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耀 王保春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文/王文耀 王保春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左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

主持人/纯朴 记忆邮箱：yuminjie611@163.com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力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

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借江青每晚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

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17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本文两位作者时任陈伯达秘书——编者）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正和陈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11楼”（江青）知道了。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之后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就这样，陈伯达在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忙地搬到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后的一天，陈伯达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兴致正浓地拍照。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将此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听叶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办公室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取回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很平和地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陈伯达离开毛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谈，而是驱车带陈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启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不久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