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悦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在短短四个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侵略罪行，欺骗世界舆论，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利用画报、写真帖、专刊、特刊、纪念号等多种出版物的形式，大肆宣扬所谓侵略事件的“真相”，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在这些史料中，大量充斥着对九一八事变史实的丑恶歪曲。这些充斥着强盗逻辑的图文史料，曾用于日本侵略者炫耀其“赫赫战功”的资本，也成为日本侵华的确凿铁证。

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

而非中国军队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秘密带领松冈军曹等几名日军士兵，来到位于沈阳北郊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夜10时20分左右，河本末守等人按照事先的计划，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包安放在东侧单轨两根路轨的接口处，并将铁路一侧的路轨炸毁。随后，日本人又制造假现场，在被炸现场放置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无辜百姓的尸体，把这次爆炸事件嫁祸给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

在日本史料中，日本侵略者竟然使用“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将制造此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军队。

《新版满洲事变的真相》是于1931年（昭和六年）12月30日发行的日本史料，由大正写真工艺所印刷。此书的引言以“楚楚可怜”的姿态，“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日本在“中日问题”中受到的莫大“屈辱”。引言这样写道：

主张正义的日本帝国呀！他一直在暗自流泪并且一再地隐忍。他非常重视在国际上的信义，有着只要平安无事便好的消极态度和想法，自己的苦难自己来忍受，为世界和平而贡献着。

但是，贪得无厌的支那人不但不悔改还变本加厉，终于在9月18日晚上10点半，直接导致了奉天郊外柳条沟铁路爆炸事件。我们的铁路守卫军发起了战斗并且将其击退，但这只是铁路守卫军本来的职责而已。而且贤明的日本皇军在同一时刻占据了各处要点，防止了这一事件的继续扩大。

我军此次的行动只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完全属于正当的防卫手段，却未能阻止不幸灾难的发生。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军已牺牲了莫大的尊严。

很明显，文中所述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其夸张煽情的写法，也许会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被日军所谓“冒着生命危险”的“正义的姿态”感激涕零，甚至肃然起敬，而这正是这本书企图达到的目的。此引言不仅将日军的侵略行动谎称为“为世界和平”的“正当的防卫手段”，还使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摇身一变，实现了由侵略者到“自卫者”的改头换面。同时，引言还不忘把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军民诬称为“贪得无厌的支那人”，以此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更为荒诞的是，这种完全歪曲事实的谬论居然还被作者大言不惭地称之为“真相”。

在此书的一幅图片中，有两顶帽子、一支步枪和一堆铁路枕木的残骸，旁边的注解写道：“铁路、枕木及中国军人的帽子和步枪，在他们自爆铁路后，被射击于此地。”

另一本日本史料《满洲事变》，是由大阪出版社于1931年（昭和六年）9月25日发行的。这本书发行之际，距离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还不到十天。

在自序部分，此书作者岛屋政一写道：“支那的正规兵枪杀了我国中村大尉的事件发生后，我国国民极度愤慨，呼吁当局用最强硬的态度应对此次事件。当局对于此事件尽了最大的力度来解决，然而支那方则对此事件左右不一，拖延时间。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我国国民，舆论导向也变得更加激烈。在这个特殊时刻，9月18日的夜晚，支那的暴徒突然破坏了南满铁路，我们守卫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对方向我守卫兵发炮，从而引起我军的应战，随之演变成大规模冲突，成为日支战争的开端。针对支那方的增兵，我国也把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转移至满洲，且在各地的战役中连战连胜。”这篇自序依然延续了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了中国军队。

《北大营附近支那兵铁道爆破攻击行动并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战斗经过要图》是由关东军参谋部编辑，奉天浪速通二五南满印刷社印刷的日本史料。在这份地图中，标注了一处柳条湖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并标明爆破时间是夜10时许。同时，在这一处还用红笔标注了“爆破铁路是支那兵所为（爆炸现场三具尸体为第七旅步兵第621团士兵高文亭等人，支那兵尸体的位置）”。在“爆破点”附近，用蓝笔标注着“河本中尉指挥巡察兵（所属虎石台中队）”。这份地图仍然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了中国军队，谎称日军河本末守等人只是巡视铁路而已。

事实上，对于戒备森严的柳条湖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一直遵令不予进入。1931年9月24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王正廷的电文中提道：“平日日军对于南满路保护綦严，凡有桥梁之处，莫不有日兵把守巡逻，日夜不懈。华人之行经此处者，虽便服亦受监视。至于军人，则盘查尤严，否则不许通行。华人便视此为畏途，此有已往事实可查。在此种严厉状况之下，我军何得轻至南满路。且我军对于日军向来极力避免冲突，讵有破坏桥梁之事。至于日方宣传种种，皆系一面之词。且自沈阳被日军占据以后，所有官署公文印信，以及一切军政两方重要人员物品，均在日人掌握中，自可随意造作任何证据，我方不能负责；其他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容查知其详，故不能以确数说明。近据报称，日军极力搜查我人民军警尸体，悉数焚化，以图消灭证据。”

事件发生后，一些赶往现场的外国记者都发现了日军伪造柳条湖事件现场的端倪。就连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也看出了关东军企图嫁祸于人的破绽。他在9月19日上午发给币原外务大臣的密电中提道：“另据满铁木村理事内线告知，外传为中国方面所破坏之满铁铁道路段，满铁当局曾派员工前往修复，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据此可以推想，此次事件纯属日本军方的计划行为。”

对于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其回忆录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毁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了。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正如花谷正所述，由于事先让工兵做了技术方面的测算，这次爆破只炸断了一小段单线铁轨。关于柳条湖事件的铁路爆破情况，据“满铁”铁道部的《满洲事变记录》记载：“被炸处位于以大连为起点404公里440米，上行列车方向左侧铁轨接头处，从北大营西道口向南一公里50米地点。只造成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为中心，向长春方切断长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联结处前后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外侧部分，几乎被炸飞散。其他无

异常。”

据记载，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自长春开来的第14次快车就途经这里，并准时于10时30分抵达奉天站。这一切并非机缘巧合，而是关东军精心的设计所致。日本视南满铁路为“生命线”，他们谋划的这次事件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让南满铁路的交通瘫痪，妨碍日军进攻北大营。正如川岛正大佐所说：“假如那时列车被颠覆，从铁路警备任务上说，就要首先抢救负伤者，那样，就失去了攻击北大营的机会。”

由此可见，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其目的是要以此为契机，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将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正如曾经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交代：“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

日军突袭北大营，东北军未进行有组织抵抗

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设在守备队营区内的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即开始炮轰北大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也向北大营发起突袭。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的一支劲旅，总兵力7000余人。全旅官兵军纪森严，轻重武器配备比较精良，文化素质较高，战斗力强。但是，由于受到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普遍情绪低落、斗志消沉。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北大营竟然群龙无首。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进城未归，不在营中。第七旅代署军务的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很快攻入北大营，第七旅官兵被迫向东撤退。尽管当晚第七旅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率领部下进行了自卫抵抗，但这种抵抗毕竟只是少数官兵无准备和无组织的抵抗，终难挽回北大营陷落的悲惨命运。

然而，在日本史料中，日本侵略者竟然掩盖其当晚突袭北大营的侵略行动，谎称东北军率先对日军采取进攻。

在日本史料《北大营附近支那兵铁道爆破攻击行动并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战斗经过要图》附录的“北大营附近日支两军冲突的概要”一文中，这样写道：

9月18日夜事变发生时，虎石台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正在文官屯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中队的河本中尉根据队中教育规定，监察6名巡查兵的行动，并沿线路往南行进。晚10时许，在到达北大营南约六七百米左右的炼瓦烧场附近时，突然听到了后方的非常大的爆炸声。在听到爆炸声后马上向北前进，见到了数名支那兵炸毁了铁路，向北大营方向行进，随即向支那兵射击。追击中，双方在离爆炸地点二三百米的高粱田内发生了交火。他们将情况急报给第三中队长后，进行了勇敢的对抗。

独立守备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从第三中队长那里得到支那军正在企图攻击的报告后，认定已经开启了战争。为了我国军民和国威保全起见，决定立即展开攻击。大队本部和第一、第四中队于晚11时40分搭乘列车，并于晚11点50分在柳条沟下车，行进到北大营。随后，与已经占领西北角的第三中队会合，展开攻击。在抚顺的第二中队也得到大队长的命令，在凌晨3点30分到达北大营西南角，共同消灭了余下的残敌。

各中队通过战斗，排除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在午前5点30分左右占领了北大营全部地区。在此战中，我军战死者为2名，负伤者为22人。我军埋葬的敌军尸体有320多具，敌军战死者数应该在400名左右。

本场战斗胜利的原因，归功于平时精到的训练，充实的精神要素，及在事变突发时，我军各将领对形势的正确判断，精确迅速的攻击以及官兵们的奋战。

这篇所谓“北大营附近日支两军冲突的概要”，与日本侵略者一贯的荒谬口径完全一致。这种日本侵略者炮制的谎言范本，一旦被伪装成事实真相，便反复地出现在其鼓噪侵华的各类媒体中，以此误导国内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和舆论。

九一八事变是日军的侵略行动，

而非“保障”“防护”行为

就在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突袭北大营之时，9月19日0时40分左右，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也按照计划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日本关东军兵分三路攻占沈阳，由于不抵抗政策，侵略日军基本未遭到抵抗。至19日晨6时30分，一夜之间沈阳内城完全被日军占领。侵占了沈阳内城的日军又增兵援将，乘势占据沈阳城郊的重要军事重地。

日军侵占沈阳，给沈阳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没有来得及转移，东北当局的官方财产被日军抢走了17亿银元以上。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曾经繁华安宁的沈阳，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变成了一个令人惊心骇目的人间地狱。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大批沈阳难民，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关内。

在日本史料的记载中，却频频出现所谓日军“保障”“防护”的字眼。在《新版满洲事变的真相》中的“占领之后的奉天城内”部分，有一幅日军侵占辽宁省财政厅的图片。画面上有一堵废墟之上的残破墙体，旁边站着两名手持步枪的日本士兵。其注解写道：“日军部队保障占据后的奉天省财政厅的后身。”编者竟然大言不惭地将日军侵占辽宁省财政厅的侵略行动，谎称为“保障财产”。

《满洲事变写真帖》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31年（昭和六年）9月28日印刷，1931年（昭和六年）10月1日首次发行的。同年10月5日，此书二版发行，10月10日三版发行，10月15日四版发行，10月20日五版发行，11月6日六版发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这本书在短短几天内多次再版，并严格限制版权，足见当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满铁”企图迅速扩大该书的社会影响，以及日军企图加速侵华的急躁心态。

在这本史料中，包含大量日军攻入沈阳等地的照片，照片注解采用了“皇军”“壮观”等褒扬的字眼，暴露出“满铁”对侵华日军所谓“赫赫战功”极为赞赏和炫耀的心态；在记录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号大金库的图片注解中，仍大言不惭地采用了“防护占领”一词，把侵略者的掠夺行为粉饰为“保护财产”的

“义举”。

在大阪出版社发行的《满洲事变》一书中，这样记载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和兵工厂等地的情况：“我军在19日午前完全保障占领了奉天城内及附近一带。同日午后，我国宪兵司令部迁移到城内开始维持治安。”

日本史料难掩“真相”背后的真相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批日本史料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贼喊捉贼，大肆歪曲九一八事变真相的罪行，也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妄图误导国际社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和看法。然而，谎言说得再动听也无法改变其虚伪的本质。历史的真相势必会以它最为磊落的方式，真实、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编辑 叶松）

（作者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