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

摘要：晚清官员陆宝忠的未刊日记现存13册，包括光绪时期作者任湖南学政、山东乡试正考官、顺天学政时的日记，以及部分戊戌、己亥、丙午、丁未年的京官活动日记。这些日记是研究科举制度、南书房翰林活动以及庚子新政的珍贵史料；从中可以看到丙午官制改革和丁未政潮前后清延内部派系斗争的动态，特别是袁世凯势力膨胀后，陆宝忠等正途出身的官员与袁党较量、斗争的一些内幕。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时代背景下，像陆宝忠这样通过“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取得成功的官员群体，渐渐失去往日的权势，其困惑、无奈的心态也见诸日记中。

关键词：陆宝忠；日记；袁世凯；官制改革；晚清政局

陆宝忠在光绪末年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丙午官制改革后改称都御史），对朝局的影响虽不能与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瞿鸿禨这些入枢的汉臣相比，但其仕官经历和政治地位却有相当的典型性。他是科举制度下成功士人群体中的佼佼者，充任南书房行走二十年，久值内廷，深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优遇：为考官、学政、监临凡九，儒臣之荣，得士之盛，近世所罕觏。”但是，庚子后清廷实行新政，新旧体制更替，袁世凯北洋势力崛起，政潮跌宕，陆宝忠执掌台谏，却屡忤当道，以至抑郁而终，曾引起不少官僚士人的同情。

陆宝忠的部分日记原稿由其后人保存至今，共计13册，均用墨笔工整书写于松竹斋、懿文斋等所制红格或绿格笺纸上，既是研究陆宝忠本人及南书房翰林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晚清政治史和科举制度的原始文献。兹将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略做介绍。

一、家世与宦迹

陆宝忠，江苏太仓直隶州人，生于道光三十年庚戌七月初六日（1850年8月13日）。原名尔诚，字易门，后改名宝忠，字定生，号伯葵，晚号定庐。陆氏家族世代以耕读传家，但无人获得科名。直到乃父陆奭棠（号憩云，又号约斋），于咸丰元年（1852）得中顺天乡试举人，其家族才得以改换门庭。奭棠中举后，屡应会试不报，乃报捐主事，分发刑部。咸丰十一年，受聘于恭王岳丈、大学士桂良府中为西席，专司书启兼课其孙。时两宫太后垂帘，恭王奕新以议政王辅政，桂良也得以入枢。同治元年（1862），陆奭棠考取军机章京，奉旨记名，其中可能有恭王与桂良的鼎力支持。这是他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治八年二月，传补军机章京，升刑部奉天司郎中、总办秋审处，成为京城司官中的实权人物。

陆宝忠自幼随父宦游京师。同治四年，纳粟为国子生，改名宝忠，改字伯葵。这样即可不用到原籍考秀才，而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同治五年，与廖夫人成婚。嘉定廖氏为江南世家，科举蝉联，人才辈出。陆、廖两家累代联姻，廖夫人的兄长廖寿丰（字毂似）、廖寿恒（字仲山）都是翰林出身，后寿丰官至浙江巡抚，寿恒则以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同治十三年十月，陆宝忠考取汉誊录第十九名，供职国史馆。光绪元年（1875）九月以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人，次年春天会试中式，改庶吉士，充国史馆协修，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十一年八月，奉旨简放湖南学政。十七年九月，奉旨与张百熙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俗称“南斋”，属于内廷的文秘机构，常为皇帝起草重要诏书。当时的著名文士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等人都曾入直南书房。雍正初年设立军机处后，南书房翰林完全转变为专司文案、书画的文学侍从。南斋翰林与内廷王公大臣一样，享有不少荣耀和特权。比如，光绪皇帝万寿之时，南书房翰林与毓庆宫师傅、上书房师傅一样。不论品级，均可以“呈递如意”；在试差、学差甚至官职的提升方面，他们比一般翰林更有优势。因此。陆宝忠的仕途因入直南斋而更加畅达。

二十年二月，陆氏以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三月，大考翰詹，钦定一等第三名，四月初八日奉上谕以侍讲学士升用，先换顶戴。六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败，时局危急。八月。陆宝忠与李文田、张百熙、张仁黼、曹鸿勋、高赓恩等南书房、上书房官员，联衔奏请恭亲王奕新复出，应对危局。事前，光绪帝单独召见陆宝忠，面授机宜，特嘱：“吾今日掬心告汝，汝其好为之。”不久，经慈禧允准，赋闲多年的奕新再次出山，奉命管理总理衙门、会同办理军务。二十二年，陆宝忠迁詹事府詹事，不久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数月三迁，至于卿贰”。二十三年九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随即简放浙江学政。未赴任，母亲廖氏病逝京城，遂开缺丁忧。二十五年十二月服阕，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二十六年春，再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七月，联军陷京城，两宫西狩，宝忠携眷避难出京。闰八月奉旨补授兵部右侍郎，充顺天学政。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两科顺天乡试在豫举行，又以学政两次前往开封，按临闱事。时科举将废，学堂将兴，陆宝忠上疏请设立文部，责成学政总理各省学务。以一事权。三十一年十二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十二年，署礼部尚书。九月，清廷颁布各部院新官制，宝忠留任，为都察院都御史。三十三年，发生“丁未政潮”，陆宝忠上疏奏请“严禁党援，广开言路”。又奏请维持旧例，各省督抚不能率行奏调科道人员，言官如有愿投效外省及赴各衙门当差者，应开去底缺，以符定制而肃台规。疏上获准。又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立下议院基础以符立宪政体。奉旨交会议政务处议奏，当权者以都察院为独立衙门，不可轻议更张。此议未被采纳。论者以陆宝忠素能直正建言，称他“立朝謇謇谔谔，持大体，遇事敢言，无少隐讳”。但是，陆宝忠长期有吸食鸦片积习。三十三年九月，朝命严饬戒断，并停差，由此心情抑郁。次年正月，陈明戒烟净尽，奉旨仍旧供职。四月二十九日（5月28日）病卒，遗疏上，谥“文慎”。

陆宝忠隶籍江南，少年得志，长期供职翰林院，自身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交游皆清华上选、文人墨客，彼此以砥砺品节相勉，基本属于清流一类人物。以科举和乡谊关系为基础，京城的江南官员形成了特殊的利益群体，并影响到了朝局的变化，陆宝忠因入直南斋，又领台谏，颇受瞩目。其仕途顺畅与江南籍军机大臣翁同稣、廖寿恒、王文韶在枢中的援引有关。据说他“自负江南富人文.对人恒訾边方无学者”，这种傲慢的心态很容易招致非正途出身者及北省官员和士人的怨气。庚子后陆宝忠与袁世凯恩怨不断，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二、未刊日记的基本情况

陆宝忠去世后，其门生唐文治先于宣统元年（1909）刊行一册《陆文慎公墨迹》。宣统三年辛亥夏，所编《陆文慎公奏议》也得以刊行，所收多是陆氏主持都察院时所上奏疏，前有唐文治所撰序言。1923年，《陆文慎公年谱》刊行。该年谱上卷系陆宝忠自订，下卷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后部分，系门生陈宗彝（字慕周）根据陆氏日记辑录而成的。年谱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谱主出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9）四月病逝，记述了其一生经历和宦迹。如唐文治所言，“是谱所载，于数十年来变故与夫废兴存亡之迹略可参考”。近代以来，《陆文慎公年谱》和《奏议》一直是学界研究晚清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显然，即将出版的陆氏未刊日记七种无疑为学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始资料。兹分别介绍如下。

（一）《游湘日记》五册。起自光绪乙酉年（1885）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南学政，至戊子年（1888）九月廿五日差竣返回京城为止，首尾相接，前后完整，是一部完整的学政日记。日记对赴湘前的各种准备、抵任后巡视府县学事、主持岁科考试、查办枪替作弊等事，记述十分详尽。特别是对严格科场、惩治作弊的情形有大量记载。时隔多年，陆宝忠在丁未年（1907）八月二十九日重新翻阅这些日记时写道：“阅《湘槎日记》，恍如隔世。彼时志盛气锐，专以整顿为己任，遇事皆有断制，外严而中宽，平生官绩以此为最用心。今廿余年矣，湘人尚称道之，可见人心自有公道也。”日记中对湖南地方习俗人情、人际交往等也有不少记载。

（二）《使东日记》一册。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初八日至九月初八日，这是陆宝忠奉旨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期间的日记，主要记述了离京前的准备情况和抵达济南后的监考、阅卷等活动，也有与鲁抚李秉衡及各位考官、地方官员交往的记载。

（三）《读礼日记》两册。第一册从戊戌（1898）三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第二册从己亥（1899）八月初一日到十二月初十日服阕。这段时间正好是戊戌政变前后，此时陆宝忠因为丁母忧，赋闲在家。但他对时局极为关心。八月初九日、十三日记载了杨锐、谭嗣同等新党被拿获和处死的消息。第二册所记多为陆氏在京读书、会友等日常生活，对于政变后刚毅等满洲贵族排斥、倾轧汉族官员的情形也有零星的反映。

（四）《燕轺日记》一册。从辛丑（1901）十二月十二日至壬寅（1902）三月三十日，主要记述陆宝忠接任顺天学政后赴大名等府州县接办科考诸事。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学政，所记清点考生、监察考场、处罚考场作弊等情形与《游湘日记》类似。

（五）《监临日记》一册。封面上墨笔书“光绪壬寅（1902）在河南省补行顺天乡试，以顺天学政派充监临，于七月十五日驰抵汴梁日记起”。至十月十六日止，前后三个月，也是专门记述科举考试的一本日记。

（六）《丙午日记》两册。第一册从丙午（1906）正月初一日至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册从七月初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其中缺十月初九日到十一月初二日部分内容）。前一年清廷已经废除科举，陆宝忠视学顺天差竣回京，这年正月十九日将学政关防交与直隶总督袁世凯。故这两册所记主要为京官生活，如入直南斋、侍班、受赏、听戏，以及日常交友、读书等活动。时值清廷实行官制改革，其中也有不少对时局和人物的品评，反映了这个时期陆宝忠的心态和政治倾向。

（七）《丁未日记》一册。从丁未（1907）七月初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这年五月发生“丁未政潮”，调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入京，揭发庆王奕勖、直隶总督袁世凯把持朝政，后岑留京任邮传部尚书。时御史赵启霖参奏载振，引起朝野哗然，被革职。陆宝忠以都御史身份，上奏请予宽宥。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其倾向十分明显，同情岑春煊、瞿鸿禨，敌视庆、袁。九月，袁世凯入枢，以陆宝忠吸食鸦片未能戒烟，上谕命撤差，令三月内戒尽。陆宝忠视为是政敌借机倾轧，内心极为愤懑，日记所记多生病、戒烟之事。

三、日记的史料价值

陆宝忠未刊日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记述京官日常生活的日记；二是记述科举考试活动的学差、试差日记。两类日记史料价值也各有侧重。特别是《丙午日记》《丁未日记》，除了记述日常生活琐事外，陆宝忠对政局和宫廷活动或详或略.有不少记载。对丙午官制改革和丁未政潮发生前后一些政情内幕的记述尤为珍贵。

（一）对戊戌政变后满洲权贵的批评。陆宝忠少年科场得志，又久直南斋。当时的南书房翰林.如潘祖荫、徐郙、李文田、吴树梅、张百熙、陆润庠、张亨嘉、徐琪、吴士鉴、陈伯陶、袁励准等都是江南人士，他们与帝师翁同稣、孙家鼐关系也很密切。这些南斋翰林迭掌文衡，互相援引，通过乡谊、联姻和科举关系，形成了强有力的关系网和利益群体。陆宝忠正是这派势力中的中坚分子。时人有云上书房为张之万、徐桐等北人人直，南书房为潘祖荫、徐郙等南人掌控的说法，这多少反映了实际情况。甲午战后入直军机处的翁同稣、廖寿恒、王文韶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陆宝忠提供了庇护和支持。但是，戊戌政变后，形势发生逆转，刚毅、徐桐等满洲权贵当道，极力排挤汉族官员.尤其是江南籍官员：翁同稣被罗织于“康党”案中再受革职处分，军机大臣钱应溥、廖寿恒受到排挤，先后离开枢垣；另一位帝傅孙家鼐也被迫请假养病。江南汉族官员在政局中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因清廷财政困绌，刚毅还在己亥年夏以钦差的身份前往江南搜刮钱财，更引起江南士绅的不满.满汉关系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陈宗彝辑录的年谱下卷引用陆宝忠己亥年四月初二日的一段日记，颇能说明问题：

与王夔老谈大局，相对唏嘘。时事至此尚

不知收拾人心，泯满汉之见，不知祖宗何负于

旗人，必为此与之俱亡之见，为之痛哭。……

耿耿此心，断不肯上负特达之知与豢养之恩，

倘畀以事权，可复仇雪耻，扶颠持危，即粉身

碎骨亦所不辞，若种种牵掣，既难置喙.无可

着手，则只有洁身而去之一法，决不随昏庸误

国之人同赴一烬也。灯下书此以为息壤。

显然，他对刚毅等人排挤汉员的行为极为不满。《读礼日记》己亥十一月十四日也记云：“得埜秋信，述当轴意气用事，不学无术各情形。益可证仲老出枢垣之因矣。此等人乃应运而生，不至败坏到十分不悟，不知国家豢养满人二三百年何为而得此酷报也。可为太息！”“埜秋”也作“野秋”即张百熙，“仲老”指廖寿恒（字仲山）。廖于这年十一月被赶出军机处，据说与两宫召见时李秉衡的参奏有关，而此时张百熙任广东学政，故在来信中讨论此事，为廖报冤。同年十二月初十日，陆宝忠服阕，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二十四日，慈禧召见王公大臣谕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陆为南书房行走，位列其中。陈宗彝在《年谱》下卷中写道：“公瞻仰景皇帝天颜清癯已甚，不禁泫然欲滴。”这应该是根据陆日记而来的话，可见他对光绪帝的同情和反对“建储”的倾向。由于慈禧听信顽固昏聩的端王载漪及刚毅、徐桐等人意见，致使清廷在庚子年应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出现了决策失误。七月，联军攻陷京城，两宫仓惶西狩，陆宝忠也被迫离京避难。九月，慈禧、光绪帝抵达西安。年底，行在宣布实行“新政”。第二年九月，经李鸿章与列强议和，签订《辛丑条约》，不久两宫回銮，中外相安，政局表面上渐趋平稳，但仍是政潮暗涌，危机四伏。陆宝忠的境遇开始出现波动。

（二）反对袁世凯和丙午官制改革。辛丑两宫回銮后，大学士荣禄以首辅掌枢，但因体弱多病，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三月病逝。庆王奕勖继之，成为军机首座.而在荣禄卵翼下势力得以迅速膨胀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很快取得庆王信任，隐操政柄，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五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因年老，被解除军机大臣职务，陆宝忠彻底失去了靠山；同时署理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后来居上，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两个月后，署理兵部尚书、户部右侍郎铁良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光绪三十二年丙午，袁世凯又试图通过官制改革，设立责任内阁，获取更大的权力，并伺机位置党羽，很快引起朝野各方的警惕和关注。次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王、袁世凯一派权力争斗恶化。终于引发“丁未政潮”。在政局扑朔迷离之际，陆宝忠政治态度相对保守，政治上始终站在袁世凯的对立面，这在其丙午、丁未日记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陆宝忠是正途出身，以敭历清华，久值南斋，且为天子近臣，尤以气节自励；而袁世凯虽在庚子后地位骤升，为直隶总督，权势煊赫，但毕竟属于赀郎骤显一流，陆宝忠不肯屈尊逢迎，贬节周旋，二人早有隔阂。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视学定州的顺天学政陆宝忠致函挚友、山西巡抚张曾敭称：“畿辅学堂虽已遍设，而有形式而乏精神，接印时地面尚未交，洋兵尚未退，即筹划学堂事。迨按临定州，即饬试办，并奏陈一切办法。乃卧雪不愿有人搀杂，绝不商量即聘订丁嘉立为总教习，胡月舫总学校司，工课专重洋文，学堂各员又大半南三府人，新学旧学一概茫然，而强作解人，由是学堂之根基已坏矣。”“卧雪”系以东汉“袁安卧雪”的典故代指袁世凯。当时，各省兴办学堂，但职责不甚明确，到底是由各省学政具体负责，还是督抚委派的学校司、学务处主持，各省情况不同。袁世凯不希望陆氏参与学堂事务，派胡景桂（月舫）总司学堂事宜，又任丁嘉立为北洋大学堂总教习。引起陆的不满。他对学堂的教学内容和聘任教员也有微词。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开始厘订官制，袁世凯虽身任直隶总督，奉旨参与，并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对袁主导的官制改革，陆宝忠并不看好。《丙午日记》中有一些反映：

七月初八日

今日袁慰庭到京，召对，大

约不日即有更张明文。

七月十四日今日有上谕派编纂官职各堂

官，都察院派寿子年，余可藏拙，乃幸事也。

七月十五日

二钟至海淀。拜袁慰庭。未

晤。

七月二十日今日召见泽、振、袁、端，

又分起见，不知蕴何意见也？

八月初十日

半月来都下议论纷纷，人心

惶惑，预议者或各逞意见，或俯仰随人，为公

为私，虽所蕴不同而方寸皆为微云点染，予则

倏然物外，虽居九列，如在深山。既无得失之

鄙心，更无去留之成见，不可谓非幸福也。

八月十一日饭后孙燮老以签商各节见示。

俱见老成谋国，与近日喜功名逞意见者不同。

其言用人、筹款之困难亦人人意中所欲言者。

八月十九日在寿州处谈及时事，甚为感

愤。

很显然，陆宝忠对官制改制态度消极。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枢垣并不愿意将都察院改革方案交给他主持，而是交给满洲都御史宗室寿耆（字子年）负责。“寿州”即孙家鼐，是这次官职改革的总司核定人之一，他相对比较保守，对这次官制改革的态度比较谨慎，因而深得陆宝忠的钦佩。陆氏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又写道：“饭后赴台。阅王宝田等副呈，其引日本、英、德、俄各国立宪情弊，极为透切。所谓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论改官制之不学无术，语尤沉痛。计四十开。近日封事当以此为第一，不知两宫能虚衷细览否？”可见，他明确反对立宪和改官制。九月二十一日，官制改革方案公布，都察院被保留下来，首官只设一位，不分满汉，陆宝忠为都御史，伊克坦布和陈名侃为副都御史。其心态虽平静下来，但鄙视、反对袁世凯之态度毫无改变。

（三）袒护赵启霖、奏请严禁党援。丁未三月，御史赵启霖参劾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买歌妓杨翠喜“进献”载振，又向庆王奕勖“献寿礼十万金”。“专恃夤缘”，以直隶候补道骤跻巡抚。疏上，京师舆论大哗。慈禧下旨派醇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核查，结果赵被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之罪名，遭到革职。四月，陆宝忠以都御史身份上书，请恕启霖以留言路。疏谓：“赵启霖平日学问颇优，声名尚好，憨直乃其本心，弹劾因之过当。仰恳鉴其愚诚，仍留言路，以作台谏敢言之气，而慰天下望治之心。在皇太后、皇上沛其仁如天之恩，在枢臣体薄责于人之训，而居言职者益当感激图报。”随后，御史赵炳麟也上疏申诉，申明自己本亦欲弹劾庆王等，惟不及赵启霖之无所顾忌，自愧不如，亦愿为此而去职。疏上，上谕称赵启霖污蔑亲贵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处。赏罚之权操之自上，岂能因臣下一请即予加恩？故未予允准。

五月后，庆王、袁世凯排挤瞿鸿禨、岑春煊，丁未政潮爆发，陆宝忠复上书请严禁党援、广开言路。疏云：“臣观去年自改定官制以来。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几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方今治术无序，民气郁结而不宣，乱党朋兴，蠢蠢思动。设朝廷之上尚植党营私，互相攻伐，将皇太后、皇上成孤立之势，其祸何可胜言。又台谏为耳目之官，现议院未立，公论不彰，大小臣僚所以稍知忌惮者，惟在言官之举发，倘一有弹劾辄互相猜忌，将使憨直者寒心，庸懦者结舌，势必隔者愈隔，否者愈否……应请明降谕旨，严诫臣下，精白乃心，实事求是，务化其忮求排挤之念，用以尽同寅协恭之诚，复激劝言官如有见闻，务期直言无隐，庶几壅蔽尽除，忠良日进矣！”由于朝野舆论高涨，庆王等面临很大压力。疏人，颁谕赵启霖开复革职处分，后来擢四川提学使。显然，慈禧也开始设法安抚清议。盛宣怀在给陆宝忠的信中对其严禁党援之议大为赞赏：

读保赵御史一疏，言皆得体，不失台长身

分，卒能言必有中，朝野钦佩。近读化党论。

切中时弊，尤要言不烦。内庭有此诤臣，正气

尚存，两宫能动容否？近日北风又劲，必须推

翻政府而后已。外国虽有总理大臣，确是一气

呵成，莫不折衷于君上，群臣会议亦各真有见

解，不似我逢迎妩媚，一惟首座之言是从。近

来两宫倦勤，无论何事皆取决于俄顷。政府之

权力无以复加，若再加重一人，难免尾大不掉

矣。

盛宣怀对庆王听信袁世凯的批评不是偶然的。他与陆宝忠关系一直密切，袁世凯夺取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控制权，也大大激化了与盛的矛盾。更何况，袁世凯攀附庆王，广植党羽，不仅受到清议的批评，朝野各方都有反应。丁未七月二十日陆氏记云：“马景山军门玉昆来拜，谈时事，亦知当国者无主宰，用人不当，专以张皇无据之言恫吓两宫，大局殊为可虑云云。武夫所见如此，则政府之不惬人望可想矣。”七月二十八日又记：“饭后出城拜客，晤顾渔溪、张燮钧、戴少怀、秦佩鹤、孙寿州，归已薄暮。北洋，杨士骧署；川督放陈小石；鄂督，赵尔巽调；张小帆调苏抚；冯汝骙骤得浙抚，此皆项城之措置也。时局至此，专用私人，所谓励精图乱，破格用己。甫执政柄即毅然为之，势不至亡天下不止，可为痛哭！”“项城”即袁世凯；张亨嘉（燮钧）、戴鸿慈（少怀）、秦绶章（佩鹤），孙家鼐（寿州）等都是翰林出身的官员，他们对袁入枢后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因迭遭言官参劾，袁氏也开始怀疑有陆宝忠等人的指使，并开始借机打击陆氏。

（四）戒烟与党争。丁未年九月初四日，清廷发布明发上谕称，上年降旨禁烟，政务处详定章程，凡官员吸食鸦片者准其自行陈请，限期戒断，然时逾半年，“内外大臣如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等积习未除.情形显著，似此因循怠玩，即立予严惩亦何足惜？姑念宣力有年，将所任差缺照章先行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供职。”并限三个月，务必戒除净尽。当天，陆宝忠在日记中写道：“灯后见上谕，以上年降旨戒烟而积习未除情形，著将所任差缺照章派署等因，读之感悚。咎由自取，焉敢辞解？但自问此乃等于酒食之遇，仅仅娱己，并未误国，且命意所在原不为此。古人以憨直取祸者多矣，此尚从轻发落，尤应感激天恩。梦陶来商，应否陈谢，告以明日探询二王如何再说。”首先，他并不认为戒烟是件大事，视为“酒食之遇，仅仅娱己，并未误国”。他的挚友和亲家、副都御史陈名侃（字梦陶）也有此嗜好，并受到责难，为此，他们开始商议对策。但情况很快就让陆宝忠感到愤懑。日记九月初七日写道：

知梦老立志戒烟为再出计。其体本健，远

胜于予，其果决亦不可及，然此事岂专为戒烟

哉？国家进退大臣以礼，乃有意摧辱之，以泄

权贵之怒，亦复何颜再出？若果出于上意，雷

霆雨露，皆甘受之。乃闻开单共六人，其二系

懿戚，慈命撤去（一系桂祥，一乃内务府大臣

庄山），实则注意在一人，二王暨梦老皆陪客

也。平生以憨直招怒不一而足，而此心可告无

愧，末路若稍贬气骨，则扫地尽矣。

这次，陆宝忠认定是政敌（明显是指袁世凯）借故陷害自己，戒烟只是个借口，对上谕中一些讥讽、侮辱性的措辞提出异议，尤其对桂祥、庄山免议，而矛头专指自己表示愤慨，并表示不能因此而“稍贬气骨”。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记：“午间绍越千来长谈，亦以项城既龃龉，以暂避其锋为是。此人手辣心狠，国事亦日益糟，其名誉亦日益损，但大权在握，不值再受其侮，务爱惜此身，以为他日报效地步而已。噫！未来事不可知，听之而已。”绍越千即绍英，时任内务府大臣；他劝陆暂避锋芒，以图他日报效朝廷。九月后，陆宝忠一直犹豫要请求开缺，离京回籍，但又为将来生计无出所苦，一些亲友也劝他安心养病，勿遽请辞。次年初，以戒烟尽净，奉旨回任供职。似乎一切烟消云散了，但陆氏内心一直沉闷压抑，竟于四月二十九日在京城病逝。以往学界对于陆宝忠与袁世凯的矛盾关注不多，日记中则提供了不少确凿的证据。

（五）有关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陆宝忠的《游湘日记》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学政在一个任期三年内的钦差生活。学政奉旨视学，虽官职品级不高，在各省却与督抚、藩臬平起平坐，很受地方官员的尊重。日记中对主持岁科考试、到了解地方民风、结交地方官员，乃至本人寓居外省的家居生活，都有详尽的记载，作为研究一任学政政务、生活的完整史料，极具典型性。《使东日记》、《燕轺日记》、《监临日记》虽篇幅不长，也是研究科举制度的鲜活材料。

清代翰林官员生活异常清苦，获得一次学差、考差，往往是他们经济上改变拮据境况的难得机会。学差出京所得看上去有些“灰色收入”的味道，但习惯上则被视为合法所得。关于学政、考官们的这种收入，很少有具体资料。壬寅（1902）陆宝忠以顺天学政身份到开封监临，自然也有一份丰厚的收入。他在《监临日记》中开列了这笔收入的详细数目和来源，主要包括门生的贽敬和地方的公饷、官员的程仪，以及津贴的剩余。可供今人研究：

新孝廉贽敬：胡鸿彬，罗山人，十六两；

易树烈，商城人，易贞之子，六两；曹典初，

东寅之子，廿四两；胡嗣瑗，贵州开州，伊兄

堂邑令，八两；王鸿鱿，福建人，可庄堂弟，

四两；郭至璜，河南人，无贽；张允恺、厘（即

张允厘——引者），各二十两。

河南入项：直隶津贴余一千七百两；河南

公饷一千两；锡中丞良（清弼）五百两；钟筱

舫廉访（培）一百两；署陈州守陈砚塘（丙子，

履亨），一百两；另补知县蒯骙（号希彭）五

十两；禹州牧曹东寅（门生，广权）二百两；

署祥符县姚礼成一百两；署安阳令姚礼坤一百

两；署开封府袁镇南（号宝臣，丙子）二百两；

盐粮道王维翰五十两；郭其章一百两；延锡之

方伯四百两；朱曼伯观察一百两。

新门生的贽敬总计只有九十八两，而河南地方官员的公饷、程仪总量达三千两，加上此行津贴所余一千七百两，总计四千七百九十八两。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一日，高润生御史上奏批评陆宝忠“自乡闱借豫，该学督两任监临，驿传所经，诸多需索。闻各州县所馈程仪，至少者以五百金为断，欲壑已盈”。从实际情况看，高御史的参奏有失实之处。但此行考官收入丰厚确是实情。据日记所夹条单，这次借地考试，直隶省所开销的总费用是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七两多，除了直隶解来一万零七百两外，河南藩库垫付银五万八千八百三十七两。当时来开封主持乡试的三位主考官（一正两副）获得的程仪可能还会超过陆宝忠。一面是官府财政拮据的困境，一面是考官丰厚的收入，形成了鲜明的比较。

（六）其他。日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原始史料，研究者抱着目的去寻找史料时，往往一无所获，反而不经意中可以惊奇地发现一些难得的信息和线索。陆宝忠日记也是这样的。如《丙午日记》二月初八日记：“题御笔桃一幅，酬三金。”四月初一日：

“题御笔画一轴（松芝堂幅），酬三金。”四月初八日“写阅是楼格眼一张，酬二金。”南书房翰林为御笔画作题款，本是分内之事，但外人很少知道还有酬金。如果按照单字价格算，润笔不算低，不知是否两宫的颁赐？这些可视为研究社会史或绘画史的珍贵资料。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又记：“昨内务府送到南斋节赏一千二百两，六人分，每员二百金。”这里的节赏指端午节的赏赐，可以看出南书房翰林享受的优厚待遇。诸如两宫生病时闽医力钧（举轩）、南书房行走陆润庠人宫诊脉的情况，日记中也有点滴的记录。当然，随着日记的刊行，学界对于陆宝忠未刊日记的价值将会有更多的发掘和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