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前锋

薛文波：书生一去

樊前锋

1984年9月15日，大雨瓢泼，他病逝在兰州。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早年的英迈与豪情荡然无存，只有自况诗还在子女耳畔萦绕：“悲无头，悔不休，何事当年觅封侯，浮生一梦游。”

一

1938年，二十九岁的薛文波漂泊在无际海上。

那时，他俊美倜傥、才华过人，加上亦庄亦谐的谈吐，总惹来一些名媛的爱慕。以后在陪都生活时，更有当红电影女明星主动投怀。那是一个艰窘危急的时代，书生早已不顾儿女情长。1938年1月20日，他和王曾善、马天英、张兆理、王世明五个青年人，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奉命奔赴近东国家，宣传祖国的抗战。

海上长旅，风大浪急，总遇阴而不雨的天气，使人沉闷寂寞。汪洋连天，别无可见，薛文波捧读着徐用仪先生所著《中国五千年来之爱国魂》，书中内容皆为国家濒于灭亡时，中枢得人终能拨乱反正转危为安。标榜人物，谢安、寇准、李刚、虞允文、于谦等。读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著者就今日之中日时局而作比较、而为论断，其爱国情殷，溢于言表……但，（书中列举）昔所谓外寇，皆为今日之国族一部分，言之过于甚详，畛域鲜明……非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之福也！在一般士大夫阶级，其民族观念过于偏狭，率多以汉族为中心，而自陷于孤立。民族意识浓厚之徐永仪先生，亦所不免，悲夫！

薛文波

为着国家的存亡，他和同伴要发出回回民族的声响。一路西行，他们要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宣传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决心，冀此获取近东的同情与援助。两年前，他还与顾颉刚、陶希圣、梅贻宝、黎锦熙、钱穆、金岳霖、沈从文、雷洁琼等一百零四位平津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毫不妥协武装抗日。

2月27日，他们首途抵达麦加，访问国王伊本·苏乌德；3月9日，抵达开罗，访问埃及首相马贸木德帕沙；5月17日起，陆续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开展工作；7月2日，抵达印度，会见真纳等著名人士；10月24日，进入土耳其。马不停蹄十万里，陆续走访八个国家。他们在海外为抗战募集的物质援助不算，更为重要者，使人们知道东方发生着什么，谁才是正义的一方。

二

回国后，他意外走上仕途。

近东访问团在海外的业绩，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经朱家骅保荐，薛文波进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学习，与蒋经国成为同窗。一个月后，蒋经国前往江西赣县担任县长，他则即将被派往西宁，去担任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给他的任务是：“（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你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

一介书生，却要去往西北谋取功名，这与父亲的期冀相去甚远。1909年，薛文波出生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西村。其先祖随燕王朱棣北上，因立战功，赐姓为薛，爷爷经营皮毛生意，父亲曾在报馆当过账房先生。十三岁那年，薛文波考入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师从何伯雍先生；十九岁那年，又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学习法律，是父亲的愿望，父亲希望他和同村的报人丁竹园先生一样，执笔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替底层人民说话。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薛文波不忍坐视，决心出走，寻找报效国家的际遇。父亲这时忽然变得格外犹豫，百般阻拦，他却凛然直言：“您得要有一个站得住、立得定，为祖先争光的儿子。”父亲听完老泪纵横，哭着说：“你走！我不拦。”二十八岁的他逃出北京，辗转津沪，投奔南京。薛文波说，那时他把眼泪淹在了心里——“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是我忘掉家的时候。”

三

西北谋功，使他的人生走向碎片化。

出任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之后，薛文波与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逐渐成为朋友。1941年任职，再到1945年去职，他对马步芳办理教育、投入抗战两事颇有好评价。跻身仕途的他，在日常交往中与马步芳、白崇禧、朱家骅过从甚密。且留有别样的回忆：

蒋介石来到西宁视察时，马步芳请其检阅部队。马氏亲自出马，向蒋演示和汇报马术、射击等科目。他的骑术极佳，演示了滚裆、裆下藏人等高难度动作。他的枪法很准，射击能做到弹无虚发。蒋介石看过十分满意，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白崇禧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任何场合都是一身军装，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家客厅里挂着岳飞的《满江红》，以此不断激励自己。他的母亲双目失明，白崇禧每次打仗回来，都先看望母亲。他跪在母亲身边，让母亲从头摸到脚。

青海几年间，薛文波平淡无奇、难有作为，小报上称呼他是“薛长官”，大后方安逸的生活使他常常感到不自在。此间，他娶西宁女子马承荃为妻，岳父是青海省图书馆馆长马洁成。

1945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薛文波担任国立成达师范校长。成达师范，是当时中国回族的一所高等学府。冬天里，根据教育部指令，他领导成达师范迁回北京，使学校得以延续办学。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飞奔西北，一度临时担任昆仑中学历史教员。1949年8月，在京的成达师范、西北中学、（马步芳资助）燕山中学三校合并，组成国立回民学院，学校地址在广安门大街一百号。马玉槐担任学院院长，该校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回民最高学府。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马金鹏这样评价：“历史选择了薛文波……他出色地把成达师范学校带出了低谷，走上了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9月21日，四十岁的国民党少将参议薛文波，跟随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酒泉起义。随后，又在酒泉东关清真大寺设宴招待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并陪同彭将军返回兰州。

四

他亲历并记录了解放军进藏的经过。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野战军成立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筹备沿青海进藏事宜。青海马洁成先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义父，熟谙西藏状况，被解放军聘为边事顾问，准备一同进藏。出发前，马先生突发疾病，遂建议由女婿薛文波替代。紧接着，他被任命为西藏工委研究组组长，负责编写西藏研究手册，担任向导与顾问。这个重大的人生转折，使他有幸提笔记录时代。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沿青藏线）进藏的日子。我在这天参加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前往西藏。换上解放军军装，我觉得精神焕发，颇有军人气概，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从前的一切，我一笔勾销，重新做人做事，重新构筑我的前途，我抱着很大的勇气，并且有自信心。

“学书学剑俱无成，笑我从戎一书生。”风雪进藏路上，他们穿越巴颜喀拉山、果洛、黑河等地，在高原上靠着双脚跋涉了整整四个月，于当年12月1日到达古城拉萨。沿途，薛文波每天把当地状况整理成文字，派人传递给大本营，成为解放大军的行动指南。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战胜身体不适，写成九万字《进藏日记》。解放军开赴西藏，是西藏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历史壮举。薛文波《进藏日记》，无疑是一笔重要的军史文献。

雪域高原，巨大的文化鸿沟，使当地的克什米尔人与回族客商起了纠纷；此外，受到亲英派宣传，人们对解放军不甚信任。上级派遣薛文波调解族际关系，他运用岳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居中说和，顺利地解决了种种纠纷。当时，著名民族史教授李安宅沿川藏线来到拉萨，两位先生一见投契，成为好友。参加拉萨市筹备委员会期间，薛文波创办了回民小学、李安宅创办了藏民小学。

1955年，已经返回内地的他，在甘肃省政府参事室工作，担任参事和民族组组长，又协助省民委从事社会历史调查。

五

张大千说，他的绘画足可自成一家。

1935年，青年薛文波与张大千相识于北京。他幼年即喜好书画，潜心钻研，生性幽默诙谐，很容易就与大千先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张先生指点下，他的绘画技能大为提高。以后十多年，两人时常伴有书信交往。1941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他从西宁赶去与之会面，两人在敦煌一住便是半个月，谈古论今、研习书画、吟诗填词、惺惺相惜。以后，他又邀张大千去塔尔寺采风。

有一回，他信手提起张大千的画笔绘了一幅《达摩渡江》——印度和尚达摩站在船头，旁杂芦苇。寥寥数笔，使一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张先生看完连连赞叹，竟认真地对身旁的弟子说：“你们也可以跟着薛文波学，薛文波是我的同行！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又埋怨说：“你薛文波当什么官呢，一路画下去，日后必能自成一家。”

他一生的时间被分割成一片又一片，自然难以专注地去从事某一项事业。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他遭人诬陷，蒙冤入狱八年，之后又保外接受监管多年，1979年才算彻底恢复自由。荒废的十五年间，行动受限、批斗折磨、生活困苦，妻子和次子也因病不能善为医治而去世。马重雍开玩笑说：“薛文波算得上是革命样板人，坐了八年班房，加上几年街道管制，身体缩了一尺多，差不多平均一年被改造掉一寸多。我看再蹲几年，就变成小人国里的了。”

1980年4月，有一位领导人得知他与张大千私交甚笃，请他写信劝张先生回国。他说一封信劝不回张大千，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填了一首《沁园春》，遥致寄身海外的老友——“敬候髯翁，依依旧雨，倍觉怡颜，想是翁潇洒当年不减……喜盼归帆，峨眉添瑞，代马依风北问天，翁听取，有几多佳士，正望君还。”

薛文波的画作存世不多，偶被当代名家触及，总叹是佳品。他的书法作品，亦如他流传不多的画作一样——1946年，他为国立陇东师范阿文专修班第一届毕业生题词：“真实胜似黄金”。这件作品在字里行间极显随意，但仍不失书家风范。

六

他是一位被遮蔽的散文大家。

终薛文波一生，他的作品没有机会获得正式出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拉萨工作期间，他趁隙创作系列纪实散文，其中有一篇名曰《回族老琴师》。这篇文章问世一个甲子之后，《回族文学》杂志的编辑发现了它。这一事实也证明民间的一些好文章有时并非正式出版的作品，中国主流的一些文学史家对此现象应有深刻反省。我们不妨择句欣赏：

——老先生（老琴师）不是庸俗人物，谈吐很风趣，分明是一位潦倒的老名士。他健谈，用微妙的词句来描述西藏社会奇奇怪怪的现象，语出幽默，善于形容，使人听得出神。他声音沉重而有力，滔滔说开了，忽而中断，看脸面是严肃的。

——（老琴师）继续说：我老了，但没有忘我年轻的时候，晚间头一放在枕头上，我的青春就回来了。漆黑的屋子里无一点声音，这时我的快乐也来了。我脑子里——优美的林卡、碧绿的藏水、细草如毡的地上点缀着小蓝花、小黄花，似温柔美丽的姑娘们摇曳婉转地舞起长袖来……我陶醉了，忘掉了我是个俗人。

只此一篇，足以引人瞩目。文章在《回族文学》刊发后，《朔方》杂志具有眼光的编辑家也予以选登。早在二十五岁那年，薛文波曾游历西北，并将见闻写成《西行杂记》长文，在《突崛》杂志连载三年，展露了他的文学才华。青年时所写四十万字《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以及《进藏日记》《康藏归程记》、西藏系列散文，也足以使他成为那个时期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各类日记中，夹杂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借此抒发情感。如在近东访问日记中描写：

入夜，明月在头，有若故人，浮云时掩映，而光影亦有变化。观之神怡，星位罗布，如家乡中所见，情景无异，而地域全非，动人遐思矣。

寥寥数笔，使人看到他去国思乡、隐忧家邦的心绪。

几十年后，文学编辑家又一致地认为，薛文波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现代作家，并将其行状与创作编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而薛文波，从来无意给自己贴上作家的标签。写作于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习惯了身份的转换、不停地生活尝试。

七

他极有可能成为与白寿彝比肩的史学家。

当年白寿彝在《民国日报》发表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与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时，薛文波在《月华》杂志发表了《回教两个重大问题》《马甸之回民现状》。可以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们开始了对社会现实与历史各种问题的观察。

以《月华》为开端，年轻的书生又在《突崛》《西北月刊》《回族青年》《伊斯兰青年》《回教论坛》《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绿旗》《回教文化》《阿尔泰》《古尔邦》等几十种报刊上发表论文。他不仅致力于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并且深入钻研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探索过埃及、土耳其、巴勒斯坦等民族渊源，甚至还将触角伸向了蒙古族、裕固族历史文化。1979年平反后，他以衰老多病之躯，完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伊斯兰教在蒙古史中的地位》《回鹘回回辩》《裕固族历史初探》。这些文论的发表，对当时的回族学术研究明显起到了推动作用，帮助拓宽了学者的视野。

扶着拐杖的晚年薛文波，长须飘飘，他的学术涵养又忽然引起人们的重视。那时每逢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薛文波、马汝邻、马宵石三位老先生，成为公认的深受众人尊敬的学术前辈，时有“三老”之誉。似乎又应了那句老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和从事文学创作一样，他研究学术也仅是偶尔为之。一生之中，并没有留够富足的、整块的时间让他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马明达先生说：“冯国瑞和薛文波两位先生，以学问才具，都足以成为当世一流的学者，如能在大学任教，走教书治学之路，必定是成就卓著的名教授。”达慧中女士说：“他本应该在学术上有更多的鸿篇巨著，或成为与白寿彝、杨志玖比肩的著名学者。”

八

晚年时，能够彼此倾露心事的人已不多。

兰州大学跃进楼1029室，是薛文波与老友马汝邻经常晤面的地方。他俩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西北的一些近代人物，你一句，我一句，悄声细语却又妙语连珠，严肃的话题在调侃幽默中尽情表达。青年马明达见识过两位老先生尽情的笑声中含着泪水，薛文波笑到大咳不止。薛文波告诉马明达：“我们（指自己与马汝邻）老哥俩的叟墓文，要由你来执笔，就叫《薛马外传》。”一旁的马汝邻接着又补充一句：“记住了，可不是《响马外传》。”

爱妻马承荃，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教育子女能够引经据典，循循善诱；操持家务井井有条，更擅长手工刺绣，颇受邻里尊重。薛文波受难后，她一人坚强地承担起抚养着几个孩子的重任，直至五十二岁去世。那时，他还在牢狱之中，尚不知外面事。以后获释，他知老妻病殁、一子夭折，心中凄苦无比。他至死都穿着妻子早年裁制的衣服，常常触目生哀，难以形容，说是：“一水东流有尽时，难尽悲怀。”又填作《虞美人》一首悼念亡妻：

超人自是刚强处，反被刚强误，

误君是我我何言，只有戚戚切切痛苦年；

依依情感悠然在，悲思终难解，

夜阑风雪潇潇时，痛读元稹几首悼亡诗。

青年时期的烂漫，早已了无痕迹，留下的全是谨严，是对亡妻的无限思念。读到这里，我确信这是爱情。薛文波的诗歌，多为抒怀之作，不料竟为他在旧时耆老中赢得“陇上诗妖”的声名。

他不仅能写很好的诗作，还能作词谱曲。抗日战争爆发后，意气风发、许身报国的书生，创作《中国回族抗战歌》并在回族青年中广为流传。这首歌子在开始的地方这样唱道：“敌虏饮马黄河人，叹我民族精神消；回民自有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

九

他是一个虔诚穆斯林，内心宽大到难以想象。

晚年薛文波说：“伊斯兰教为入世宗教，今生虽短，仍须奋斗，仍不能脱离红尘。”他要弥补自己早年荒废的时光，于是常常起早贪黑，孤独地伏在案头忙碌着。那时，他说自己出门见到“茶壶”就害怕，人们不知“茶壶”是何意？他解释说，那是街道监管他的时候，一手叉腰一手戳指骂人的最凶的那个女工作人员。

陇上著名学者张令瑄、张思温与他年龄相仿，他们之间保持着毕生的友谊。薛文波青年时代还与巨赞和尚相识，并且成为要好的朋友，两人时常鱼书互答。他曾和诗回应巨赞和尚：

无尘无垢何须洗，赤来赤去本无求；

白驹过隙还须渡，东流春水不担愁。

又是一个艳阳天，他佝偻着身体，扶着一根拐杖从兰州黄河大桥上缓缓走过，河风吹乱了他皆白的须发，遇见的相熟后生向他毕恭毕敬地打着招呼，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满腹心事。1984年夏天，他仍然向人打问着《中国回教近东访问日记》《进藏日记》的出版事宜。先前，一家出版社拿走了书稿，从此再无音讯。过了不多日子——1984年9月15日，七十五岁的薛文波先生在兰州家中谢世。陇上耆宿张思温先生敬挽：“而今白塔山前过，诗友良朋少一人。”

那么，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选择的错误，使这位胸怀壮志、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不曾发挥可能的贡献、不曾抵至可能的高度。如果，我们用传统读书人的素养来观察，薛文波在那一代朋辈与知识分子中，无疑出类拔萃、更为全面。然而，他那过于碎片化的生平所历，却不足以使他专注地投入他的散文创作、学术研究、书画深造、办学育人——他没有深入到这其中的任何一项。于是，他人生的诸多可能被统统排除，不免使人抱憾唏嘘。

晚年薛文波谈到人生选择的重要性，赋诗说：“悲无头，悔不休，何事当年觅封侯，浮生一梦游。”或许，唯有体会到这位旧时书生的困厄，才能使我们的回顾拥有些许现实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