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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2016-09-10余学颖

时代金融 2016年17期
关键词:人力资本

【摘要】采用2007至2014年我国13个服务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教育行业等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调整引入FDI的结构;加强本国的学习能力;优化本国的投资环境。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人力资本 FDI结构

一、引言

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文献较多。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De Gregorio(1992)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Keller(2001),认为FDI会通过知识外溢的形式,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正面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以及消费需求的不断上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总体呈不断上涨趋势,201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1970500亿美元。外商投资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许多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的兴趣。吴中兵、李松华(2012)通过对1999~2010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表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Granger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由经济增长到FDI的单向因果关系;费宇、王江(2013)选取了FDI以及影响FDI的八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证明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FDI对经济的增长是非线性的。

在现有的参考文献中,学者们大多数直接研究FDI、进出口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不同行业尤其是服务行业角度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少,起步较晚。姚战琪(2012)以服务业FDI、服务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互为相互依存的内生变量构造动态模型,分析相互联系的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服务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服务业FDI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原因在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质量不高。胡国恒、宋跃刚(2013)选取2001~2009年我国服务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和服务行业的增加值,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在短期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本文基于13个服务行业FDI的视角,考察外商对我国服务行业的投资是否在短期和长期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影响力度有多大,创新之处在于,1、选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分类的13个FDI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囊括了所有服务行业的FDI,相较于以往文献,数据更为全面;2、除考察服务行业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观察服务行业FDI的结构问题,对日后引进服务行业FDI具有参考意义。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建立

(一)数据说明

考虑到从2007年起,我国服务行业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统计数据更为全面,本文选取2007至2014年13个服务行业FDI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回归。这13个行业分别是L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L2: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L3:批发和零售业;L4:餐饮和住宿业;L5:金融业;L6:房地产业;L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8: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L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L10: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L11:教育;L1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L13:文化、体育和服务业。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或由其数据整理而得,用2007至2014年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S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利用CPI指数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来转换FDI实际利用金额;统一货币和单位以后,SGDP和各行业FDI的数值单位为亿元。所有检验和回归由Eviews8.0完成。

(二)模型建立和检验

本文借鉴胡国恒、宋跃刚(2013)对于服务业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型,将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1)

(2)

其中,SGDP为我国第三产业每年的实际增加值,SFDI是服务行业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i指13个不同的服务行业,t表示时间。基于面板数据的特性和短期以及长期模型Hausman检验的结果,拒绝原假设,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根据面板数据的特性,本文在回归之前先对2007至2014年SGDP、FDI、FDI(-1)、FDI(-2)四个序列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四个序列的数据均通过平稳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短期效应分析

利用模型(1)对2007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短期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数据可以看出,t值显著,P值为零,标准差较小,模型整体上通过检验,拟合程度较好。LOG(SFDI)的系数约为0.3146,说明在短期,FDI的增加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外商对我国服务行业的投资总量每增加1%,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总量会上升0.3146%,2007年至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部分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从不同行业的角度来看,13个服务行业中共有7个行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外商对这7个行业的直接投资在短期会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究其原因,外商对中国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挤占了国内的投资机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挤占本国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在13个服务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6个行业分别是L4、L9、L10、L11、L12和L13。值得一提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6个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均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中教育行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系数均大于1,外商对这两个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增加1%,第三产业的实际增加值大于1%,这两个行业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表1 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短期效应回归结果

(二)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期效应分析

利用模型(2)对2007至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用外商对我国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来看,服务业FDI滞后一期和二期对应的系数大于零,SFDI(-1)和SFDI(-1)的系数约为0.17和0.15,回归结果中t值和P值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在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在长期呈正向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FDI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系数较小,均小于0.2,说明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较弱。分行业来看,13个服务行业中有7个行业对FDI表现出负向经济增长,其他6个行业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和短期的回归结果类似,L11:教育行业、L1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回归系数均大于1,说明FDI对这两个行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另外4个服务业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服务行业分别是L4、L5、L9和L13,这四个行业系数小于0.1,外商对这四个行业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

表2 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长期效应回归结果

综上回归结果可知,在总体上,中国服务业FDI在长期和短期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商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较为明显,长期较弱;从不同行业的角度来看,不同行业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较大,有些行业的FDI,比如L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L3:批发和零售业、L6:房地产行业等,在统计回归上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对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负向的影响,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对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要求不高。相反,L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L11:教育行业、L1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在短期和长期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此外,一些服务行业的FDI,例如L5:金融业,在短期和长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相反的影响。短期金融行业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负,长期的相关系数为正,说明金融行业的FDI在短期抑制我国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这和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相对落后,短期容易受FDI的冲击有关,其在长期带来的高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上,引进服务行业FDI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短期的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在不同领域和行业积极向高水平国家靠拢,有利于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二是调整引进FDI的结构。筛选对我国经济发展作用较大的行业,杜绝盲目引进外资,一味追求FDI的数量。三是加强本国各行业的学习能力。改变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发展落后的现状,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才能实现我国服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优化本国的投资环境。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升外商对未来预期的准确度,更大程度地激发我国社会发展经济活力。

参考文献

[1]De Gregorio,J.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39,pp.59-83.

[2]周晶,吕德宏.出口、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3):104-112.

[3]胡国恒,宋跃刚.中国服务业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J].商业时代.2013(17):69-70.

[4]刘年康,汪云桥,陈逢问.FDI流入、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中国199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3(6):49-54.

[5]费宇,王江.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13(4):70-75.

[6]赵文军,于津平.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8):18-31.

[7]姚战琪.服务业外商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2(6):89-96.

[8]吴忠兵,李松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武汉金融.2012(3):16-17、31.

作者简介:余学颖(1992-),女,汉族,福建建瓯人,福建师范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国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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