙刺眼，一般孩子嫌丑是不愿穿的。这不正说明他应该获得贫困补助吗？我脑子里正替孙同学委屈，没想到接下来发生一幕，让我惊心动魄，如坠万丈深渊。

孙同学大声哭了。一边急得跺脚，一边呼喊，黑红的布满雀斑的脸上，显出极度绝望的神情，声音凄厉：哎哟，天啊……像是遭到雷击而发疯的孩子。仅仅几秒钟，迅速撕开前襟，三把两下将灰布罩衣脱掉，扔在地上，一个令人震惊的形象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他里面的棉袄和裤子，布满大小窟窿，到处翻露着白色棉絮。毫不夸张地说，完完全全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他原本用一身粗布掩饰着自己的困窘，在受到心中敬佩的语文老师、班主任的冤枉斥责后，一时急得不知如何辩解，不得不当场剥下那点可怜的人身尊严。围观的学生很多，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疼。我不敢设想，如果他不用廉价的土布粗衣遮掩自己，干脆以乞丐的状态坐在课堂，会是什么情景？我突然对语文老师产生了反感。我想，接下来，如果他以班主任和老师的身份压制对方，哪怕再批评孙同学一句，我就要打抱不平，跟他理论理论。但是，接下来，出现了更奇怪的场面。

语文老师完全傻了，仿佛停止了呼吸，变成一座雕塑。孙同学不再啼哭，好像痴呆了，泪眼婆娑地望着老师。两人距离不到三米，互相凝视着啥也不说。所有人把目光投向语文老师，眼前事件的突然逆转，使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以他的学识，他的威望，刚刚遭遇的尴尬，他会说什么？如何发作？全场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然而，语文老师没有开口。大约对峙了两分钟，他抬头望望初冬的阳光，看看身边小路的石阶，一步一步后退，直退到一个土台下面，转身朝校务室默默走去。望着他的背影，我产生了复杂的感情。不管什么原因，他一时冲动伤害了学生。当事实真相突然摆在面前，权威的谴责被证实为明显的冤屈，他等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许太过惊异，一时反应不过来；也许突遇尴尬，被弄得不知所措。从道义上说，他的形象大大受损，面子上实在下不来。但他没有恼羞成怒，没利用权力和身份强词夺理、文过饰非；没有婉转解释、开脱责任；也没有见风使舵、转移话题。场境极其难堪，他控制住常人难免的自我护短情绪，选择了服从内心的良知和理智，无声地承担过失，中止错误，默默撤离现场。过后，孙同学没有再受到任何一点批评，更没有被取消贫困补助。直感告诉我，这位老师性格倔强，但是个老实人、正派人，态度很真实。多年后，特别经历了历史上一些“运动”，看到有人给蒙冤者平反时，还要盛气地说：现在落实政策是对的，当初处理你也是对的……我立刻就会怀念起那位语文老师来。在事实和真理面前绝不花言巧语自我护短，发现错误立即止步。那，需要多么纯正的人品和伟大的心理素养啊！

高中时代，我的故乡走上教育发展新台阶。由“第一初级中学”升格的县内唯一高中，调来各地初中的“尖子老师”。让我意外惊喜的是，新来的语文老师中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先生，早就和我熟识。说来有趣，一年前，全县中、小学举行诗歌朗诵竞赛，选出5名获奖者赴地区参赛，其中仅有的男老师是他，唯一的男学生是我。领奖台上，我认识了来自二中的语文老师郑楚文先生。他中等身材，高平头，一对剑眉，目光灼灼。那神态，让我立刻想起鲁迅先生的画像。初赛之时，人多闹嚷，互不注意。到了地区赛场，我才认真听了郑先生的朗诵。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酷似中央广播电台男主持人的低音播出，深沉的思想和激情澎湃而来，引得听众无限倾慕和内心共鸣，爆发出海潮般的掌声。郑老师再次获奖，被推举为赴省参赛选手，并受命准备在省城作“当地人如何学普通话”的典型发言。连续五天，除了比赛和小组讨论，其余时间他和我待在简陋的招待所。老师平易和蔼，学识渊博，谈吐不凡。那年我15岁，见到这样的长者，心底格外敬佩。散会前夕，夜半寒潮骤至，一时无法联系上服务员。老师先把他的毛衣加盖在我身上，后来干脆将两床夹被叠在一起，和我共睡一床。一切来得那么自然，他把慈父般的关爱给了一个刚刚认识的异校学生，怎不令人身心同暖！临别时，我感慨地说：您要是我的语文老师多好啊！谁能料到，仅隔一年，愿望真的实现，简直太神奇了！

我和郑先生的重逢，也有點传奇色彩。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附近有人围住干涸的野湖议论，湖底有鱼，但天冷泥黑，不敢下脚。我和几个同学从校外归来，站在旁边看热闹。忽然，有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来，一声不吭地脱下长裤，用水草系住两条裤腿，毫不犹豫地跳下淤泥，抓了鱼就装进裤腿。于是，很多人模仿，下水抓鱼。谁这么勇敢？新来的老师……，上岸后，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他特别高兴，把我领到他的平房宿舍。老师博学多才，器宇轩昂，什么高层次场合都能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却也非常谦逊，绝无“骄”、“娇”二气，质朴得像个道地农民。这也是我喜欢亲近他的缘故。

新老师的到来，适逢一轮教学改革，他的授课带给学生全新的境界。不仅对字词注释清晰，板书工整漂亮，而且授予查阅工具书的方法。经常突破课文范围，引导我们从思维的混淆开始讨论，然后追踪时代、历史、社会、生活事件，不断澄清思考的混乱，一路走得蜿蜒曲折，但有收获感。对重要观点条分缕析，更使我常常超越以往的认识而得到新的领悟。有一学期讲鲁迅杂文，他用许多故事引起学生对鲁迅小说、散文，直至故事新编的兴奋，整整半年，大家课外阅读的心思全都沉醉在鲁迅的艺术世界。美好唤醒兴趣，这使不少同学超出了一般中学生对文学知识的积累。最初，我只知道他擅长讲演、朗诵，后来才了解到老师更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说，学语文不要死记华丽辞藻、典故出处，而要训练思考能力，灵活表达感情，学会作文。他分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在鲁迅作品中有哪些反映，举办演讲比赛，要求获奖者把讲稿改成文章，出壁报贴在墙上。然后组织语文老师对各班壁报和文章评比，请学校颁发奖状、奖品（笔记本、搪瓷茶缸等）。有一次，他给我的作文《黑色的金子》打了一百分，令我惊讶不已。我深知评分有些过头，一时陷入不安与沉思。那年我16岁，已不像10岁时那么简单。我反复琢磨，老师为什么要如此破格地表扬，把鼓励推到极致？以往，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作文不可能有满分。我非常清楚，顶多只能说比较好。他这样做，是对我提出了更高要求。接着，他把我的作文推荐给校刊《红花》，并署名写了超过原文三倍篇幅的评论，同时发表。他的文字显示了奔放的天性和独特魄力，本身就是极好的范文。这时有老师告诉我：郑先生常用笔名投稿，发表过不少短评和杂文。又说：只有本身会写的人才能这样打分，如果没有实力，别人会笑话他乱评分的。至此，我领会到这个分数的多重涵义。它不仅决定了我报考文科，而且，有了不辜负一位恩师百分之百的大爱和信任的奋斗动力。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不定，那只是这位当地权威教师一时任性的疯狂举动？不，40年之后，在地区一次教育经验交流会上，他介绍说：“我的方法就是敢打分，打足打够，用大纸抄了贴在墙上……”接着说出我的姓名，回忆他评分的初衷和心路历程。凑巧的是，现场有一位中学领导说，您讲的这个学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原来您是祖师爷呀！一时，全场欢呼“祖师爷”，纷纷拱手致敬，老爷子陶醉地笑了——这件事，有人打电话告诉了我。那时他已经退休，在家乡市政协编辑诗刊，发表了大量诗歌，还专门为当年的作文教学作了三首《七绝》。其实，一位本身会写的语文老师，哪怕他不讲课，只要生活在附近，就可能成为学子的榜样。何况，他一直在授课和批改我的作文呢！至今，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还记得他那评论文章的内容，还能背诵出它第一段精美的文字。

好的教育是愉快的、容易获得反应的活动。高中阶段，我被语文老师的魅力所吸引，同时也有非语文老师以辉煌的形象进入心间——那就是数学老师、班主任郑立民先生。顺便说一句，在国家困难时期，两位郑先生都是县内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权威级别是齐名的。后者在当年教学改革中，讲授《代数》、《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课程很有名气，也曾深深吸引我认真听课，把习题做得十分细致，但他主要不是以专业光环照亮我的道路。那时，实行勤工俭学，建土高炉炼钢，砍柴，种地，劳动很多，他起早摸黑地带学生下乡，总是处于疲惫奔波之中。一个隆冬的周末，我患了重感冒，独自睡在校后山坡宿舍。班上同学大都回家或外出了，我高烧两天，在恍惚中抵御孤独。深夜，班主任走进寂静的学生宿舍，手抚我的额头，轻声问了几句，立刻把我背在背上，一步一步走下山坡。路灯稀疏，光线昏黄，石阶很高，老师背着我走得很艰难。我伏在他背上，感到随时可能会滚下山坡，但我已经没有力气讲话。老师是一位残疾人，早年患病落下后遗症，头颅偏向一侧约15度不能复原，无论上课还是睡觉，只能扭着脖颈痛苦地望着一边。此刻他就侧头斜视路旁，用脚摸索着一级一级的石阶下山，背上压着我百来斤重的身体，每走一步都颤巍巍的。他的喘息深深地刻录在我的心中，至今声犹在耳。那时，我们的校医室在山脚校门旁边，只有一位体育老师兼做医生。郑老师喊开校医的门，要求给我注射退烧针剂，服药，然后又背起我上山。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我透过他的后颈凝望前面，只见灰蒙蒙的夜空中，晃动着大山的轮廓。我心底跃出一句话：师恩如山！听说我一天没吃饭，他把我放在床上，转身又下山，去离校5里多路的餐馆端来一碗猪肝汤。上山下山，来回四趟，那一夜他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啊！其实，老师平时就对学生特别好，比如过中秋节，他用自己的钱买来一篮子月饼，给班上学生每人一个。我们在劳动工地吃得哈哈大笑，却没有人道过一声谢。这回当我头痛欲裂、伏在他脊背上，我的心随他的喘息声起伏时，才深刻体会到无比亲切的伟大情怀。我病好以后，担任了学习委员，负责收发作业本，跟班主任的接触愈加频繁。令我惊奇的是，他是数学老师，却热爱文学。下乡劳动期间，他安排我编油印简报。他亲自刻写领袖诗词、古诗词，字字准确，竟然不需要对照原文。我这才第一次知道，他能背诵大量诗词，心里特别钦敬。回想起来，我对诗歌的喜爱，最早源于这位数学老师的影响。他没要求我主攻他所教的专业，而是鼓励我学习文学，他的根据是：语文老师肯定了我。毕业那年，我开始试着投稿，每见报刊社来信，他就把我叫到宿舍，客气地说：“你看完以后，可以让我看一下吗？”不管是修改建议还是退稿信，我都乐意给他看，他帮我分析成败原因，研究如何耕耘“希望的田野”。他教给我数学，又额外辅导作文，就传授知识而言，他是我的1.5个老师。

从初中到高中毕业，6年内，除了家在县城的个别学生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学校住读。我家远在40里外的偏僻乡村，不通车船，只能步行，家长从未见过老师，连口头道谢也没有过。多少年后，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只是有一年，我听到一个小故事，心里才稍得安慰：那是一个深冬的傍晚，朔风阵阵，眼看就要下雪了。郑老师跋涉在公路旁，十分疲惫。天快黑了，照他那个速度步行，半夜也难到家。这时来了一辆拖拉机，紧紧跟着，贴近他身边行驶。他本能地躲闪、靠边、让路，拖拉机不开快车反而停住。他感到奇怪，驾驶员问他是不是一中的数学老师，表示要把他送回县城。他非常惊奇：你认识我吗？坐进驾驶室后才知道，那个拖拉机手是我的弟弟，因为平时听我讲过很多郑老师关怀学生的故事，偶然望见，里一动，根据头部残疾特征而认出了他。于是，用最朴素的方式替我报谢了一次师恩。

对许多人来说，进入大学就不再有语文课，而我却幸运地听了一年类似的课程。一篇篇散文讲解，每3至4周作文一次，有不下5位老师接力批改和讲评作文，给我难忘的智慧与鼓舞。不过，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位主讲老师的奇葩人生。课讲得生动，有点大腹便便的样子，脚常在讲坛后一踮一踮，颇具幽默感。他对我的作文多次高度评价，大段大段朗读，我对他由衷地尊敬和感谢。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在课堂上“关注”一位年轻助教，背后感叹其“基本功太差”；那助教则在辅导自习时“回敬”，并悄悄搜集对方的“言论”。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用双关语“互掐”，让学生咀嚼庸俗的嘲讽。一场政治运动不期而至，主讲老师成了××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农场劳动。“十年风暴”中，他跑回原址，举着标语牌呐喊要平反。他的对手镇守山寨，人马不少，正严阵以待。他被迎头痛击，逃回农场。长夜漫漫，风雨如磐。好不容易熬到“文革”落幕，他随拨乱反正的黎明大潮重返单位。岂料对家仍处于“优势地形”，有更多“小兄弟”簇拥。而他，已过知天命之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也许他感到生命有限，来日无多，唯一的出路是“投诚”，于是甘拜对手为主人。多种场合唱赞歌，执鞭随蹬，开始了以生存需要为目的的“归顺”和实用依附。凡“主公”厌恶者，尤其“退下来”或“栽了的”，他敢在大庭上抨击，在广众中嘲弄。逐渐地，他成为说话有底气的“元老”，被安排在主人身边做学术丛刊第二主编。他笑吟吟地撤出教学科研战壕，优哉游哉，很乐意“归顺”后的待遇。只是退休前申报正高职称时，把编印同事的论文填写为“有4部专著”，被评委嗤之以鼻，闪电否决。朋友告诉我，他去世那天，一位老同事哭得很伤心……。也许，人生有不少误会、误判，性格悲剧或命运喜剧的发生不足为奇。但一个“文人相轻”的故事，情节竟会这样发展，如此结尾，实值得研究。有人说“他晚年似乎过得滋润”，有人说“他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为昔日的学生，我不信他连专著的定义也不懂，听了心里有点痛。说实在的，这位老师对我学习作文有过鼓舞和好的引导作用，我是难忘的。只是，每次忆起他的时候，总会想象他成了长眠者却并不能平静地长眠，悲凉的心绪不禁弥漫开来，挥之不去。

……如今，这些语文老师都已走进历史，遠去了，但他们留给我很多的回忆与怀念。我常常想，从广义来说，每个人都在起着语文老师的作用。即使是学前班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属，教其说话，一位邻居、说书的、景点导游、展馆解说员……，只要讲个故事、传说，或介绍一点常识，纠正一个错字……其实，都在参加语文老师的工作。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学校专职的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就更重要了。语文老师能否被学生长久铭记，并不是他严格修养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以优秀的形象走进学生的生命，坚守道德和业务高地，确实是非常美好而富有意义的人生，更是对社会涵义丰富的贡献。反之，则会沦为另一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