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王宇红

德润千秋永流芳

回族/王宇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外婆和她的子孙于南京人民公园留影

照片中（图①）这位身着月牙白布衫、黑色直贡缎子裤、黑鞋、黑袜的老太太是我的外婆。她相貌清秀、神情淡定，带着深深忧愁的眼神凝视着远方。这张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南京，是妈妈带着我们又一次回南京省亲，并陪着外婆再次游历灵谷寺时留下的美好记忆。

这张照片定格的是外婆作为一个南方女子美丽、清俊的个人形象，却无法记录她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苦难命运。善良的外婆以一双柔弱的肩膀挑起养育四个儿女的重担，直至她归真立碑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著名的镇江回族世家德润堂的媳妇。

我希望大家通过外婆的故事，了解一百年来一个中国回族家庭的变迁，这对了解回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有意义。外婆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中国回族最高贵的民族性格——顺从与坚韧。

外婆原名王春容，生于1902年12月6日（夏历壬寅年十一月初七），出嫁后从夫姓，改名杨王氏。图②大约拍摄于1931年，那是我妈妈满月的时候，外婆与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祖，还有大姨以及老祖的干女儿——外婆的干姐妹一起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外婆的干姐姐、大姨妈、老祖、妈妈、外婆。

照片中的外婆身着丝绒织花的旗袍，白色的布袜，绣花缎鞋，神情优雅、美丽大方。身着一袭黑绸缎礼服的老祖，怀里抱着刚刚满月的妈妈，满面慈祥。而襁褓中的妈妈头戴浅色小花帽，身着深色花布小棉袄裤，用今天的话说着实萌得可爱。老祖右手边站着的大姨年满七岁，她留着时尚的童花头，身着绸缎斗篷、黑色棉布袜，脚踩绣花鞋，一副非常独立、有主见的样子。那时候的大姨，是杨家的大小姐，她美丽、聪慧，上西式学校接受教育，能写能画，更善女红；同时，也受过很好的回族家庭教育，是能用阿拉伯语接都哇的人。最左边那位神情干练的女子是我外婆的干姐姐，传说是一位从事革命工作的社会活动家。为什么照片中没有出现外公的形象？我猜测那时的外公一定是外出经商了，妈妈出生的时候也没有回来。

小的时候，外婆的娘家是南京水西门、七家湾一带比较富裕的回族家庭。我们的老祖在二十世纪初传说是一位女界精英，她爱打抱不平，性格豪爽仗义，捐资兴办过清真女学。到老祖去世的时候，全部的家产都捐给了位于南京篾街的清真寺，是一位非常教门的回族女性。

外婆的性格温顺，心灵手巧，烧得一手好菜，更做得一手好女红，嫁给外公之后生活非常幸福。年轻的时候，外公专门带外婆去逛过上海，看过大世界的舞台表演，知道那时的舞台上能喷水，还能跑汽车，神奇极了。

生活在一夜之间忽然改变，1938年左右，外公在去东南亚做生意的途中突发心梗，殁在了公海的轮船上。

留给三十六岁外婆的除了对外公无尽的思念，还有极其沉重的家庭负担。图③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家庭的基本状况，照片右侧最大的女孩是我的妈妈，七岁；她右手紧紧拉着的那个小男孩是我的大舅，四岁；坐在假山石最上面的那个最小的男孩，是我的小舅，只有两岁。没有在照片中出现的是我的大姨妈，那时十四岁。现在回想一字不识的外婆，带着四个这么小的孩子，想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城活下来，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图④便是外公杨希仁，生于南京回族商人家庭，据说是一位往来于南京、上海、香港以及南洋地区的商人。

为什么外公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过早地离开人世？原来，外公的杨家在南京七家湾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外公（或者是外公的父亲）外号杨善人，因为经常扶贫济困，在街坊中非常具有知名度。年轻时候的外公，往返上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做生意，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产。回族的传统历来喜欢周济穷人，因此，外公的家庭在七家湾一带是能够被人叫出名号的。日本占领南京后，疯狂地抓捕革命党人。据说有一天要抓的人姓杨，从上海过来，宪兵队不认识路，让街上挑水的挑夫带路，挑夫害怕受牵连，便把宪兵带到了外公的家里。

刚从上海做生意回来的外公被抓进宪兵队后，等待他的是严刑拷打。等外婆变卖家产、筹集资金，托人再把外公搭救出来的时候，奄奄一息的外公从此便落下了严重的心脏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大约非常清楚自己的情况，又惦记着海外的账务，决定最后一次下南洋。临走前跟外婆丢下一句话，此次外出回来就再不走了，陪外婆和孩子们好好过日子。

转眼之间，十三年过去了，带着四个孩子的外婆吃尽万般苦，终于把孩子们拉扯大了。1951年，四十九岁的外婆为了生计，陪着二十岁的母亲，来到淮南煤矿。那段生活的唯一见证是我的表姐杨璠，后来成了知青女画家。姐姐在她的回忆文章《外婆的纤纤脚》里写道：

在那种年代，一个小脚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孤儿寡母，好在虽有小叔子继续操持家事，照顾着，但从此外婆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每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双算不上金莲的铜莲脚每天不知道要走多少路。记得外婆和我讲，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外婆手里牵着四岁多的大儿子，带着大女儿和二女儿，脸上涂着锅底灰，艰难地逃到魏特琳（沃特林）的金陵女大避难。那双纤纤小脚坚实地走在天寒地冻的马路上，没有退缩，没有眼泪，只有坚强。

为了减轻负担，大女儿出嫁了，艰难的生活没有压垮这双铜莲脚，好不容易熬到解放。五十年代的安徽煤矿人很少，又很艰苦，小女儿去那里工作了，外婆也跟着小女儿走到那里。拾煤块，做煤饼，挖野菜，倒便桶。当时的九龙岗、大通，茅厕都在很远的地方，天晴还好，雨天走在烂泥地上就像拔锈钉一样，高一脚低一脚。外婆知道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不能逃避，要勇敢面对，她就坦然地顺从了命运的安排。

虽然跟着小女儿去了安徽，可南京还有她的大女儿、大女婿、大儿子、外孙等人，她也放心不下，经常是蓝布包皮的包裹挽在手臂上，那双纤纤小脚往返南京、安徽，上天桥，坐煤车、牛车，走小路。沿途的煤炭灰让风一吹，刮得人满头满脸都是黑灰，一抹就是个大花脸。外婆的纤纤小脚被煤灰淹没了，白袜子染黑了……九龙岗、大通、洞山、田家庵、徐州，许多地方都留下外婆小脚的足迹。但是，这些艰难和困苦她从没有跟南京、北京的儿子、女儿们说一声。

图⑤从左至右分别是表姐、妈妈、外婆。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外婆、妈妈、表姐在安徽淮南的情景，不过拍摄的时间已经是扎下脚跟的几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小舅也工作了，拿到工资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表姐头上扎着的漂亮的蝴蝶结。当年，为了安全起见，外婆决定陪着妈妈远赴煤城。更是为了安全起见，大姨夫和大姨妈决定让他们的女儿，我的表姐陪着一起过去，也有个帮手。这三个美丽的南京女人，离开故乡，在条件艰苦的淮南煤矿相依为命，苦中作乐，扎下根来，绽放着异常美丽的光彩。顺从拿去，笑对挑战，外婆靠着“认识”二字带着孩子们走向明天。

从我懂事起，不记得外婆有过什么抱怨，她以一种温润如玉的娴静光彩，照亮着我们的生活，也照亮着身边的人们。那年月，吃一次牛肉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但每次家中买牛肉的时候，外婆总是要盛出好几碗，给隔壁的邻居家家都送到。至今，在淮南还有好多邻居能够记得外婆的好。图⑥就是我记忆中永远的外婆形象，她慈祥、温柔地看着我，像冬日里的暖阳。

1955年，小舅工作了。远在沈阳工作繁重的小舅，开始几乎周周都给外婆写信、问安。走到哪里，只要条件许可，就照一张像（图⑦），恭恭敬敬地写上“给亲爱的妈妈、姐姐”字样（图⑧）。

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整理家中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批小舅的家书（图⑨、图⑩、图⑪）。于是，记忆里的又一个传奇——小舅复活了。

月霞姐：

六月十日平安到达目的地鸡西，望姆妈不必挂念，身体还好，沿途大家互相帮助，所以困难也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我们已转入学习了。

这次沿途是很长的，共走了五千多里地，经过了数百个小站，见到了不同民族的人、（还有）外国人，看到了伟大祖国的身躯，雄伟的山河。我们经过了大的车站，如济南、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牡丹江、鸡西等站，并在济南、沈阳、牡丹江几处停留了各一天一夜，因此，我们到达鸡西共走了七天七夜（从六月四日晨）。在济南我们住在煤管总局招待所里，在他们食堂里吃饭。可是我呢？没有回教伙食，只好去馆子里吃，价钱非常贵，又不易吃好。在那里玩了公园、电影院、大明湖和各大商店，百货公司去玩了一下。我们是坐公共汽车的，否则时间来不及，真是像抢死一样。在十二点坐车回沈阳去，我们定包车，行李等重的东西就邮大的，身边只有衣服和吃的东西和毯子等，很轻便。又经过了几百站到了沈阳，我们还在天津看了二十多分钟（不能出站）。又经过了天下第一关，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万里长城，列车在这里是停留时间的，好让旅客们在月台的天桥上观看，有人指点说那是孟姜女望夫石和投河自杀的石头和墓，并看到了她的像和照片。

早晨七点到达沈阳，啊，沈阳的工厂大多了，我们经过了一个飞机厂，看雪白的喷气式飞机一排一排的，天空上一批一批的喷气式飞机在飞。到了沈阳后，在东北煤管局安排好的维生客栈内住下，二人一个房子，东西安排好后，我们急着去外面玩。吃点饭和茶后，就坐电车（有轨和无轨）到中山公园玩了一下。这公园真大，有动物园和游泳池和花园等，见到了老虎、豹子和狗熊和各种鸟类，如孔雀、八哥、鹦鹉、凤凰等，还有海豹。沈阳的百货店真大，东西非常贵（越到东北物价越贵，一个油条一角），我带的钱如没有就饿肚子了。火车上更贵，回教饭吃一个就是五六角，还是不好的。沈阳的交通很便利，电车和公共汽车来去不停。沈阳苏联人非常多，后我们又坐火车去了，这站经过了沈阳、铁岭、四平、长春、陶赖昭、三棵树、一面坡、亚布洛尼、横道河子、牡丹江，沿途还见了朝鲜人，穿着奇怪的衣服，在牡丹江我们看到各种大桥、大隧道（如经过了八分钟）和历史上战争有名的秦皇岛（海港）和四平。在牡丹江，看了平剧，是朝鲜人演的，说中国话，剧名是《春香传》。哎，真动人。我的身旁是朝鲜人，他们是我们的讲解员，演得真好。后就坐车到了鸡西，鸡西是我国第一大的矿山机械厂，在这里气候很冷，如我们那里的二三月一样，晚间更冷。这里一切完全是机器的，工人的工作水平很高，劳动的热情也高，这里我们是在鸡西煤矿学校里，这里的房子很漂亮，风景也好，我们的伙食是在学校，有回教伙食，所以就安心了。但生活很苦，吃杂粮（有时），生活水平很高，一切东西很贵，什么东西也买不起，在这里只有好好学习，每星期六看一下电影，别的没有什么。

家中一切好吗？很记挂，我已出关，在关外，真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早晨三点就出太阳了，我们五点起床，一切生活还不习惯，他们是星期日一天只吃两次饭（我们三次），身体在火车上不好，睡了软席，现在好点了，以后多多注意身体，好好锻炼。好没有时间了，一切时间都是很紧张的，最后，祝安好！

弟顺琦上

1955.6.12

这封写于1955年6月的家书，是小舅写给我妈妈，也就是她的二姐杨月霞的。

小舅名叫杨顺琦，生于1938年，是外婆的第四个孩子。他年纪最小，也是最聪明、最勤奋、最有上进心的一位。在外公去世的十五年后，十七岁的小舅以合肥矿业学院学员的身份，随学校同学来东北进行毕业实习。第一次只身离家几千里，走了几百站，他在信中向自己的母亲、姐姐报平安，详细地描写了七天七夜旅行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在鸡西实习的详细经过。

图⑫是小舅在沈阳时寄给外婆的照片，拍摄于沈阳故宫。

外公去世十五年过去了，大姨妈已经出嫁、生子，我的妈妈在她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51年，离开南京，来到非常荒凉的安徽淮南煤矿工作。善良的妈妈一心希望给困难的家庭分担忧愁，很快又把小舅带出来上学，安排到位于淮南的合肥矿业学院学习。贫困的家庭终于出了第一位大学生，正如小舅在家书中写的那样，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家的头上了。

1955年9月30日，小舅毕业分配。值得高兴的是，品学兼优的小舅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部第一机器管理局技术处工作，具体业务是技术设计。

小舅在东北沈阳工作的时候，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他的一封封家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时人们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信心。图⑬是小舅与同事们在一起，第二排左一为小舅。下面是小舅写给外婆的信。

来信与包裹已经收到了，谢谢妈妈，当我穿上鞋袜时，就想到我唯一的妈妈，您一针一线的辛苦，妈您使远离孩儿得到无限的温暖，在我拿着邮包时，我眼中放射出自豪的亮光，我有一个无价之宝——我的恩人——妈妈。（1957.10.15）

我在附近一个机关入了伙（除我外，没有回族同志），总之，吃是没有问题了，请妈放心。

小舅的信中，记录的不仅仅是母爱，还有对民族习惯的坚守，外婆的言传身教在他的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迹。

在我们目前找到的资料中，小舅的最后一封来信是1959年4月5日的。他在信中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他有了自己的女朋友，而且是回族。

正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1962年11月，通用机械研究所给妈妈发来一封信，通知小舅已经得了癌症，正在接受治疗。1963年小舅去世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我们没有找到1959年至1962年之间的小舅来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像外公的离去一样又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据说，小舅去世的时候，是躺在外婆怀里的。去世前几天，他总是要求外婆多抱抱他，心碎的外婆伤心啊：“娘抱又有什么用啊！”离家工作的时候，小舅是一位英姿勃发的英俊少年，再次回家的时候，是被医院确诊患口腔癌已转移的病人。生离死别的苦难关头，小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抱紧我，我看不见了。”可怜的外婆顿时口吐一大口鲜血，再不省人事。

对于外婆来说，失去丈夫，再亲眼看见最心爱的儿子离去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的伤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外婆回到南京老家，与大儿子生活在一起，所有的儿女、外孙经常团聚在她的身旁，逢年过节便陪外婆逛中山陵、灵谷寺、玄武湖。每到关键时刻，亲人们总会聚到她身边，有的时候是共渡难关，有的时候是欢庆喜事。图⑭是1961年拍摄的，表姐陪外婆回南京探亲，大姨全家和大舅在灵谷寺前合影。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大舅、大姨、外婆，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表姐、表哥。

1983年，哥哥考上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孙辈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全家又在灵谷寺合影。图⑮是当时留下的全家福，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大姨、外婆、大舅，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表姐和哥哥。历经万重苦难的外婆，在她晚年终于看到了家族振兴的曙光。

晚年的外婆，享受着亲情，享受着儿女的孝顺，这一切都来自于她的教育，以及儿女们对她的感恩。外婆年纪大了，小脚走不动路了，大姨夫就改装了一辆小推车，让她老人家坐在里面。这辆小推车是用从法国带回来的婴儿小推车改造的。作为南京陶瓷厂总工程师的大姨夫设计了一套机关，把车斗挂在自行车的侧面，推车下面还装有减震弹簧，外婆坐在上面很舒服，每次出行都引来路人羡慕的眼光，瞧着老太太儿孙满堂，前呼后拥，好福气哦。

1983年南京修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金陵饭店，一生都喜欢时尚的外婆听说了这件事情，非常想过去看看大楼是什么样子的。表姐下班后，又用那辆小推车推着外婆，从仓巷走到新街口，让外婆好好地看了一个够。

1983年12月27日，外婆病逝于南京，享年八十三岁。1984年4月6日，我父亲到南京出差，8日带大舅恩奇、表姐和当时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的哥哥大文一起，去了江宁回民公墓。父亲在后记中写道：“是日八时离513厂家属宿舍，步行至中华门车站，乘车至铁心桥，折向东，行五六里，至江宁县界。步行三百米至公墓，约十时。刚立定，坟头滚下三块土团。扶至原处，培土十锹，三鞠躬后，返回，雨止。”

去世前，外婆要求在她的墓碑上刻下德润堂的字样（图⑯）。至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这支苦难的家族原来是杨姓回族中最大的一支镇江德润堂的一脉。这个家族的先辈是唐朝从西域进关，聚居陕西弘农郡。至明初洪武年间，传及第二十五世，族广人繁，分为“国、泰、民、安”四支。据镇江伊协工作动态记载，作为宗教世家的德润堂杨氏，辈出知名阿訇，特别是清末杨正慈阿訇，“品端学粹”，“行谊尤高”，“明经布道，气度雍容”。在任镇江山巷清真寺教长期间，同时兼任古润礼拜寺教长，为适应时代需求，进一步办好经堂教育，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设“清真大学”，聘安徽王宝云大阿訇任大学经师，培养出了达浦生、哈德成、刘彬如等一批爱国爱教的著名阿訇，成就了镇江伊斯兰教的辉煌历史。

随着外公的去世，我们已经查不清我们家族的具体源流，但外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作为一名普通回族女性，外婆很好地履行了她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也经受住了命运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