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宾

广大的红军将士，在难以计数的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和善于谋划的战争智慧。

敢打敢拼，血战到底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最惨烈的战斗莫过于血战湘江。红军在湘江遭遇的敌军数量之多、装备之精、战力之强，都是空前的。集结于此的敌军多达40万人，不仅有机枪大炮，还有作战飞机。红军缺粮少弹，而且又是疲惫之师。为了护卫党中央、中革军委安全过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构筑工事阻击敌军。敌军先是用飞机对红军各阵地狂轰滥炸，然后以几倍、十几倍、几十倍数量的军队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军精锐之师、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反复思考，于11月30日深夜给中革军委发出一封火急电报，陈述战况紧急，催促“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次日凌晨三点，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致电林彪、彭德怀等：“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并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这两封电报，显示出当时红军战况的危急。

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子弹用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阵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红军成排、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红三十四师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其余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中弹负伤，被敌人俘获。在被敌人抬去请功的途中，陈树湘不甘做俘虏，毅然绞断从伤口处露出的肠子，壮烈自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战斗中脚被打断，警卫员急着要背他撤退，他拒绝了，并对警卫员说：“快去赶队伍，不要管我，免得我们同落敌手。”警卫员正犹豫间，易荡平大声地说：“掩护任务已完成，我死得光荣！”随即吟道：“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然后对准自己脑部开了一枪，壮烈牺牲，时年26岁。数万红军将士用生命杀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血路，粉碎了蒋介石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的企图。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血战湘江之后只剩下3万来人！

善打会打，因敌制宜

贵州省兴仁县田坝寨有这样一条标语：“手打滇军，脚踩黔军，拖死中央军，吓死两广军。”生动地道出了红军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打法的机动灵活的战术战法。

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时，面临着国民党中央军、广东粤军、广西桂军、云南滇军、贵州黔军的联合打击。中央红军根据这些国民党军队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的特点，战斗时因敌制宜、各个击破。

国民党中央军的如意算盘是：以追击红军的名义进入云贵川各省，逼迫红军与云贵川各省军阀战斗，使红军与他们两败俱伤，国民党中央军再来收拾残局，既消灭了红军，又解决了国民党地方势力。国民党中央军始终紧紧跟在红军后面追击，但又与红军保持一段距离。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拖”的战法，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尽力不与其直接作战，而是将其从广东、广西、湖南一直拖到贵州、四川、云南、甘肃、宁夏、陕西，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在拖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战机，歼灭其一部或多部。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故伎重施，尾追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将计就计，乘其不备之时，一举拿下遵义城，再乘其孤军冒进，一举将其全歼于遵义以南地区。吴奇伟的两个师，最后只剩下一个团。

为了自保，云贵军阀王家烈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又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制定所谓的“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以对抗国民党中央军吞并贵州的企图。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一面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派薛岳率领8个师的中央军在后追赶。王家烈一边派兵堵截红军，一边暗中向李宗仁、陈济棠求援。李宗仁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桂平），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薛岳部总是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其官兵自嘲说，他们把红军“一路送行到贵阳”。中央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在贵州东部一举击溃王家烈部，直趋乌江。薛岳却派人抢占了王家烈的老巢贵阳。两广军队吓得不敢前来与红军交战。

1935年2月间，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共”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剿共”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督率大军从黔、滇尾追红军北上，并电令龙云截堵红军。鉴于王家烈的教训，龙云对“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云南感到十分害怕，他立即派人告诉薛岳：“薛君个人来省，余当表示欢迎，若统大军同来，则可不必。”4月间，中央红军进入云南，针对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采取了打与拉相结合的策略。朱德亲笔写信给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胡瑛：“蕴山（胡瑛字）学兄勋鉴，此次我军纯因北上抗日途经云南，并无犯滇意图，望仁兄勿与为难，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矣。”胡瑛向龙云建议：“要避免与‘共匪’两败俱伤，应尽量减轻滇军官兵伤亡，避免消耗枪炮弹药物资，也应顾及城池百姓，无毁各行各业……只宜追而不战，堵而不围，避免正面冲突激烈大战。”龙云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红军采取堵而不击的方针。胡瑛命令各县县长和驻军：“紧急时，宁可暂时放弃城镇，丢弃物资，应尽量避开‘匪军’锋芒，亦勿与之作激烈战斗。”中央红军经过云南时与滇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时，红军领导人萧克、王震、李达等都曾给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和孙渡、安恩溥等滇军将领写信，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一些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如张冲，在红军的影响下，毅然与中共合作，后来成为抗日名将，并投身于革命。

巧打妙打，斗勇斗智

1935年1月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准备攻打遵义。由于弹药严重缺乏，红军决定智取遵义。他们把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红军将士装扮成败退的黔军，骗取黔军守城部队开门，红军兵不血刃，夺取了遵义。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腊子口。腊子口在甘肃省迭部县东北，是迭部通往汉族地区的门户和重要交通孔道。腊子口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号称“峭壁连高峰，一堑锁咽喉”。山口两边的悬崖峭壁，既高又陡，山口中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在腊子口的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的绝壁连接起来，这座木桥是四川通往甘肃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国民党军队在桥头和两侧山腰均构筑了碉堡，并在山坡上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妄图凭借天险把红军扼阻在腊子口以南峡谷中。红军左侧有国民党地方部队上万骑兵，右侧有胡宗南主力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被敌人三面合围的危险。如果硬攻，是很难拿下腊子口的。负责攻打腊子口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师长陈光亲临一线指挥。9月17日，红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连续冲锋十多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们重新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决定“智取”。他们兵分两路：政委杨成武率领第六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团长王开湘率领第一、第二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像是从天而降，绕到敌军后面猛打，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另一路红军，从正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凭着智慧与勇敢，夺取了天险腊子口。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壳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彭德怀来到腊子口时，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英勇智慧的红军，打败了各形各色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