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鹏飞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且使得亲身经历这场运动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迅速成熟起来。其中，被叶剑英誉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就是在这场运动中迅速成熟起来的典范。从1940年2月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延安，到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顺利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五大书记”之一，这一华丽的转身与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期获得的种种磨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勇于自我反省

早在1931年11月，任弼时在起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时，提出党内教育中，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其中，“狭隘经验论”就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和口号。这一错误的批判主要基于当时的任弼时误认为毛泽东的口号只强调了调查而忽视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不过，相比之下，任弼时最大的失误还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任弼时在会议上指责毛泽东“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毛泽东“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并且主张将毛泽东由前方调到后方来开展下一步工作。但后来随着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慢慢了解，渐渐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对自己的错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和总结。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光明磊落的任弼时与虚伪的王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总结发言。

1941年9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任弼时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起自己的错误，说自己当时在南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特别提出了“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任弼时将自己的反省与批评贯穿于延安整风的全程，直到在1945年4月20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还自我批评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任弼时对自己的历史错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毫不推诿，彰显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无私。

每个人认识错误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犯错到积极的反省再到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任弼时有着自己持久的学习和反思过程。在1943年的中央高级学习组上，任弼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过程。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延安整风期间，任弼时不断地反省自我，最终获得了毛泽东与其他党员同志的理解和肯定。当然，更为宝贵的是，任弼时对自己的这种行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觉得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对党对个人都有利。

积极宣传正确的党性观念

1941年5月19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但最初这份报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效果。紧接着，在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员干部要“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

此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在认真学习了决定之后，遵循毛泽东的建议，亲自撰写了《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在“报告大纲”中，任弼时结合自身学习的体会，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的修养”这一难题，给出了五点意见：第一，“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利益、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第二，“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第三，“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为党的统一、团结而斗争”；第四，“要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报告大纲”是任弼时坚持主动学习的结晶，也是对自身学习内容的提炼与升华。它从实际出发，具体阐述了增强党性的原则与方式，这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如果没有对理论的充分探讨和宣传，那么，理论就可能发挥不出应有的价值。为进一步对有关党性方面的理论做具体的分析并解答大家的疑惑，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指出：“一切行动都要合乎党的利益”，“对党绝对忠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对于高级干部，任弼时认为，要“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能够起来反对，遇到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的时候，能够起来斗争”。这些要求尤其是对高级干部的要求，都是任弼时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得出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的总结和分享，迅速而有效地推动了党员干部对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的认识，帮助大家树立起了正确的党性观念。

不久，中央党校停止了过去所定的课程，作为中央党校组织指导人的任弼时，又亲自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制订了切合实际的课程。学员们在中央党校三年的学习时间内，要分别学习党的路线、马列主义著作和研究党的政策。这一课程的制订符合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并且获得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任弼时为中央党校制订的课程，从整风运动的目的出发，结合了当时广大党员干部所存在的问题，有效地树立起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

延安整风期间，任弼时作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始终紧随毛泽东的指导，主动联系实际情况，不断补充和完善理论知识，树立了正确的党性认识观，并积极宣传和普及党性方面的理论知识，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发挥了自身重要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抢救运动”的纠错人

从1942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部分机关、学校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头戏，审干最初目的主要是检查整风的效果、肃清内奸和培养锄奸干部。中共中央于1943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针对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乐观地说：“你们整了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了，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美好。尽管毛泽东给康生写信，告之正确的路线，“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但康生不以为然，认为应是“咱们逼供而不信”，继续我行我素。紧接着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名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还号召不纯洁的人赶快坦白。一时间，整个延安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人人自危，在百姓心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任弼时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从审查干部之初就密切关注着事情的发展。此时，他看到这种混乱的局面痛心疾首，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决定立刻向毛泽东汇报，对这场“抢救运动”进行及时纠错，并建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在194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面对面地对康生说：“‘抢救运动’某些地方‘左’了点，不是特务也承认是特务，数目还不能确定。”他让康生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8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又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听后，对任弼时的发言也十分肯定，对此次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很不满意，认为要实事求是，仔细甄别。

随即，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并基本完成了纠错。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对“抢救运动”进行了纠错，避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及时有效地稳定了人心。

忙碌的“党内老妈妈”

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正式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外还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5月10日起，又任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可以说，在整个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从里到外、大大小小的工作，都能看到任弼时忙碌的身影。

（一）殚精竭虑筹备七大

提到中共七大，人们会想到这是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而任弼时作为这场空前盛会的具体组织者，进行了漫长而精心的筹划。

1940年，回国不久的任弼时被委托负责筹备中共七大。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任弼时就有关七大代表的审查工作先后召开了19次会议，并对大会的会场进行了缜密的选择。但因为种种原因，七大会议迟迟没能召开。任弼时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继续做着各种准备，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5月，经过昼夜奋战，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历史草案》主持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一草案共9000多字，分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第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第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第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第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第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后来，又经过毛泽东、胡乔木等多位同志的修改和多次集体讨论，终于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标志着我们党经过20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该决议为七大的团结、胜利两大主题做了重大铺垫，而作为起草召集人的任弼时更是为七大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二）精兵简政的落实人

1941年冬天，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提议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采纳这个合理的建议。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的指示》，强调了“兵在精而不在多，政在廉而不在繁”的精神。但由于具体领导工作不到位，该政策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任弼时在反复思考、认真调研之后，主动承担起了精兵简政的工作，并且着手制定精兵简政的相关方案。

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学习所得出的“精兵”首先要“精”领导的宗旨，作了关于中央机构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任弼时认为中共中央各机构在整风之后有了良好的改变，但机构还是比较分散，权责相对比较模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统一领导和集中办事权力。任弼时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并且鉴于前一段时间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确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并且实际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此外，还要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立民运委员会，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义。紧接着在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激烈讨论之后通过了任弼时提交的报告，并在经过具体部署之后，正式公布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对会议所有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决定》公布之后，率先对中央书记处的相关工作做出精简的规定。比如，3月30日，任弼时主持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关于秘书文件的检查与管理办法》，要求为了避免领导干部们忙于繁琐的事务和文电堆中，必须在“以后原则上确定尽量减少秘密文件之印发”，有些文电应停发，有些重复刊物应停办，有些文电处理手续要“简便”，等等。任弼时以身作则，对其他各大机构的精简工作起到了以身示范的作用。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机构精简，中央机构完成了制度化转变，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行政机关的资源浪费，减轻了边区百姓的负担。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各项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任弼时作为精兵简政的落实人，他所付出的心血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

（三）呕心沥血紧抓经济

进入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出现危机，这主要来自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之后所进行的“经济作战”。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分析，得出当下的经济矛盾主要有：一方面是生产与消费人员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出入口之间的不平衡，贸易逆差达到了800万元。毛泽东提出要解决这两个矛盾：第一，要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以民营为主，部分公营；第二，使出入口平衡，组织运盐，党、军队和政府要尽心尽力。

此时，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面对这个经济状况，心急如焚。他一边努力补充经济知识，系统地学习了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边去基层调研，以基层经济问题作为突破口。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半路出家”的任弼时制定出来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方针。比如：以农业发展为重点，使得农工商协调发展，最终达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厉行节约，备战备荒；用税收来调节经济发展；等等。

在任弼时的带领下，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据统计，仅仅在1943年，军民开荒就达到了百万亩，比上一年增加了10.3%；粮食则增长了23.42%，除自给外尚有余粮22万石；全区植棉15万亩，产量可供军需民用的一半左右，增长率十分惊人，达到了59.18%；运盐也达到60万驮，超过原定计划的50%。这一重大收获，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也有人诙谐地评价为：“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就是一双手握枪、一双手握锄、一双手握笔写文章！”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在任弼时紧抓下获得了“新生”，度过了一个最艰难最困苦的时间段，粉碎了国民党让中国共产党“自生自灭”的企图。此外，任弼时关于边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历时四年，任弼时为这场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表现和日渐成熟，使他获得上下一致肯定，最终在中共七大上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五大书记”之一，名副其实地成为最年轻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