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邓力群是在1964年。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工作。9月报到即准备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有些天闲着无事，经常到党刊室看东西。党刊室就是内部文件和资料的阅览室，那里有很多反映国内外情况的内部文件和资料。有一天正在翻阅，走进来一个中年男性，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双目炯炯有神，穿着洁白的衬衣，满面春风，很有些派头和自信，看样子就像个大领导。他在向管理人员要了一份什么文件之后，对着我说：“新来的吧？看了这些东西可不要到外面瞎说呀！”我唯唯。他走后我从管理人员那里知道，他就是邓力群，刚接待了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的总编辑武遵。

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总编辑是陈伯达，很少到编辑部来。邓力群寡言而威严，并不平易，也不大和下属搭话，但从上到下，都叫他“老邓”，从不称官衔，也很少称同志，几十年之后，《红旗》杂志老人还是这样称呼他。同样是副总编辑的胡绳，大家却直呼其名或称“胡绳同志”，几乎没有人叫“老胡”的。对于陈伯达，则都称“伯达同志”，少数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资格比较老的人，在某些非正式场合尊称其为“夫子”，一般人不敢这样套近乎。这些都是习惯。我们新来的人很快就从老同事们的传说里，知道了一些这几位领导让大家佩服的一些事。关于邓力群，一是说他传达中央会议总是原原本本，某月某日讨论某事，谁是怎么说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二是说他主持编辑工作常采取集体读改文章的办法，能够集思广益，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三是说他鼓励读书、研究问题和写文章。作家浩然是文艺组编辑，有人反映他上班时间写小说，不务正业。邓找浩然谈话，浩然承认确有其事，准备挨批，不料邓却反而准他请长假集中精力创作。浩然由此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大家都说，邓力群很重视干部培养，这些工作方法对于提高编辑工作质量和青年干部成长很有好处。

那一年10月，邓力群带领《红旗》杂志社40多人到京郊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搞“四清”。翟里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工作队相应分为六个组，每组负责一个生产队。我分在第二组，住村东头的第二生产队，组长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苏星。我们和社员一起植树，邓力群参加过，还参加过我们组的工作会议。

在我们下乡前不久，中央于9月1日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通常所说的“桃园经验”。按照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通县农村“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两万多人，主要是北京市的干部，也有不少中央机关的干部。部级领导干部除邓力群外，还有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等人。“四清”工作队都是按照“桃园经验”所说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那一套做法搞的。刚进村都很神秘，所有北京市级领导和中央机关部级领导都用假名。邓力群化名“老董”，但群众从他在大会上讲话的气魄，在街上行走有警卫员跟着，很快就猜想这是一个大官儿，

向工作队员打听。由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普遍存在“左”的做法。通县“四清”运动中有110多个生产队发生打人现象，自杀事件70多起，死亡50多人。翟里大队也发生过“逼、供、信”和追浮财的事。

1965年1月，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发，批评了“四清”运动中只依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个文件还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在工作队的会议上作总结，检讨翟里“四清”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说错误应该由他负责。

“二十三条”下达后，通县“四清”草草收场，春节后《红旗》杂志的工作队撤回。邓力群此前曾回北京参与“二十三条”的起草，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文件中所说的“走资派”。

二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中央核心圈工作，主持起草“二十三条”，了解中央政局变化的先机。1964年邓力群下乡搞“四清”，胡绳生病，陈伯达另调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兼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陈伯达后来说，是他把邓力群赶下去搞“四清”的。

通县“四清”结束后，邓力群无事可做，带领几个人到东北考察城市“四清”。实际上只是走马观花，泛泛地作些调查，因为“二十三条”之后城市“四清”已经基本停顿。从东北回来即调任广西桂林地委副书记，到那里农村搞“四清”。当时中央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被贬黜的领导人，都是这么投闲置散，降职发落的。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派人把邓力群押回北京隔离审查，成为《红旗》杂志头号“走资派”。“打倒邓力群”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开初人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问题。有位资深编委谨慎观望，写大字报题曰《关于邓力群》，小心回避定性。有人揭发说，陈伯达不久前到办公室来，曾经提笔写下“虚君共和”四个字，这是针对邓力群架空陈伯达而发的。有人揭发邓力群反对陈伯达，说范若愚察觉陈伯达对邓力群不满，劝邓找陈谈谈，邓不肯，说：“我才不去讨好他。”陈伯达一次谈话中说邓力群有贪污，立即组织人审查账目，不过是用集体稿费请写作班子吃过两顿饭。算得上政治问题的，是庐山会议后同情彭德怀，说“彭德怀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967年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力群的问题随之升级，作为刘少奇在《红旗》杂志的“代理人”被拉出来批斗。邓力群1958年到《红旗》杂志前在中央办公厅，兼做刘少奇的一些秘书性质的工作。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重新发表，是邓力群积极提议和主持修改的。他交代说，1962年推动重新发表这本书，是因为当时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于实行错误政策，干部作风恶劣，使人民受到很大危害，甚至饿死人，感到震惊，觉得加强修养太重要了。在批斗会上说到这里，邓仍然很动感情，两眼含泪。这被认为是“放毒”，不许说；要他交代同刘少奇的阴谋关系和活动，邓断然否认。批斗会上邓力群站得笔直，有人按他低头，他用手挡了一下，口号声随即四起：“邓力群打人！”“打倒邓力群！”勒令邓就“打人事件”公开请罪。第二天他在张贴出去的大字报上写的是：“昨晚我没有动手打人。”不少人暗自佩服邓的胆量。

邓力群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与中央文件起草以及重要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作为《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知道中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经过。要他交代问题，写揭发材料，不论怎么批斗，压力多么大，他都坚持说出每件事情的原委，不掩饰事实真相。这不免涉及陈伯达和其他当时不允许说的人和事，结果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因为交代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经过，说到陈伯达修改过，陈说：这是“造谣”和“诽谤”，还说邓力群交代半页纸就够了，谁要他写那么多，不要保存这些东西。邓力群写的如实交代犯了大忌讳。后来听说，这些材料都是钢笔竖写，清楚整齐，有的整页甚至连续几页被用黑笔涂抹掩盖。如果都能完整保存下来，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份宝贵资料。

三

1969年6月，《红旗》杂志社的绝大多数人被下放到设在石家庄市远郊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村边是几乎断流的滹沱河，河滩上有一个早已废弃的国营林场，十来间简易的砖房作了校部，可容百人的大棚则成为食堂兼会场。那片地方林场时期养过鸭子，村里人称之为鸭子房。大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到河滩上平整土地，种植水稻，养猪种菜，开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和学习会。

“五七干校”划分为若干组，军宣队把邓力群、胡绳和其他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列为“另编组”，编入另册的意思，干脏活儿和累活儿，劳动时间也比一般人更长。邓力群因过度劳累而极度消瘦，胸前两排肋骨凸出。因为《红旗》杂志直接和上层斗争关联，不断挖掘新的斗争对象，搞出新的“反革命分子”、“小爬虫”和“反革命小集团”，邓力群成为“死老虎”。“打倒邓力群”的口号逢会必喊，而批斗他的大会好长时间没有开过，只是不时看见军代表陪着外调人员同他谈话。

在“五七干校”的头两年，几乎没有听邓力群说过话，也没有人敢公开和他说话。陈伯达倒台后，邓力群被允许作揭发批判性质的发言，当然必须结合交代自己的问题。1972年1月上旬，邓力群在大会上讲了整整三个半天的时间。邓力群和陈伯达共事多年，是陈伯达提名并动员邓力群到《红旗》杂志协助他工作的，但“文革”前陈已对邓多有不满，“文革”中更因邓在检查交代中涉及和陈有关的事而引起陈的反感。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却不计个人恩怨，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过去对于陈伯达，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但比别人少。接着从1956年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就自己所经历和陈伯达有关的许多重大事件，什么时间，什么人参与其事，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哪件事做对了而哪件事做得不好，哪些是陈伯达的责任而哪些不是，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邓力群有惊人的记忆力，在说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时，他说陈伯达在孔子的名下加了“这个封建思想家”，在孟子前面加了“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加了“各国人民要经过自己的手，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意思。记得如此准确清晰，让大家叹服不已。这是我们那个“五七干校”几年中最长的大会发言，邓力群像是在作报告，大家像是听故事，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也由此知道了一些上层决策的情况。

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干校气氛逐渐缓和，学员间开始有些静悄悄的交流。村边有一片树林，雨后邓力群常在那里捡蘑菇。我也喜欢捡蘑菇，有时候趁捡蘑菇的机会和他交谈几句，问过他一些我感到疑惑不解的问题。

有一天我问，运动以来这么多年，对这个人那个人揭发批判，军代表一再动员号召，怎么没听见你发言？他说，运动主要是审查批判我，我是领导，下面人犯的错误我都负有责任，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我，我不能指摘他们。我还问到一些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被打倒的人，他从未说过哪个人坏或者政治上不好，只是说某人做过什么好事，写过什么好的文章，遭到麻烦是因为某件事做得不好，或者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有什么缺点，要言不烦，都很中肯。

我还问到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问题。1967年5月经高层讨论审定、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这本书在引列宁语录时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样的话，作为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不相信刘少奇和邓力群他们是借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我也不理解，引用列宁语录，何以把这样的话省略了。我问：怎么没有核查一下原文，把话引全呢？他说：是啊，最初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引用的，抗战时期这样做可以理解，1962年重新发表应该引全，我们实在是太疏忽了，谁也没有想到把这句话补上。这是邓力群作为当事人对那桩历史公案的一个说明。

在“五七干校”那几年，虽然政治气氛恶劣，读书还是被默许的。这得益于陈伯达的宽容。陈伯达毕竟是读书人，在下放前的全体大会上说：下去可以带些书，农闲时读，读马列著作，读毛主席著作，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还说晚上可以不安排活动。大家带下去读的书，当然并不限于这些方面。邓力群带去几大纸箱书，1972年我获准回北京探亲，又让我从他被查抄存放在图书馆的书中挑选了两大纸箱由火车托运到石家庄，再用排子车拉到干校。邓力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留下来的文字成果，是一本《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出版了手稿线装本，书名改为《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上下两卷。邓对自己这本著作很看重。

邓力群很会干活儿，成为干校私做木工活儿的带头人。干校填平林场废弃的养鱼池种水稻，挖掉岸上许多粗细不等的柳树，提供了木工原料。邓力群手巧，制作了刨子和锯之类的工具，自己制作马扎，还做了一个放在桌上的精巧书架。不少人起而仿效，最初的工具有些也是邓力群出借的。从此开会大多坐马扎而不再坐砖头和木头疙瘩，更能干的人甚至做成靠背马扎和躺椅，军代表屡禁不止。这当然是陈伯达、林彪倒台后的事。记得“文革”初期有大字报揭露邓力群“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说他刻图章以自娱。邓力群签名送过我一本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又耳氏刻汉画》，辑有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肖形石刻26幅，刀法苍劲有力，形象古朴可爱。又耳者，邓也。

“五七干校”被称为“无期干校”，我们在那里待了六年多时间，比正规大学学制还长。下放前陈伯达有明确指示，搞清楚问题和劳动锻炼后不回北京，到下面去做中学教员和小学教员。陈伯达倒台后姚文元接管《红旗》杂志，执行既定方针，要把这批人分散发落到各地基层，不许重操旧业，人们感到前途渺茫。当时邓力群还没有“解放”，自身难保，却给中组部写了一封信，说培养一个党的理论干部不容易，希望能继续发挥这些人的专长，《红旗》杂志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是他的责任。这封信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但在那个非常岁月，心里还牵挂着这个群体的生存去向，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一个领导者的担当和仗义。

在“五七干校”最后散伙的时候，邓力群已经被邓小平点名调去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更是想方设法帮助不少人介绍和安置工作，包括错误结论还没有平反的人。

当时我的工作分配也遇到过麻烦，1975年辗转得到消息，说要把我发落回原籍。老婆孩子都在北京，生活很难安排，心里非常焦急。后来被分配到一机部，在那里听周子健部长说，是邓力群通过张楠，求他接纳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的。张楠是周中学时代的同学，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的姐姐，担任过《红旗》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我去时她已经调走了，彼此并不认识。这件事邓力群一直没有和我说起过。我心存感激，但并没有道谢。直到邓的晚年，才同他说起周子健跟我说的话。他听了只是漫不经意地说：噢，是这么回事儿。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包括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姚依林、胡乔木任副秘书长，姚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力群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80年2月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办研究室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邓仍为主任。

组建中办研究室时，邓力群提出调我去。经过“文革”十年折腾，我心有余悸，想远离政治旋涡，专心致志于学问，表示不愿前往。邓力群颇为不悦。我虽有迟疑还是去了，被分在经济组。邓很大度，并没有因为我不愿应命而怪罪。

我到中办研究室后第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是参加邓力群主持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1979年3月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李先念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财经委成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考。当时中央刚开过理论工作务虚会，有人提出接着开经济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和邓力群研究认为，现在开这样的会，大家掌握的材料不够，要研究的问题也不很清楚。要在经济改革上提出切实的方案，使今后不走大的弯路，就要先集中力量搞调查研究，而且需要做理论工作的人和做实际工作的人结合起来去做。于是决定组织调查研究。

6月27日，姚依林和邓力群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会议部署其事。根据当时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分为四个组：第一组研究经济体制问题，张劲夫、房维中负责；第二组研究经济结构问题，马洪、孙友余负责；第三组研究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问题，汪道涵负责；第四组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组，于光远负责。这几个大的方面，是对那几年经济部门和理论界所提出的问题的概括。整个调查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张劲夫、马洪负责。财经委是决策机构，不设研究室和其他工作班子，具体组织和协调工作由中办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经济研究所，以及有关部委的研究机构。邓力群是中办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加之他勇于任事和敢于担当，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邓力群主持进行的。各组的调研方案和大的题目，都是在邓力群召集的组长碰头会上确定的，他也在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发表过一些意见。由于工作关系，我参加了所有的大会、各组负责人的碰头会和一些专门性的会议，知道这次调研活动的过程。

调研工作进展顺利。7月19日李先念和薄一波参加大会听取汇报，各组已制定出工作方案，确定要调查研究的重大课题，有的还提出初步改革设想。李先念和薄一波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还生动地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事情。李先念说：这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研究，提供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参考，我们寄予很大希望。薄一波说：这样把从事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关于经济改革、经济结构和引进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在党的历史上是个创举。

8月8日，邓力群在全国工资物价会议上介绍调查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经济研究工作一定要向前看，面对今天，面向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到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企业是基础，从长远考虑，应该是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经济工作主要由经济组织管，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税收，管计划，管政策法令，主要用经济杠杆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发展。还主张财政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在分清事权的基础上分财权。这些见解，在当时都是很前沿的。8月24日他在调查研究的组长碰头会上也比较系统地讲过。

邓力群要中办研究室经济组创办内部刊物《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作为交流的平台。刊登的稿件，主要是各组的调查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还选登一些供研究参考的综合性资料，以及国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和分析。分送对象是各调查组成员，以及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邓力群工作很放手，从不审查稿件，经济组定了就发。当时经济方面综合性的交流沟通的刊物很少，这份研究资料对于人们了解国内外情况和推进实际工作起了积极

作用。

1980年3月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5月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财经委领导的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自然终止。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其规模之大，动员之广，参加部门和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党的重视调查研究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通过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建议。后来许多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由此开启的。像经济结构之类不少过去比较生疏的概念，也是从此得到普及的。在这次调查研究活动中，邓力群表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才干和号召力。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配合经济调整和改革，邓力群组织陈云著作的编辑出版。首先是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1980年），接着又编了《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1982年）和三卷本的《陈云文选》。这项工作在1979年上半年就着手了，当时负责编辑中央领导同志著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没有成立，一开始就是由中办研究室承担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我参与了编书工作，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内部发行和公开发行，都是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书前都有说明。陈云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就主张有市场调节，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长期被指为“右倾”。“文革”结束后，陈云率先比较系统地批评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提出经济调整和改革的主张。邓力群1979年3月初传达过陈云刚写成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这份后来广为流传的提纲更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高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由此提出改革主张。党的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就是采纳陈云的主张。当时编辑出版陈云著作，是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的。《陈云文选》出版的时候，在部署报刊宣传的会议上，邓力群明确要求，“宣传规格要略低于邓选”。邓力群逝世后新华社播发的生平里，把组织选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和组织选编《陈云文选》，都列为他领导宣传工作的业绩，是合乎事实的公正评价。

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党内发行的时候，邓力群应邀在中央党校作过报告。讲稿是研究室经济组组长有林根据邓力群的意见准备的，我也帮着做了一点工作。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于1981年3月27日致信邓力群，希望能稍作精简，在《经济研究》全文发表。邓不同意，批示：“请有林、梦奎同志阅处，可署你们两个人的名字或笔名。”我们哪能掠人之美，没有同意。后来这篇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六

中办研究室以及稍后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项重要职责，是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我是到中办研究室工作后，逐步进入文件写作班子的。

我参加的第一个文件，是1980年2月起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邓力群口述意思，由我整理而成的。文件不长，但我后来听说，中央核心层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对健全领导和决策体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我对内情并不清楚，又不便多问。邓力群没有详细交代，大概有些事情也不便多说。他只是说，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时刘少奇让他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他并不知道内情，就照毛主席著作和联共（布）党史上关于党的团结的说法写出初稿交卷，后来由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这大概是经验之谈吧。

1981年11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是邓力群主持起草的。这是赵任总理后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各方面都很关注。邓力群下了很大功夫，组织人用流水作业的办法搞了好几稿，中间找我去和他一起读改过两遍，边读边改，需要补充什么材料就随时查找或者打电话向有关部门查询。邓力群说，要把这几年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定，把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讲的意见，还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所讲的好的意见，都概括归纳整理进去。报告稿体现了这个要求。报告提出“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为此提出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对实际经济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1983年我担任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后，多次列席旁听国务院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也列席旁听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邓力群两次要我到中宣部传达赵紫阳在会议上讲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邓当时兼任中宣部部长。

七

1982年10月，中宣部研究室写了一篇论共产主义劳动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拟在部里的一份内部刊物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前需要作的六种扣除，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征求意见稿传到了我的手里，我提了不同意见，未被采纳，说是文稿已报邓力群并未提出异议。我11月5日给邓力群写了一封长信，详细申述我的反对意见，并附上我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产品不能全部分配，必须作各种扣除的论述》，作为佐证。邓在我的信上批道：“印发各组各两份。”让大家都知道有反对的意见。邓力群经常强调，在中央决定之前要充分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中央一旦作出决定就要坚决执行。

更早还有一件事。1980年10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文章，主张改现行的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因为长期批判高岗搞“一长制”，而厂长负责制类似“一长制”，所以人们对实行厂长负责制顾虑很多。我用比较大的篇幅考察了“一长制”的来龙去脉：“一长制”是列宁的主张而不是修正主义；在中国是华北地区而不是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率先推行“一长制”；在1953年批判高岗之后中央仍有主张“一长制”的文件下发。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比较敏感，不仅和现行的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相矛盾，而且容易引起关于高岗问题的联想。我送邓力群审阅，他看后把我叫去，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马洪同志和研究室工作关系比较多，文章拿到外面发表吧。我明白，马洪被批判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当时还没有完全平反。这篇文章先是在内部发行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刊出，1981年1月在《经济研究》公开发表，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我在一机部的一位研究企业管理的同事，惊讶不解地问我：在邓力群手下，怎么允许写这样的文章？其实，早在1979年的经济问题调查活动中，邓力群就是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还说企业改革应该允许标新立异。

八

邓力群根据邓小平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组织编选一套马列著作专题文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一本，还有一本《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带有导论性质。四本共130多万字。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和选编，《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周恩来选集》和《刘少奇选集》，已先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一直有售，缺的是马列著作。马列著作卷帙浩繁，一般人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读，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编辑出版新的马列著作选读本是必要的。从1985年12月开始，邓力群主持召开十多次座谈会，约请近百名理论工作者，讨论理论教育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以及这套专题文集编选的原则、内容和体例。编选工作是邓力群要中宣部组织的，总共有七八十名专家参加。1986年7月编成初选本后，又约请刘国光、苏星、江流、邢贲思、卢之超、王梦奎、沈冲、崔自铎、吴丞雄、张式谷、余学本、李宗正、张云声、赵光武、陈筠泉、顾锦屏、田光、王锡君等19人，集中在玉泉山，用一个月时间审议和修订。我没有参加初选，但编书开始时参加过邓力群召开的座谈会。审议工作结束时，8月23日邓力群讲了一次话，回顾编书的经过，澄清一些关于理论学习问题的误解和传言。

这套马列著作专题文集注重现实性、完整性和简明性的统一，还是比较适合干部学习需要的，但出版后反响冷落，并没有发生预想的效果。邓力群对此颇多感慨和惋惜。

九

1987年党的十三大之后，邓力群退出政治舞台，虽然偶尔还做点事，对他来说已经是高峰过后的余响。有两件事是我参与的。

第一件事，是起草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职的决定。

1989年9月18日，邓力群找我去，说邓小平要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转达邓的意见，要胡乔木和他起草邓小平的辞职信和中央的决定。辞职信由胡乔木起草，要我帮他起草中央关于同意辞职的决定。邓力群就邓小平的生平业绩和文件写法，讲了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意见。他说：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有许多特点，要突出抓住这些特点，写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个概括，把国内外的基本政策写清楚，讲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文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按本来的面貌，把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如实地写清楚；不是用文学的语言，而是用历史学家的语言。要求9月27日之前写出初稿。

我按照邓力群的意见写出初稿，再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改，翻来覆去前后写了五稿，成稿共2500字左右。我代胡乔木和邓力群草拟了致杨尚昆并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信，只有这样几句话：“我们受命代拟了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以及党中央同意接受小平同志辞职的决定。我们根据小平同志谈话的精神，力图写成既能为小平同志接受，又能为中央接受的文件初稿。不知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现送上，请予审阅。”

9月30日，中办秘书局把决定稿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以及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王瑞林。之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要求进行修改，变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2600字左右，第二方案4000字左右。不同之处在于，第二方案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和方针政策，概括为11条，每条写一小段。邓力群带我到南长街胡乔木寓所一起修改过一次，胡在两个方案稿上都有修改，文字虽不多，但思虑缜密，表达更为准确，真不愧是精于此道的高手。10月11日，中办秘书局将两个方案稿同时印发，分送对象除上述诸人外，增加万里。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是在上述2600字左右稿子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二方案部分内容，修改补充而成的。

我事后揣测，邓力群要我帮忙起草这份文件，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又经常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对经济情况和中央精神比较了解。

第二件事，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审读。

邓力群重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持编辑出版多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后来又积极推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这是邓力群晚年全神贯注的事业，寄托着他的愿望和理念。书稿撰写几经艰难曲折，终告成功，应了“有志者事竟成”的老话。

在书稿送审的同时，根据邓力群的意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约请张海鹏、步平、杨胜群、逄先知、金冲及、卫建林、王梦奎、刘华秋、李际均、萧裕声、沙健孙、朱新均12人审读。2011年3月31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召集审读专家会议，邓力群坐着轮椅来了，和每个人握手寒暄。他双目失明，听力也很微弱，仍端坐着讲了十多分钟话。开场白是，“我已经成为残疾人联合会的会员了，几年前开始听力不行，视力不行，所以请李力安和有林同志回来主持国史稿的修改。”接着脉络清晰地讲述了书稿送审的详细经过，说：“第一次已经审查通过，相信经过专家审改后的稿子一定能通过，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党员、团员和所有识字的人，愿意看到国家历史的人，有一部历史书。”他再三对大家审读书稿表示感谢。邓力群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和组织者，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会议讲话。虽然已经是96岁高龄，仍然像往常那样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声音洪亮，有节奏感，而且语带感情，不失平生风度。我接触过的思想理论界几个大人物，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都是文章高手，但拙于演讲，缺乏行政组织能力。邓力群文章不敌陈与二胡，但演讲口才和行政组织能力绝非陈与二胡所可比拟。所以，陈伯达主编《红旗》杂志要他当常务副总编辑，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要他当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这部150多万字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终于能够出版，是邓力群得到安慰的事。邓力群同编写组做过很多次谈话，后来编入他的七卷本《国史讲谈录》，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但书稿只写到1984年，原计划写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的愿望未能实现，使他感到遗憾。

这之后邓力群接连遭遇不幸。先是丧妻，后是丧子，孤独凄凉，可想而知。2012年7月以后一直住在医院，病情时好时坏。我起初到医院探望，他思维还很清楚，关切地问我近来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还非常无奈地念叨着自己只能吃饭不能工作了，显得很焦急。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仍然乐观而坚强，直到2015年初去世。

十

这篇散漫文字，说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留在记忆中的一些陈年旧事。行文至此，意犹未尽，还有些零星想法，想顺便说说。余言赘语，姑记于此。

邓力群曾经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奔走呼号，冲锋陷阵的人物。远的且不说，看他1975年大力宣传邓小平的主张，主持撰写针对“四人帮”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在“批邓”风浪中被作为“右倾翻案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受到全国性的猛烈批判而临危不惧，勇于承担责任，表现的硬骨头精神；看他在“文革”结束后积极鼓动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那是何其壮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力群积极拥戴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胡乔木一起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新时期最早的政策研究机构中办研究室，支持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他参与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持起草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那个时期中央许多重要文件，对于尔后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邓力群备受争议，有着复杂的原因。这也给历史研究留下了空间。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力群在改革前夕和改革初期所作的理论上的说明，大体上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从中国以往的实践经验里，逻辑地得出来的。这种理论上的努力，是适应当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的。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实在是太迅速太剧烈了，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一个目标紧接着下一个新的目标，昨天全新的东西今天可能会成为旧的，原先的一些领跑者跑得慢了也可能落伍。邓力群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77年就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79年发表《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对于党的十二大确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方略，更是倡导和宣传不遗余力。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所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他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思想准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必然选择。市场机制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激活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促成了高速增长，同时也伴生着新的矛盾和问题。邓力群察觉到了这些矛盾和问题而感到焦虑，这一直困扰着他的晚年。

我们党一向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理论先行，用理论动员和引导群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须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随时调整政策，并对此作出理论说明，但以往讲的那些道理往往难以完全解释当前的社会经济变革；而新的理论还需要根据实践经验，不断加以提炼概括，才能臻于完善和成熟。这就使得在过渡阶段像邓力群这样担负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的人，有时不免面临特殊的困难，毕竟在策略口号和工作方式上随机应变并不容易。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得风气之先，特别敏感，此道中人又多擅长笔墨，更使得关于邓力群的形形色色的文字，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个特定时期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处境。

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人事关系的影响。邓力群鼎盛时正是领导体制转变、权力交替和新老交接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同时肩负中央政策研究、文件起草和理论宣传工作领导责任的人，他处在色彩不尽相同的策略主张和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交错之中，妥善处置无疑需要高超娴熟的协调能力，包括必要的折中和妥协，而这并非其所长。邓力群性格倔强执着，邓小平说他是“湖南的骡子”。这种性格对于革命家无疑是很宝贵的。他的成就和贡献，乃至人们对他的怀念，恐怕都和他倔强执着的性格和信念的坚守有关。但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对一个领导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因时因事而异。何况，邓力群虽然身居高位，终究还是参谋和助手的角色，不善通融权变，并不总能适应复杂的局面。

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事不亲身经历是不容易真切理解的。误解、曲解和由此构成的传言，往往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社会大转折而信息交流又不充分的环境中尤其如此。这也是邓力群常被迷雾笼罩的原因。追溯以往，邓力群所遭逢的矛盾纠结，和“文革”中的矛盾纠结，乃至更早之前几十年来的瓜葛，也有些关系。好在邓力群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使深入的研究者能够听到当事人的陈述。

社会变革和活跃于其中的人物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现实场景下人们的观察，往往容易遮蔽全貌而定格在某个特定时点的某个侧面，贴上“左”的或者“右”的标签，简单化为一种脸谱，像戏剧舞台上的红脸和白脸。这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在历史和现实人物评论中常有的现象。从邓力群退出政治舞台到现在，转眼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事代谢，时代变迁，在信息传播空前便捷、社会愈益开放和思想不断解放的今天，人们正在稍远历史距离也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邓力群。邓力群以百岁高龄辞世，党和国家对他的生平业绩给予很高评价，备极哀荣。他九泉有知，应该感到欣慰。（编辑 黄艳）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