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耀+王保春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痛斥江青

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endprint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找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揍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善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江青说：陈伯达比毛泽东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色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色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全对。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陈伯达自己就住在了钓鱼台十五号搂。同时住在十五楼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关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钓鱼台原来接待外宾的习惯规定，住在哪个楼，吃饭也就在哪个楼里。陈伯达住的楼里有3名厨师，特级厨师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另外两位给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做饭。这是当时按接待外宾的做法，还未改变。江青可能将这3名厨师和陈伯达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厨师算在一起，陈伯达就有4名厨师。

陈伯达对此极为在意，提出不要厨师，说原来就没有厨师，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打饭回来吃。后来钓鱼台改为各楼就给首长一人做饭，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十七楼去吃饭，十五楼就留下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陈伯达心里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说饭菜不好吃，味道像饭馆的菜饭，说是说还吃些。其实他并非对宋师傅本人有意见。宋师傅看到陈伯达常剩下饭菜，知道他对饭菜有意见，便当面征求陈伯达的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陈伯达对宋师傅说，你做饭的技术很好，很辛苦，表扬了一番。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吃不惯这样好的饭菜，喜欢吃普通的饭菜。宋师傅也向我们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很诚恳地想改进工作，其结果还是一样，做好的饭菜，陈伯达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时，陈伯达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陈伯达平时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宋师傅每次做好香喷喷的饭菜送上去，鱼、虾原封不动端下来，倒了浪费，别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热一下再送上去。但陈伯达还是未动，照旧端下来。我们每次都劝，陈伯达就一句话：饭馆子味，不想吃。急得这位钓鱼台名厨宋师傅都要哭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长此下去怕影响陈伯达的健康，这可是大事。可能宋师傅也向钓鱼台的领导汇报过，觉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实，陈伯达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厨师，和江青斗气。

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嗉子，将鸡嗉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面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endprint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们给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惶惶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endprint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这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在碰头会上，有人说可以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陈伯达反对说：“毛主席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篇都经过他本人审改过，不能叫编辑委员会，我们只做了些具体的出版工作，要说只能是一个出版委员会。”会上按文章内容分了几部分，陈伯达一部分，周总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们记得总理那部分是有关经济建设和财政方面的文章。

陈伯达这边的人来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说康生那边人手不够，要从政研室调过几个去。在未调去之前，陈伯达给政研室的同志开了个会。会上在研究如何进行工作时，大家认为，为了全书文章体例的衔接，调到康生那边去的人，应该经常回来说说情况。但又觉得这样不大好，怕会引起康生等人误解。怎么沟通，想不出办法来。在大家作难时，王保春建议，调过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过党组织生活，这样可以顺便谈一下情况，不就解决了嘛。陈伯达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大家也都认为这样好。后来，在陈伯达倒台后，中央专案组审查王保春时，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点子多得很，陈伯达都很赏识你。”

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启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1年后就去世了。

（选自《百年潮》2008年第1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