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钢

长征所经之地涵盖大半个中国，遭遇国民党中央军、地方部队、反动民团等敌人的围追堵截，这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由于全国各地红军的密切合作而胜利完成。

留守红军的牵制

长征前，党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梁伯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留在苏区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共16000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其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战斗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八省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复兴保存了战略支点。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发起疯狂进攻，修筑了无数个堡垒，将苏区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区域，叫嚣“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石头要过刀”，用重兵挨次分区“清剿”。敌人每占领一地，就残酷屠杀红军游击队及革命群众，活埋、挖心、肢解、碎割，无所不用其极。在敌人疯狂的“清剿”下，红军游击队几乎丧失了一切生存的条件。他们坚信革命必胜，赋诗说：“天是被子地为床，野菜野果是主粮。”“饥同飞鸟争余粒，倦向芳草索绣衾。”“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牺牲的军民达到70多万。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在敌人追击中英勇跳崖；中共中央原负责人瞿秋白面对敌人枪口，盘膝而坐，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俘牺牲前，留下了“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篇。

南方红军游击队与拥有优良装备、超过自己力量数十倍的敌正规军长期、频繁地作战，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武装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骨干。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时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红二、六军团的策应

1934年7月下旬，中央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出发向湘南挺进。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等人领导的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会师。红六军团西征行程5000多里，实现与红二军团会合的目标，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起到了侦察和探路的先遣队作用。此时，红六军团只剩下3300多人，红二军团也只有4400多人。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国民党中央军及湘黔军队正集中力量与中央红军作战，正是红二、六军团休整、发展的大好时机。但他们认为，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向西转移，困难很大，红二、六军团困难再大，也要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减轻中央红军压力。中革军委也认识到，红二、六军团军事行动对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具有重要作用，在11月13日指示红二、六军团：“现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已进入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不顾疲劳，进入湘西，取得了龙家寨战斗的胜利。11月25日，中革军委再次指示：“我西方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红二、六军团通过湘西战役，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调动和吸引了湘鄂川黔大量国民党军队，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行动，实现了中革军委要求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

红四方面军的配合

1934年12月，转战在贵州的中革军委指示：“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红四方面军积极落实军委指示，于1935年1月22日，发起广昭战役，歼灭胡宗南一部。当日，又接到中革军委电报，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立即停止了原定战役计划，在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以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共52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3月28日晚，红四方面军所属第三十军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揭开嘉陵江战役序幕。4月21日，红四方面军攻占北川，战役结束。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个团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云南，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号召广大官兵，英勇作战，迎接党中央。国民党方面判断红四方面军将西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北川河谷，派重兵把守土门与北川河谷。因此，红四方面军紧接着发起土门战役，消灭敌军1万多人，扫清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障碍。6月8日，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先头部队攻占懋功。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团的支援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保安豹子川。刘志丹异常兴奋，认为两军会师后，必然大大增强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于是主动配合红二十五军。他亲自起草《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陕甘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党员和群众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他还委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前往豹子川，他本人则亲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赴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935年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次日，中央率陕甘支队由吴起镇出发，前去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十五军团领导人主动作为，决定南下作战，为党中央北上创造条件。军团长徐海东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部队喊出了“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等口号，士气极为高昂。红十五军团官兵奋勇作战，一举拿下陕西鄜县（今富县）张村驿等据点，缴获大批粮食和物资，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在战斗进行之中，陕甘支队到达甘泉的下寺湾，同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战斗结束后，在鄜县以北地区召开了庆祝会师的大会。

经过长征，中央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多，战士少。中央派出周士弟、王首道等大量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干部中央没有给他们任命职务。红十五军团热忱欢迎他们，对中央没有安排职务的，也全部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党中央经济上十分困难，徐海东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元大洋中拿出5000元大洋支援中央，并从部队抽出部分枪支、弹药、衣物、布匹、药品等交给中央。徐海东的部队虽然是张国焘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的部属，但徐海东主动支援中央，配合中央，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质。中央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连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非常感动，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1936年8月，党中央为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计划，制定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联合作战，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发起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夺取了甘肃的将台堡等地。红二方面军攻占了成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占领了临潭等地。三大主力红军夹击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形成了在西北地区纵横驰骋、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10月6日，红一、十五军团夺取会宁。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会宁。随后，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