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莉

摘 要：自IBM公司提出“智慧星球”计划，并将其在城市建设和教育领域推广以来，韩国教育部积极吸纳其先进理念，开始实施“智慧教育”计划。“智慧教育”是在21世纪，教育对象从“数字移民”发展为“数字土著”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学习环境要素及其要素间关系进行“数字智慧”式的重塑，挖掘管理者、教学者和学习者自主式思考、教学与互动的能力，进而通过教育领域的公私部门产学研合作，推动知识协同体创新，提升管理成熟度。将智慧学习的方法论融入教育本体论和认识论，可以推动教学主客体从被动向主动的身份和观念转换，推动教育实践向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方向发展。

关键词：韩国；智慧教育；协同创新；知识管理；大成智慧学

21世纪，教育变革已成为全球潮流。教育不仅是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工作，还是影响社会运行的重要因素。以教育本体论、教育认识论和教育方法论构成的教育体系观念及其实施质量与效果，不仅关系到教育施动者的绩效水平，也关系到教育受动者能否与施动者达成默契、实现配合，从而推动教育变革的顺利开展。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施动者是教师、受动者是学生，新的教育体系则借助数字技术、网络传媒和云计算工具，将师生互动形成的创造性认知动态地融入教育体系，从而影响学校教育机制和国家教育体制。这一轮学习环境创新浪潮被称为“智慧教育”。

韩国“智慧教育”计划成效显著。2009年，第四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全球65个国家或地区展开评估，数字阅读素养被作为评价新世纪公民学习能力的关键指标。其中，19个国家或地区接受了数字阅读素养测评（DRA），韩国15岁学生以568分的优异成绩荣居数字阅读素养榜首，比平均分高出69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学生并列亚军（537分），日本学生名列第三（519分）。该结果既是对1996年以来韩国教育部加强校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相关政策的肯定①，也表明该年龄段的学生在数字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潜力出众[1]。为巩固此前取得的成果，韩国教育部于2011年公布了《通往人才大国之路：推进智慧教育战略实施计划》[2]，旨在将信息通信技术（ICT）纳入教育信息化改革，以数字教科书革新课堂教学，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培养21世纪引领国际社会、具有创造力和有个性的全球化人才。② [3]

韩国提倡的“智慧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在于教育环境的开放、教学内容的开源和师生的自主互动。正如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和智能手机（smart phone）的差别一样，“智慧教育”计划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信息化工具带来的教育环境变化，改变教育主客体的互动方式。然而，单是借助信息技术这一媒介或工具就能带来教育模式从被动应试向素质培养的转变吗？单是采取数字化教材、在线课堂、硬件升级等举措，就能推动韩国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进程吗？本文将从“智慧教育”的理念及其带来的教育实践变化入手，分析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智慧教育”理念的由来与内涵

最早倡导“智慧教育”概念的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2008年，IBM董事局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uel J. Palmisano）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他指出，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正在逐渐重合，晶体管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人类互动产生的庞大信息史无前例，超快的计算速度与“云计算”模型相结合，以低廉的价格将海量数据转变为使行动、系统、过程和设施更高效、多产、敏锐的信息，世界正变得日益智能化。[4]

2009年，IBM公司又提出了“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概念，指出在数字时代，教育对于各类共同体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未来的知识工作者将在一个由协同合作者组成、拥有无限信息和数据资源的网络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教育应当使每个公民都拥有为实现未来世界繁荣和兴盛所需的技能[5]。教育系统必须在适应技术、商业、政治和人口变革的同时，保证其所服务的对象能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由技术浸入（Technology Immersion）、个性学习（Personal Learning Path）、知识技能（Knowledge Skills）、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和经济协作（Economic Alignment）五位一体构成的“教育连续体”（educational continuum）正在形成（见图1）。

如图1所示，“教育连续体”由个体学习和教育体系两个连续体构成，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逐步推广三个“I”：各行业多元行为体交互参与进程的互联互通（interconnected）、标准统一的量化评估（instrumented）、对大量教育信息数据的智能分析（intelligent）。个体学习旨在提升劳动者技能（Workforce Skills），教育体系则面向经济可持续发展（Economic Sustainability）。通过各领域协同实现的“教育连续体”将进一步模糊传统的学术、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界限，创立一种将传承学问、增长技能和员工培训合而为一的视角，从而为实现国家目标构建更为智能的方式。

由此可见，“智慧教育”是在全球创新浪潮到来之际，面对大多数国家的学校教育仍停留在工业时代“教学工厂”的状况，应对新型人才培养紧迫需求的教育策略。智慧教育的实施载体是“智慧学校”，其具有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 Centered）、多层次学习（Multi-level Learning）、无所不在（Anytime Anywhere）、资源获取（Resource Available）和技术嵌入（Technology Integrated）五方面特征（见图2）。由“智慧课堂”“智慧教师”“智慧教室”“智慧学校”“智慧学区”组成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学区“教育云”、学校“教育云”和班级智能教室三个层次间的信息自动分流和整合，形成属于学区的教学网络系统，发展有效能、可复制、会扩散的创新教学模式，创造教育的无限可能。[7]

二、“智慧教育”带来的教育观变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慧教育”看起来是一种学习媒介或工具的变革，其投入却是在为一种更成体系的新教育观奠定基础。以下从这种新教育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分析。

在本体论上，关于“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传统教育观认为教育是教师教授学生知识的单向传播过程，智慧教育观则认为教育是师生互动的知识双向传播过程。也就是说，将原有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这种由施动者向受动者单向传播的简单学习过程，转变为施动者和受动者共同创新、成长、进步的教学相长的复杂学习过程。教育成为由参与其中的多元利益相关方互动创新的网络化、透明化、共享式进程。

在认识论上，善于“如何获取教育的真理”这个问题，传统教育以权威教师编写教材传承知识为主要方式，重点在于让学习者“知其然”，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互动的过程多会涉及“所以然”，即现象背后的规律、原理，甚至理论，而“智慧教育”强调的则是对“知识是如何被获得的”进行方法探源，通过学习者亲身实践，对现实生活中所需的知识进行自主挖掘和探索。教育者需要准备的，并不是可以回答学生所有问题的知识，而是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任何问题答案的资源和环境。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我们如何思考》一书中所说的：“我们不推崇直接教育，而是通过环境间接影响学生。有目的地塑造环境和无目的地随遇而安，有本质的不同。”[9]

在方法论上，教育方法论回答的是“如何推动教育系统及其中的行为体进化”的问题。根据美国教育学家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taxonomy of learning），对于学习效果的评价有形成性（formative）和总结性（summative）两种。传统教育评估更重视总结性评价，而对于形成性评价重视不足。布卢姆将学习效果分为了解、领会、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10]，其中，通过掌握前五种学习能力而形成个人自成体系的评价标准，是学习效果提升的重要衡量指标。形成性评价不仅能够选拔少数优秀学生，而且可以通过向师生提供教学进程相关信息，发现个体学生的潜质，在教学过程中采取适当的修正措施，形成“自我纠正系统”或“自我适应系统”，这也是“智慧教育”的“智能”特征之所在。

三、韩国“智慧教育”实践与发展特色

“智慧教育”计划一经推出，便在韩国多所中小学试点推行，主要包括数字教材推广和在线课程共享两部分内容。

数字教材计划的推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2-2006年，主要进行数字教材的可行性研究；第二阶段为2007-2011年，此阶段有三个目标，一是开发数字教材，二是运营数字教材示范学校，三是进行影响力研究，搜集实证数据并分析总结；第三阶段为2013-2015年，2014年在中小学推广、2015年在高中推广，最终在100所公立学校的各个年级进行数字教材应用试点，以检测设计和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进而对纸质教材起到补充作用。因为数字教材多样、自主、及时、同步，所以能够较快实现地方教育部门、韩国教育与研究信息服务协会（KERIS）③和公私部门之间的数据更新与信息沟通。应用实践数据相关研究表明，采用数字教材之后，学生的课堂表现整体上有了改善，偏远地区学生成绩提升显著，后进生的进步也非常明显。[11]

在数字教材的基础上，在线课程与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地方教育部门通过建设具有云端计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如市级云端机房，为学校充分运用云计算系统奠定基础[12]。通过开源、参与和体验，学生可以通过在线课程选修名师的精品课程；远程教学能为处于弱势的学生，特别是有特殊需要、多元文化背景和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进教育民主化；在线课程可以使学生从密集的课堂教学中抽出时间，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智慧教育”计划具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创设国家教育资源和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进入21世纪和第六次创新浪潮之后[13]，人才培养不再是文化传承的单向任务，而是通过将人才培养相关行为体互动的学术氛围与互联互通的教育信息平台两种资源“一软一硬”相结合，使学生在多元协调的教育过程中思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培养独立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韩国教育资源和管理两个国家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涉及到由韩国教育部、地方教育厅、韩国教育与研究信息服务协会、民间出版公司、数字图书出版商、学校和企业构成的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见表1）。公私利益相关方因其自身需求参与“智慧教育”计划，以其所能提供公共或私有产品，打造韩国现代化智能“教学工厂”，从而缓解教育领域的“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现象。

两个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促使百所学校“一校一码”、全国师生“一人一号”的实现。教育管理和决策部门能够通过微观、真实的数据，全面准确地汇总全国教育大数据，形成教育管理数据“仪表盘”，作为教育管理、教学服务、课改教研、教育资源和安全管理的依据，通过云计算进行智能化教育分析，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

（二）实现资源开放，推行自适应的智能教学框架

“智慧教育”计划所推动的实际上是一种自适应教学框架：将传统的学校课程体系转变为教师、研究人员、教育管理人员、学生共同参与和互动交流的学习管理系统（LMS），将教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由历时和共时信息共同形成的系统化数据为教育管理研究人员研发的预测模型提供一手资料和案例，以学生自适应为主、教师干预为辅，共同为特定学生定制教学内容，并通过进一步观察学生表现的变化动态启动新一轮的数据流。每一次数据流循环的完成都会使教学内容和方法更贴近特定学生，也使教研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体现因材施教规律的预测模型进行不断修正和优化。

自适应教学框架来自2012年10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由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提交的题为《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提升教学水平：一个议题简述》的研究报告。与布卢姆提出的形成性评价相联，该报告从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的角度提出了自适应教学框架，尝试通过分析学生完成作业、参加考试和课外活动、论坛发帖等显性或隐性行为，发现学生具有个体差异的潜在习得特点，预测其未来学习行为和效果，进而因材施教。该系统由教学内容、学生学习数据、预测模型、仪表盘、自适应动力机制和教学干预动力机制6个要素构成（见图3）。

数据流动的走向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学生通过互动为教学内容输入信息；第二步，记录学生历史的电子档案，并以预先设定好的结构纳入学生学习数据库；第三步，从学生学习数据和学生信息系统中采集用于分析的数据，根据预测模型中的分析目标进行数据挖掘；第四步，分析结果先供自适应动力机制采用，从而向教学内容传递针对特定学生的指导和教学策略；第五步，在仪表盘中显示自适应动力机制的分析结果，通过各方反馈决定是否采用教学干预动力机制[16]。韩国忠清北道（Chungbuk）教育厅在清州市新成立了6所示范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各2所）。其中，作为开放型自律学校④成立于2011年的韩松（Hansol）高中就将作为“智慧教育”核心成效的自适应教学框架纳入学校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过程当中。此外，韩松高中的教师还将教学内容与社交网站（SAS）或博客相结合，学习小组通过在网上即时共享教学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或素材，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协作攻克研究难题，使学生既能进行思维训练，又能提高创新能力[17]，充分体现了“智慧教育”计划所倡导的提高学生自适应能力的目标。

（三）公私合作带动教育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韩国的“智慧教育”计划还将图书出版、文化交流、博物馆展览、IT产业和国有企业吸引进来，推动了官产学研媒通过构建公私合作关系，在提供教育资源与管理公共服务的同时，振兴各自所属行业，推进文化的可持续传承。

1.打造韩国国际文化出版创业园区

出版物是国家文化和民族教育的重要载体。韩国出版业的规模不大，无法直接与国外出版机构竞争，因此，韩国出版人联合起来，共同发展，通过形成规模效应降低印刷、发行和流通成本，避免出版行业内部恶性竞争，以竞争与合作提高协同效率。建成于1989年的坡州书城（Book City）就是在这一理念下创办的出版文化社区。在汇聚国内外出版商、印刷厂、图书馆、咖啡厅、书店、艺廊的同时，韩国政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将书城与文化艺术村、英语村、名品折扣购物中心及韩流坞（Hallyuwood）联合起来，形成了汇聚出版、艺术、影视、娱乐、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众文化特色产业。在实现了电信环境和物理空间的改进之后，坡州书城为“智慧教育”计划的数字出版物出版和营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

2.官产学研合作共建文化交流中心

教育的发展仅靠政府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三星企业及其他韩国财团的加入，为“智慧教育”计划提供了从资金到研发的重要动力。致力于公益目标的政府部门与具备创造力的私营部门通过契约进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种官产学研合作的模式需要动态灵活把握公私行为体之间的动态平衡。“智慧教育”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化人才，因此，校园并不是该战略的唯一主体，城市青少年文化交流中心也为人才的国际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旨在协助青少年接触与理解多元文化的明洞青少年文化交流中心（Myongdong Info Zone of Youth，MIZY）设立于2000年5月，由首尔市政府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韩国委员会运营，2012年 3月，经营法人转为大山慎镛虎先生创立的韩国大山文化财团。MIZY通过跨国电视会议和参与“泛大陆项目”（Pangaea Project），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使韩国青少年不出国就能与国外青年互动，并针对一些国际问题交流想法。此外，韩国的跨界协作还体现在主题博物馆和IT产业区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比如，韩国的金属印刷博物馆就将附近的小学纳入其研发的合作伙伴或教育对象，而数字媒体城（DMC）则将原来的巨型垃圾场变成了集广播、游戏、电影、动漫、音乐和网络教育为一体，注入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产业园区，成为一个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学研究数字园区。[19]

四、启示

知识的传播与现实的联结，有赖于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也需要跨学科、跨行业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换。韩国的“智慧教育”计划将教育相关行业纳入教育体系变革的进程，通过创建公私合作与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在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同时，为教育观念融入了多元性、能动性和互动性。教育及其相关行业中的多元利益相关方，分别成为能够为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带来积极变化的主体，变教育的静态、被动状态为动态、互动状态。

因此，韩国“智慧教育”计划将投入20亿美元（相当于2.23万亿韩元），表面上是促进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实质上是一个系统化的教育理念构建过程。正如协同创新的最初概念是始于通过电子邮件跟踪研究开发人员创新过程、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推动协同创新网络的管理一样⑤。在协同创新概念被传播开来之后，信息化技术层面有被弱化甚至忽略的趋势，但在推动协同创新进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使很多牵头学校自感推进乏力。回顾协同创新最初概念中使教育管理者通过数据分析发挥主动性以及通过可视化信息工具所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韩国“智慧教育”计划的实施步骤及预算策略或许可以为我们参考和借鉴。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二者缺一不可，必须两条腿走路，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更为准确地对教育发展动向做出客观判断，从而为教育公共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建议。

20世纪80年代，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提出“大成智慧”的教育理念[20]，指出教育工作的组织、计划和管理是一项可应用现代组织管理技术的系统工程，要掌握教育系统工程的技术，首先要回答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以及有什么规律。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简·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发生认知论（genetic epistemology）及以其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反对格式塔学派的“天赋论”，认为婴儿初生时大脑并没有成长起来，而是在生活中接受外界刺激后逐渐发育完善的，人的认识、道德和情感都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由主体通过自我调节不断建构而成的[21]。因此，不同的民族之间，先天智商的差别并不大，学习环境带来的认知建构对于儿童智力的提升更为重要。因此，能否塑造有创新学风的教学环境对于中国能否在全球“知识战”或“智力战”中取胜，具有决定作用。要赢得这场战役，社会科学家要参加，自然科学家也要参加，而且需要大力推进开放、分享、合作与协同，这一攻关结果将左右我国未来教育事业的变革方向。[22]

注释：

①1996年，韩国出台“教育信息化综合计划”，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2001年，韩国实现了校园网全覆盖，并使75%的学生能够在线学习（E-Learning）。2002年，开始推动数字教材。2007年，以20所中小学为试点，将五六年级课程，初一数学、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数学和英语教材开发为数字教材。

②本文借鉴新加坡“智慧国家2025”计划的译法，采用“智慧教育”而非“智能教育”，以强调人在数据共享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更为科学的决策；“智能”则侧重以智能机器取代人，弱化人的作用。

③全称为“Kore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1999年设立，是韩国教育部直属机构，主要职责为信息教育开发与支持，并致力于搭建教育部与16个教育厅、165个教育公共部门之间沟通与协调的桥梁。

④近年来，韩国学界认为以“平准化”为核心的公平教育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以升学为中心的国家基础教育框架导致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逐渐衰减，学习能力提高缓慢。自2007年以来，参考美国的特许学校、英国的研究型学校、日本的社区参与型学校和瑞典的自律型学校的成功经验，韩国政府提出了“开放型自律学校”的改革模型，即通过把人事权、财政预算执行权等办学自主权更多地转交给校长或民间团体，选定具有革新意志和经验的管理主体，通过集中试点示范，汇集各种政策职能，积累革新成果和经验，克服公立学校的共同缺陷，加快教育革新步伐。

⑤协同创新网络（COINs）是由众多来自同一组织不同部门或多个组织、拥有共同愿景和自我激励精神的个体，在互联网支持下共同致力于某一新理念的创作团队。

参考文献：

[1]Ju-Ho Lee， Korea’s Choice： “Smart Education”[OB/OL]. https：//community.oecd.org/community/educationtoday/blog/2011/07/26/korea-s-choice-smart-education， 2015-08-22.

[2]李洲浩.通向人才大国之路：智能教育推进战略（草案）[R].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2011.

[3]王天乐，施晓慧.《“智能城市”目标提前实现，打造让人更具能动性的升级版——新加坡推出“智慧国家2025”计划》[EB/OL].http：//gs.people.com.cn/cpc/n/2014/0819/c345040-22033567.html，2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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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ngwon SEO. SMART Education in Korea： Digital Textbook Initiative[OB/OL].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images/wsis/WSIS_Forum_2012/55515-SmartEducationInKorea.pdf， 2015-08-15.

[13]James Bradfield Moody， Bianca Nogrady. The Sixth Wave： How to Succeed in a Resource-Limited World[M]. Sydney： Vintage Books， 2010： 1-10.

[14][17][19]曾灿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2年度国际交流参访活动计划——信息融入教学（ICT）及标竿学校计划[R].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12-15.

[15][16]Marie Bienkowski， Mingyu Feng， Barbara Means.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and Learning Analytics： An Issue Brief[R].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18]郭瑞佳.韩国坡州出版城：超越对Book City的所有设想[J].出版参考.201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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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ean Piaget.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Selected Works （Volume VII）[M]. Paris： Th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22]钱学森.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J].高教战线.1985（1）：25-26.

编辑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