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松

[摘 要]

对1935年11月3日成立的“西北军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两种记述方式，一种主要存在于军方的军战史著述，对其进行了“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类似的注释或说明；另一种为中央权威党史部门和部分军方著述，采取直接记述方式，通过客观记述其活动凸显其历史地位。通过考证梳理，笔者认为，后一种记述方式与历史原貌更为符合，在今后的历史著述中宜采用这种记述方式。

[关键词]

西北军委；记述；考证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2-0008-03

我们在编写历史资料丛书《总参谋部·大事记》时，有专家提出，应对1935年11月3日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下同）进行注释，以体现其“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的地位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究竟有没有中革军委？有几个中革军委？谁代表中革军委？有无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什么关系？西北军委与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又是什么关系？如何准确地记述西北军委，是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军史不可回避的问题。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考察不同记述出现的演变过程。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无论是当年的通令原文，或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出版物，都没有西北军委就是中革军委或实际上是中革军委、中央军委的说法，均采取了直接记述方式，未加任何注释。1987年春以后，在部分军队书刊上出现了对西北军委进行注释性的记述，进而对此问题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记述方式。

最早把西北军委与“中央军委”或“中革军委”联系起来记述的是王健英，其在1986年撰文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如同党中央当时曾称‘西北中央局一样，只是名义上的暂时改称，实际上，它同时即是中共‘中央局军委会，并不是只指挥西北地区的红军。”[1]在这里，“中央局军委会”[2]采用了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的《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提法，这段记述对西北军委的性质任务作了阐述，但说西北军委是“暂时改称”则无法回答是由哪个机构暂时改称的。而最后一句“并不是只指挥西北地区的红军”论断也与当时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直到1936年8月，在西北军委参谋部致共产国际电中，仍然明确表示，西北军委实际指挥的主要是西北方面的红军。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局军委会”与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中央局只是代表中央指导和帮助当地最高党组织的机构[3]，因此，从组织架构上看，与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是不同的。

1987年3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对西北军委加了页下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是实际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4]这个注释，依据西北军委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事实进行了推断定位，并不是历史真实。

1987年7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记述是“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5]，这是我们所见的最早的把西北军委与“中革军委”等同起来的记述。1989年2月出版的《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的记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6]。同年11月出版的《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对西北军委有两处注，综述部分是页下注，记述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中革军委的职权，是实际上的中革军委”[7]。大事记部分为括注，记述为“实际上即‘中革军委”[8]。而随后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对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则未加任何注释。

1993年10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在记述西北军委成立时，在页下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9]。1994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的记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中革军委的职权”[10]。

2006年5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五）》对西北军委的记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行使着中央军委的职能”[11]，并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证分析，其结论是西北军委“行使的职权是中共中央直接赋予的，而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直接赋予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确认为中央军委，而不是中革军委”[12]。对这样的结论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一是11月3日的通令明确西北军委是“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13]成立的，其职权的来源是明确的；二是在当时的中央组织机构的架构上，根本就不存在“中央军委”的组织机构，“确认为中央军委”一说与史实相悖。

2010年王建强撰文提出了在1936年10月至12月初期间“西北军委演变而成为中央军委”的观点[14]，其提出的观点是对将西北军委注释和说明为“中革军委”、“中央军委”的又一次修正，但这是值得商榷的。王文阐述其观点的论据是，在这两个月里的部分电文中曾出现过“中央军委”字词的电报。其实，考虑到战争年代电报文稿均为手抄稿，将其理解为“中央、军委”也许更为恰当。1936年9月27日，张国焘等曾致电陕北方面，明确提出“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15]。在该电之后的10月开始，“中央军委”才出现在陕北方面发出的电报中，而此时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组织架构里，只有“中革军委”，根本就没有“中央军委”，因此将“中央军委”理解为“中央、军委”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一、中央级党史研究部门均采用

直接记述方式得到了档案文献的支持

笔者曾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档案显示，这次会议主题是讨论西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组织问题，议题中根本没有中央的军事领导组织变动问题，在成立军事领导组织方面，明确记录的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组成人员名单及讨论情况。[16]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从西北军委组成人员看，西北军委的通令明确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17]为西北军委委员，即使在后来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委员后，也不包括未随红军北上的其他军事领导人，如在第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以及在二、六军团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也不包括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的项英、陈毅等人，时任西北军委委员的除中央领导人外，几乎都是红一、十五军团领导人和西北地区军事领导人。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自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起，其成员构成就具有“五湖四海”的特点，一般由各根据地和各地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对比在此前后的中革军委与西北军委的人员构成是有明显区别的。应该说，中央级党史研究机构的记述与档案文献的记录是相符合的。

二、西北军委加注为“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只是学术观点而非历史事实

在西北军委即“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等说法形成过程中，并不是有新的历史史料和历史文献支持，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或者说是一种学术研究结论。历史事实是，一、四方面军分别北上、南下后，此前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成员也分别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中央政府领导成员的多数北上了，而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革军委5名常委中，南下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北上的有周恩来、王稼祥2人。在此期间，根本就不存在“中央军委”这样的组织机构，中革军委是受到各方承认的合法的最高军事领导组织，如在1936年7月5日，组成第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这类大事，其命令是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共同颁布的[18]，因此，西北军委是实际上的“中央军委”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在西北军委成立后，即使在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此前所形成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三个中央组织机构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多次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发出通电、宣言，而这种维护三个中央组织合法性的坚定态度，更加凸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任何中央决定或文字通知等历史文献，改组或撤消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也没有发现任何中央决定或文字通知等历史文献，提出西北军委就是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可以相对合理的进行推测。对西北军委一个机构之所以会出现“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两个机构的注释或说明，是与对其地位作用有不同的学术认识相联系的。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五）》那样进行阐述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是允许的，因为该书是一种学术研究，作者当然可以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展示出来，但对编写历史资料丛书这样的史书而言，对西北军委进行注释则是不妥当的，组织修史的目的之一就是“存史”，只把一种学术观点写入其中，显然是不合适的，最好的处理办法应当如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那样，如实记述即可，在对其活动的具体阐述中，展示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三、西北军委即“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

是学术观点而不是组织决定

就西北军委而言，对从1935年11月西北军委成立到1936年10月中革军委主席团成立期间，西北军委和中革军委的关系，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记述西北军委成立时间、领导成员、重要活动，通过西北军委完成的历史性活动体现出其特殊的地位作用，并非一定要加注释。否则，不仅不能体现西北军委的历史地位，反而有可能在政治上带来负面作用，把一件正常的、合法的历史事件披上一件“灰色”的外衣。如果一定要吸收这个“合理”推测的学术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记述：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造成一年间中革军委主要成员分处两地的事实，部分成员南下，并在北上问题上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部分成员随中共中央北上，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成立了西北军委，为西北方面军事组织系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至1936年10月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才基本上统一了三个方面军的指挥。同年12月7日，扩大中革军委组织，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后，才真正形成统一集权的最高军事领导。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在对“西北军委”问题上存在军地两种记述方式，部分军队的党史军史著述为凸显“西北军委”的历史作用，有意明确其“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的地位，在涉及“西北军委”时往往采用注释方式加以说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地方党史军史著述均采用了直接记述方法，未加任何注释，但通过对其活动有重点的阐述，客观地凸显出了其历史地位。我们认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述的记述更加符合历史原貌，在今后的研究著述中，不应再对西北军委进行“中革军委”或“中央军委”的注释或阐述，以免造成史实上的混乱。在研究著述中，如确认为有必要，可采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五）》的处理办法，在正文中予以客观性的适当的解释说明。

参考文献

[1]王健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组织演变情况[J].军史资料，1986（1）（2）.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04.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68-269.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278.

[5]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17.

[6]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513.

[7][8]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66.136.

[9]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587.

[10]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8.

[11][12][1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五）[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34.35.33.

[14]王建强.略论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红军最高领导机关[J].中共党史研究，2010（4）.

[15]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06.

[16]中央档案馆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Z].1935-11-3.

[17][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27.482.

作者系解放军总参办公厅编研局副编审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