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这个概念，胡适有一个非常精当的描绘，他说“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鲁迅也说过，中国所谓的正史，只不过是“中国帝王的族谱”……与此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仁智各现。然而，历史上的一个现象却常常引发人们的思考，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为什么最后统一六国的不是楚、齐，偏偏是当时为中原诸侯所不齿的秦国？

一千多年前，苏轼之父苏洵曾在他的奏折中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换一种说法，苏老先生认为，六国被灭，不是打不赢秦国，而是没有打，没有真正地与秦国过过招，是自己把自己吓灭的。真是这样吗？

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给我们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依据。对于秦国一统六国，亦是如此。

秦国何以能一同天下，整合各种因素，从全面立体的角度来看，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国国力的强盛；其次，是秦国国家制度细密谨严，全国按照一个稳定、细密的法律制度有条不紊地运行；再次，秦军确实是“兵利”于六国；最后，秦军有着比六国更先进的作战思想。本文试就当时秦国国力发展做简要分析。

秦国先人最早生活在距今3000多年前，居住地在今天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是为当时周室养马的部落。到公元356年——也就是改变秦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商鞅来到秦国的那年，秦国人口已达500多万。秦国经过改革，国力大增。但是，有限的国土面积难以支撑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当时，一场战争要耗费百万斤甚至数千万斤粮食，秦国决策者们为之殚精竭励。终于，东方的韩国出现在他们视线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两个策略的对决——“合纵”VS“连横”。公元前316年，在秦宫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廷辩，国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激烈争辩，焦点落在秦国向外扩张，究竟是直接东出韩国，还是西取巴蜀。据《国策》载，张仪力主东出擒韩：

“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功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对此，主张伐蜀的司马错则认为：

“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功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当时的秦惠王仔细听取两位重臣的意见，最终选取司马错伐蜀的建议，“善，寡人听子。”公元前316年，灭蜀。这一举措，为秦国一统六国勾画出新的宏伟蓝图，秦国拥有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之后，军粮储备有了长足的进展。公元前280年，灭蜀30年后，司马错在成都集结了10万兵马，战船1万艘，从岷江上游出发，取道长江，浩浩荡荡伐楚，把他的理想实实在在付诸实际。但夺取了楚国的商於（即今天的重庆市）之后，因粮草跟运不上，伐楚大计受挫。分析其中原因，秦军粮草集结、武器打造均在成都，而战船却在岷江上游的汶山，两处相距约50公里，但就粮草集结和转运从成都到汶山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劳工搬送。因此，改造岷江，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从此开始酝酿，并积极付诸实践。历史常常造就伟人，此时，为以后世人所熟知、所敬仰的李冰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从公元前272年开始，历时14年，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竣工。“宝瓶口”、“飞沙堰”为我们所耳熟能详；“深淘滩，低作堰”为我们奉为圭皋，至今在四川灌县二王庙李冰殿还有一副对联吟咏此事：深淘滩，低作堰，懿训昭垂，为准为则；湾截角，正抽心，仪型作式，无颇无偏。公元前230年前后，秦王陆续把10万秦人迁往蜀郡，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这块本已富庶之地。

还不仅仅如此，当时，各国兴修水利来强国的思想极为普遍。秦国有了巴蜀宝地，可在他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却经常遭受泾水、渭水两条大河水灾的肆虐，这个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时任国相的吕不韦。这时，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公元前249年，秦国夺取了拱卫韩国都城新政的重镇成皋、荥阳。当时，韩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强，有“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宝剑韩为重”之说。然而面对秦国强大的攻击，韩军一筹莫展，人民处境十分悲惨，《国策》记载：“刳腹折颈，身首分离，暴骨泽野，头颅缰仆，韩国百姓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韩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即将亡国的韩惠王孤注一掷，派出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秦国实行离秦之计，即劝说秦王大兴水利，以此达到靡耗秦国国力，削弱秦国，延缓秦国东并的步伐。——颇类似二十世纪两个超级大国的斗法，美国用“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拖垮了对手，笑到了最后。郑国的秦国之行，果然打动了正欲建功立业的吕不韦，公元前246年，多达10万民工参与兴修的水利工程——即郑国渠——破土动工。公元前236年，历时10年时间，郑国渠竣工，泾水被成功地引到关中平原，灌溉万顷粮田。据《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载：

“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强国，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的出现，很符合西方所谓的“马太效应”，《新约》（《THE NEW TESAMENT》）中的《马太福音》（《MATTHEW》）《按才受托的比喻（路19：11-27）》中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还不止如此，在郑国渠竣工的前一年，即公元前235年，韩国的离秦计最终被秦人发觉，引发秦国极大的愤怒，带来大规模的驱逐外国侨民的风潮。然而，来自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的一个粮仓小吏的一篇奏折改变了一切，奏折这样说：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业。……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多，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幅，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者也。”

不仅增添一处巨大的水利工程项目，而且秦国人心也得以整合、团结。这样，南有都江堰打造出的成都平原，北有泾水灌溉出来的关中平原，一南一北，两大粮仓，秦国国力得以超出同侪一大截，直至中原六大诸侯难以望其项背。其实，秦国目光长远，夯实国家基本建设的功底一直贯穿其始终。即便是一统天下后，秦朝也未停止这方面的建设：南修灵渠，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水域的联系，为平定南粤打下坚实的基础；北修长城，连接以往燕、赵旧长城，构筑起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防御体系，为消弭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做好必要的铺垫；中修由咸阳快通北地的“直道”，成为世界上第一条军用高速公路，直接保证兵援北疆的快捷性；更不提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了。

所以，从根本上说，秦国胜乃其国力胜。

程立雪，湖北武汉市第二中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