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玉

提出“北上抗日”主张

1934年，中央提出“北上抗日”，它包含了战略空间转移与战略任务转移这两个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环节，“北上”是途径，“抗日”是归宿。“北上”与“抗日”本来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事件，通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二者内在地联系起来，统一到中国革命复兴这一主题上。

党的一大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二大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党所面对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它通过《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3000万东北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严重破坏中国最富庶的上海的经济。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9月20日、22日、30日，10月12日和12月11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民众书等，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蒋介石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向全党提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一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3年1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3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3年2月，博古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郑重宣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真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部队，订立反日的作战战斗协定。”他大声疾呼：“开展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1933年5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第一次提出了“北上抗日”的主张。

1934年7月，党和红军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战略转移。博古以抗日为主题，进行战略转移的动员，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的面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阶段面前，处在中国民族危机新阶段的面前。”他提出党的基本方针是努力“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博古表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当的决定。我们应该给群众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的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这种情形，要求红军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军事政治的教育，和自觉的纪律，使红军能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的赤少队，也要加强政治军事的训练，准备将来一声号召之下，站在全国民众的先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博古的演讲表达了广大红军将士坚决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向皖南进军。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痛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强烈呼吁：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北上抗日先遣队奋战多个省，虽然于1935年1月失败，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为此后我们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高举“北上抗日”旗帜

总是有人说，红军长征途中并没有与日军作战，“北上抗日”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已。这种思维方式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北上抗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表达了全体红军将士的共同心愿。

从政党角度说，近代以来，在众多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提出完整的反帝纲领。中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北上抗日”只是党和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环节。长征前后以及长征中，我们党在东北、华北已经独立组织对日直接作战，或者参与了对日作战。长征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和红军无法直接对日作战，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

从军队角度说，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组成的，他们比普通人在爱国这个问题上更自觉、更坚决。1925年，年仅18岁的博古在文章中激情澎湃地说：“我爱世界，我爱中国，我爱故乡。”还说：“环观着国家现状，险象环生，民生憔悴，债台高筑，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弄得国将不国了。眼看得神州大陆，将要沉沦到亡国奴的地位了。因是一腔热血热烈沸腾，要想救国，改造社会；要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博古坚决主张对日作战。

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于1935年1月29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用敌人提供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吐露出他对祖国的一片炽热之情：

“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

“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与方志敏一同被俘的还有红十军团第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国民党军队的旅长王耀武亲自审讯胡天桃。以下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王耀武：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耀武：我们也希望国家好，我们也反对帝国主义。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你们有什么根据？

胡天桃：国民党掌握军队不抗日却用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耀武：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们一定要在中国实行，必然会失败的。

胡天桃：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方志敏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胡天桃：不知道。

王耀武：你家里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家眷。

胡天桃：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不要保护，你把我枪毙吧。

由这样的一群人喊出的“北上抗日”，仅仅是宣传吗？！正如1935年2月周恩来在云南扎西的一次会议上解释的那样：“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没有出路，我们的民族也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打内战，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建立在广泛群众基础之上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顺理成章地得到广大红军官兵一致的拥护与自觉的践行。

贯彻“北上抗日”战略

红军长征始终不渝地坚持“北上抗日”方针。行军每到一处，都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组织抗日救国联军”“联合全国白军弟兄同胞一致抗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标语，以演说、歌舞等形式，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星报》也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党的“北上抗日”方针。

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

党和红军高举抗日大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1935年8月间，红二、六军团在湖南中西部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后，许多青年学生踊跃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和团体，建立了38支“抗日游击队”，人数达到1700多人，有三四千人参加了红军。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规模到达数千人。

“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致愿望，但“北上”到何处呢？起初，党中央把“北上”的目标定在湘西。湘江战役后，这一计划被否决。之后，红军西进贵州，鏖战云贵川，始终未能确定北上的最终目标。1935年6月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直到1935年9月，党中央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才确定以陕北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

历史证明，“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第一，确定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掌握了国民党中央政权。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集中力量重点“围剿”红军，红军在南方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困难越来越大。红军主力部队最后全部退出南方，南方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全部陷落，敌我双方实力差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相对来说，北方的农村地区，反革命力量更为薄弱。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控制力较南方弱，把革命重心落在北方，是英明抉择。第二，为党与红军赢得了道义。“北上抗日”方针不再以国民党为首要敌人，而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要敌人，成功地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斗争。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蒋介石认为他“大功告成”，开始调整政策，着力解决国民党地方势力。国民党中央军一直尾追红军，意图逼迫红军与沿途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决战，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激化了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陈济棠、白崇禧、刘湘、王家烈、龙云等人，在与红军交战时，无不保存实力、力求自保，客观上减轻了红军的压力，便于红军战略转移。蒋介石也着手调整国共关系，在对红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试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矛盾。1935年2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蒋廷黻前往苏联联络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表示共产党在取消军队之后，可以合法存在。从1936年1月到8月间，蒋介石派出使者赴陕北，同中共中央秘密接触。中共中央也派出代表周小舟等人多次赴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尽管没有达成协议，但双方建立了秘密联系的渠道，为国共正式谈判作了准备。第三，“北上抗日”使我们党占领了政治上的制高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大肆扩张，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北方又成为中日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奋起抵抗，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党和红军把北方作为根据地，成为引领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为党成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了重要准备。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进行长征。红二十五军战胜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全军发展到7000多人。这是长征中唯一一支队伍得到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最终被迫继续北上也进一步证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