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　刚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天夺其鉴”抑或“早有始谋”
——读隋史炀帝东迁诸事札记

○董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200433)

隋炀帝执政后期遭遇的雁门之围，是其政治生涯的分水岭。此后他南至洛阳，东向江都，拟渡长江而遇弑，再未返回京师长安。考诸史籍，炀帝东迁构想的萌生当始于雁门。从东都、江都而至丹阳的行进路线，是炀帝启程以来虽然隐微、实质上却一以贯之的计划。围绕这一计划的展开作相应稽考，可以对炀帝在东迁过程中的诸种反常表现与隋末关东、江南的政治形势变化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隋炀帝；雁门；东迁；南渡

隋炀帝自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第三次征讨高句丽不克而罢后，虽然除此前第二次征辽时的杨玄感起事外，尚无多少政府官吏对帝国的反乱，但国内山东、并州乃至江淮各地层出不穷的民变事件已更趋剧烈，渐渐难以压服，政治形势日趋不稳。大业十一年(615)八月，炀帝巡视北部边塞，旋即为突厥始毕可汗以数十万众攻围于雁门，情形极度窘迫。据称，其时“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1〕炀帝一度准备采信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议，以精骑数千溃围逃出，后因苏威等文官谏止，才在雁门固守待援。九月，始毕可汗终因各路援军到来与隋宗室义成公主的伪报，撤围北返，炀帝始得获安。雁门被围事件可以看作是炀帝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三征高句丽事件的最终失败与紧承雁门一役的惊心动魄，似使炀帝的政治抱负由即位之初的雄心勃勃终于一变而为悲观消沉的基调，他自雁门南返东都洛阳，再东迁而至江都，最终在江都遭遇宫变，结束了其自身乃至隋朝的政治生命。炀帝东迁肇始于大业十一年九月，终结于江都宫变发生的义宁二年(618)三月，期间经历约二年半的时间。笔者认为，炀帝的东迁史事并非如前辈学人往往论及的那样事出偶然与并无深致，〔2〕而是存在着内部的逻辑关联。鉴于东迁深刻关系到隋末政局的变动，笔者拟就此加以详探，以札记的形式列叙其时诸人的言行情状，同时在读史过程中对史料本身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在贯连不同时段和多面向的环境下发掘较之以往更为深入的历史认识。

一、雁门解围后炀帝的去向

雁门之围时，此前担任过秘书丞、礼部侍郎等文职，从未有统军经历的江南人许善心忽而被诏“摄左亲卫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3〕或许是炀帝此后东迁计划成形的萌芽。炀帝的政治根基由于早岁伐陈与此后历任十年扬州总管的经历，与旧南朝地域及其士人有着深厚的渊源，〔4〕这种渊源所形成的信任感在危难时刻更易显露出来。在炀帝坐镇广陵参与夺嫡的时代，曾问计于时任洪州总管的郭衍，衍答：“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5〕为炀帝所喜，炀帝在即位后“尚每谓人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此时虽然去当日已远、形势早异，但炀帝在政治上遭遇到平生以来最大危机则是事实。自文帝后期开始，南人渐有进用之迹。〔6〕到炀帝即位后，由于其居藩江淮的经历，南士如裴蕴、虞世基、许善心、袁充、来护儿、麦铁杖等更蒙厚遇，他们又迭相引荐，一时上升为能与关中旧人相抗衡的政治群体。〔7〕这种情况下，当日“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的尘封计划，在与现实政治环境相似的背景中再次得到启用，亦属不无可能。这并不是指炀帝会就此窜居南土，甘愿将中原弃之不问。考之史籍，晋末五胡乱华时，控制中央朝局的司马越以镇集兖、豫为名东出洛阳作战，不久病死，其党与太尉王衍乃率十万晋军奉越丧继进，目的地即司马越的东海国。〔8〕这种策略亦不过源于越、衍政治势力的根基在于海滨徐、兖之地，他们的东行实质上是一种先求自保、再图恢复的行为。〔9〕回过头来看炀帝于雁门之役后的东迁之举，庶几与此近似。只不过二者都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流于破产，未能遂行。审知这一点，那么解围后的九月，炀帝南行短暂停留在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便可以约略推知。或许在这个时刻炀帝便已有东行遂而南向江左的计划，但因隋政权禀自西北关陇地区的特性，要想让帝国的中枢机构忽然转徙至原先被其灭亡的南朝故地，几乎是不能遽尔启齿的。正因为这样，当出自关中的将领宇文述奏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可也”，〔10〕炀帝当即答应。宇文述明知炀帝不会回返他并无人情基业的长安，遂转而建议往洛阳，就其关陇人的本心而言，恐亦是不得已的折衷。但由于其人并非直臣，又善仰承风旨，等于代炀帝说出了不便说的话。史传所谓“帝初然之(指群臣还长安之议)，竟用宇文述等议，遂往东都”〔11〕云云，则显然与真实情状不相符合了。炀帝自太原往东都洛阳，实质上是为往江都乃至丹阳所作的掩饰和缓冲，这一点在此后的史录中同样会表现出来。

二、炀帝在东都

大业十一年(615)十月，炀帝到达东都洛阳。同月，据《隋书·炀帝纪》载：“东海(郡治今江苏连云港)贼帅李子通拥众度淮，自号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12〕不言隋军有何军事行动。实据《旧唐书·李子通传》，知其在大业末先附于齐郡贼帅左才相，因有众万人而遭忌，遂“自引去，因渡淮，与杜伏威合。寻为隋将来整所败，子通拥其余众奔海陵”。〔13〕可知李子通渡淮寇江都的时间极短，即被来整击败。按来整是来护儿第六子，史谓“整，武贲郎将、右光禄大夫。整尤骁勇，善抚士众，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甚惮之，为作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14〕此歌所记来整出现的战场在齐郡长白山，则他于江都破李子通之众显然是后来转调而至，可见炀帝虽在洛阳，已显示出对江都局势的重视。十二年(616)正月，炀帝诏“毘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会乱，不果成。”〔15〕此时距炀帝日后前往江都尚有七个月的时间，他即已在江都更南的毗陵(治今江苏常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兴造大型宫室了。又，《隋书·五行志》谓：

帝因幸江都……是年盗贼蜂起，道路隔绝，帝惧，遂无还心。帝复梦二竖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筑宫丹阳，将居焉。〔16〕

则是再转至江都后炀帝又令人在六朝故地丹阳郡造宫殿。《志》谓炀帝是迫于“盗贼蜂起，道路隔绝”才筑丹阳宫，《炀帝纪》则称：“(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17〕又，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炀帝知唐据有西京，过江计定。”〔18〕与隋纪略同。则是炀帝迫于李渊入关，无还京之望，于是令筑丹阳宫准备过江。此处不论何种史料，对炀帝心理的描写都只能是一种猜测。笔者以为，炀帝如果迟在大业十三年底才有模糊的渡江计划，恐怕过晚。上文所引早在十二年正月毗陵、会稽二郡奉诏筑宫的史料，正可以和此时在丹阳筑宫的逻辑相应。炀帝推迟在丹阳建筑宫室，恐怕主要因为这里是南朝故都，一旦放出风声，则其南渡之举无疑大白于天下。〔19〕届时其从驾的关陇旧臣乃至关中骁果会如何反应，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他在这二年多时间里的长程观望与罕有作为，或许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盗贼蜂起、道路隔绝”的事实有助于断绝从驾政治团体的西还之念，以便于实施其与南士集团固已谋划的东迁南渡之计。

炀帝在洛阳还有一事。《炀帝纪》：“(大业)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20〕又检《隋书·食货志》，载他“突厥寻散，遽还洛阳，募益骁果，以充旧数。”〔21〕这应即大业十一年九月以后的事。食货志记录的洛阳募兵是史传中明言骁果成军之后的又一次增募。据《新唐书·冯盎传》，盎为北燕末代国君冯弘的后裔，“弘不能以国下魏，亡奔高丽，遣子业以三百人浮海归晋。弘已灭，业留番禺，至孙融，事梁为罗州刺史。子宝，聘越大姓洗氏女为妻，遂为首领，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此人曾从炀帝伐辽，“迁左武卫大将军。隋亡，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又谓其有子名冯智戴，“勇而有谋，能抚众，得士死力，酋师皆乐属之。尝随父至洛阳，统本部锐兵宿卫。炀帝弑，引其下逃归。”〔22〕则是盎、智戴都曾随驾停留于东都，继而至江都，炀帝遇弑后他们才逃归岭南。冯智戴尚且统“本部锐兵”扈从，则此类岭南兵即使名义上不在募益的骁果之限，其实也已成为炀帝近卫部队的一员。又据《旧唐书·丘和传》：“大业末……和为交趾太守……会炀帝为化及所弑，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遂以州从铣。”〔23〕可知除冯盎部曲外，江都宫变后尚有奔还交趾的骁果军人。这些来自岭南的军众，此前罕闻，恐亦与冯氏相类，当是炀帝在东都之际所增募的。实质上，此时炀帝的骁果军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骁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旧南朝地域军人，此待下文详述。

炀帝在东都住了九个月，至次年(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终于准备再度启程，前往江都。如前文所论，炀帝受其统治集团的地域因素影响，对于东迁南渡，表面上始终予外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维系政权中关陇、江南两股力量的平衡，从而继续为其所用。第二次的行程同样并非由炀帝亲自提出。史载：

是岁，至东都，(宇文)述又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帝大悦。〔24〕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相关部门协调工作的困难性。旅游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涉及不同的旅游经营商和管理部门。当出现问题时(如不合理低价游)，难以确认是哪一要素环节出了错，会导致经营商的过错难以被界定，相关管理部门因为权力不清而相互推诿。第二，旅游者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合理低价游吸引来的大量旅游者可以对当地经济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有利于促进地方发展。

这样，炀帝再一次假宇文述之口以遂其本图。然而这一次行进路线的愈发直露，也引起了更为激烈的反对：

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天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25〕

炀帝一路上面对臣下的反对意见，乃至以不作应答、直接处决的方式进行应对，政治文明恍如一下子倒退回蛮荒时代的景象，联系他此前的政治举动亦属仅见。其中透露出他的东迁之行既有难以启齿的隐晦一面，在他看来又非常迫切、不得不为，这显然不是传统上所谓贪图享乐或惧怕盗贼的推测可以解释的。〔26〕

三、江都宫变的另一面

大业十二年(616)七、八月间，炀帝到达江都。此时各地的流民武装起事范围更加广泛，甚至出现进一步的互相攻战、抄掠不息。炀帝在自雁门到江都的长程播迁路途中，对于此类的“盗贼”报告往往心不在焉，乃至恶闻其事，史传记录他对此完全不知实情者往往有之。如《隋书·苏威传》：“属帝问侍臣盗贼事，宇文述曰：‘盗贼信少，不足为虞。’威不能诡对，以身隐于殿柱。帝呼威而问之。威对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帝不悦而罢。”〔27〕同书《裴矩传》：“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28〕《虞世基传》：“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以备不虞。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恇怯。’……盗贼日甚，郡县多没。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尝遣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降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29〕

如前文所论，炀帝对外部世界“盗贼蜂起、道路隔绝”的现状多采消极应对的态度，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以此断绝关陇臣从的西还之念，并用裴矩之计、以众所周知的为关中骁果在江淮“娶妇”的方式以求稳固关中旧部武装。然而，盗贼蜂起的事实必然也会大幅削弱隋廷的财赋来源与炀帝身周的治安状况，故而当这种贼乱威胁到东都洛阳至江都一线的区域时，炀帝往往会忽然变得清醒起来。他虽不再像往日那样带兵躬伐，但经常委派得力军将实行镇压。例如初起陈、汝间，抄掠已有数年的贼帅卢明月发展到“转掠河南，至于淮北”时，炀帝即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兵围剿。结果“世充与战于南阳，大破之，斩明月，余众皆散。”〔30〕在李密纠合数十万流民威胁东都时，他又多次令江淮、河北之王世充、韦霁、薛世雄等部率众入援，导致李密始终未能攻下洛阳。〔31〕此外，江淮地带的杜伏威、李子通、左才相等流民武装也不断受到炀帝所遣右御卫将军陈稜的打击，〔32〕直至炀帝死后，留守江都的陈稜势力才被李子通击败。

炀帝一方面欲借助南士重返江淮以求自固，另一方面以其悭吝的性格，又不愿关陇文臣武夫的力量弃之而去。故而当他在江都逗留一年有余之后，明确下诏营建丹阳宫、宣布过江，见关中军人逃亡则遣骑追斩，由此大失人望，徒然促使政变的到来。对于义宁二年(618)三月发生的江都宫变，学界于司马德戡、宇文化及一方之关中骁果的叛乱起因，以及如何预谋、组织与发难的史事当已知之甚详，无烦赘述。笔者注意到《隋书·裴蕴传》中的一段记录，似尚可细绎，现摘录如下：

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33〕

在江都宫内的情况，则可知炀帝曾“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只是由于司宫魏氏与化及暗通，在叛乱发生的当天“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之际，无一人在者”，〔41〕才导致炀帝近卫力量的薄弱。炀帝被弑后，这批“给使”一度被宇文化及留用作其侍卫，折冲郎将吴兴人沈光即为其首领。之后沈光与其他南籍将领虎贲郎将麦孟才(麦铁杖之子)、虎牙郎将钱杰(麦铁杖部将钱世雄之子，史不言其籍，以姓氏来看亦当与沈氏同出三吴)欲引江淮兵数千袭杀化及，因事泄不果，“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42〕由此可知，裴蕴、张惠绍当日之谋，在可动员的潜在军力上并非不堪一击。二人对宫内的具体布置，则是“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范富娄之名，史籍只此一见，不知其生平。但遣其入自西苑，盖因谋乱的骁果皆在东城与附近的罗城中，是为不欲打草惊蛇。取梁公萧矩和燕王杨倓之举，则似别有深意。萧矩是后梁末帝萧琮之侄，萧琮曾因萧皇后之故，为炀帝所重用，封为梁公。史载他与贺若弼相善，弼被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43〕萧矩此后便袭其伯父梁公之职，并从驾至江都。燕王倓为炀帝早卒之太子杨昭之子，其事迹据本传：“字仁安。敏慧美姿仪，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钟爱，常置左右。性好读书，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终，每至忌日，未尝不流涕呜咽。帝由是益以奇之。”〔44〕可知是一位好书学的贤达皇孙。裴蕴欲控制这二人，再扣门援帝，或是虑及一旦变生不测，进可以拥立隋室宗子，退可以奉萧矩南渡以续南朝之旧。总而言之，裴、张二人的计划，具有实际的可行性，只是因后来虞世基的犹豫迁延，〔45〕使宇文化及之众得以遂行其计罢了。

四、结　语

行文至此，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请允许笔者基于上述史实作一个推断：如果裴蕴的反制行动获得成功，那么经过政治清洗之后，炀帝的庙堂之上势必会变为一个纯粹的南朝世界。何德章先生曾以江都时期虞世基、裴蕴的政治身份方之东晋的顾荣、贺循，〔46〕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比附。只是，虞、裴在这时不啻要为江东士族顾荣、贺循的迎纳之事，还要兼负当日北人王导、王敦所担当的力排众议与赞襄保护之劳，其使命不可谓不沉重、难度不可谓不大。炀帝的南渡计划所以最终不果，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但究其大要而言：不愿弃其一端，欲图强行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罅隙的失败，以及政治威信的逐步丧失，当是造成他无法再现“据淮海，复梁、陈之旧”的主因。

〔1〕〔15〕〔25〕〔30〕〔38〕〔4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698(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大业十一年八月条)、5702(卷一百八十三《隋纪》大业十二年正月条)、5705-5706(卷一百八十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条)、5718(卷一百八十三《隋纪》义宁元年正月条)、5800(卷一百八十五《唐纪》武德元年七月条)、5780(卷一百八十五《唐纪》武德元年三月条)页。

〔2〕如王永谦在讨论炀帝第三次江都巡幸时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简单地说，是逃跑避难，有去无还，并丧身江都。”张学锋亦认为：“在这大厦将倾的前夜，隋炀帝已经没有心情收拾残局，挽救危机，而是选择了逃往江都，去享受自己的余生。”分别参考王永谦：《关于隋炀帝三下江都问题之剖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第00期，第57页；张学锋：《隋炀帝对扬州的经营及江都陪都地位的确立》，《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年第2期，第95页。

〔3〕〔唐〕魏征：《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30页。按许善心曾因大业七年上封事谏止东伐高丽事而被免官，当年复征为守给事郎。九年“摄左翊卫长史，从渡辽，授建节尉”，是任军职之始，但从长史一职来看实际仍是军中文职官员。

〔4〕参考何德章：《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10〕〔12〕〔14〕〔16〕〔17〕〔20〕〔21〕〔24〕〔27〕〔28〕〔29〕〔33〕〔34〕〔36〕〔42〕〔43〕〔44〕《隋书》，第1470、1467、89、1516-1517、639、93、83、688、1467、1189、1583、1573、1576-1577、1889、686、1514、1794、1438页。

〔6〕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7〕南士的集团意识较为浓厚，如许善心“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所举荐者皆出南方。关中人宇文述曾对炀帝奏：“‘陈叔宝卒，善心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为祭文，谓为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自援古例，事得释，而帝甚恶之。”分见《隋书·许善心传》第1427、1428页。同书卷六十五《周罗睺传》亦记其事：“陈主卒，罗睺请一临哭，帝许之。缞绖送至墓所，葬还，释服而后入朝。”第1525页。又，卷四十一《苏威传》：“其年(大业十二年)从幸江都宫，帝将复用威。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第1189页。

〔8〕参考《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卷四十三《王衍传》、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1、1238、1625页。

〔9〕田余庆先生对此分析作：“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似有未允。司马越封国、王衍故乡皆在徐州，衍此前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青、徐二州又相毗邻，他们拥众东还之初显然为便于有所整备，并非纯为返乡的无意义之举。

〔11〕《隋书·苏威传》，第1189页。《资治通鉴》亦采《苏威传》的文句，以为炀帝转向东都是宇文述主之。

〔13〕〔23〕〔37〕〔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73-2274、2325、2221页。

〔18〕〔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19〕这也应是温大雅据当时有起宫丹阳的讯息，而书写史传为“过江计定”云云的由来。《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记骁果军将领司马德戡“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第1888页)，亦同此理。

〔22〕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冯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2-4113页。

〔26〕唐朱敬则《隋炀帝论》谓：“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越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即属这一类评论。转引自何德章：《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93页。

〔31〕《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遇李密攻陷兴洛仓，进逼东都，官军数却，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恶之，大发兵，将讨焉。发中诏遣充为将军，于洛口以拒密，前后百余战，互有胜负。”第1896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隋纪》义宁元年七月条所叙可进一步补足其事：“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将军王隆帅邛黄蛮，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帅所领同赴东都，相知讨李密。”第5741页。《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传》：“迁左御卫大将军，仍领涿郡留守。未几，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第1534页。

〔3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条：“是时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光禄大夫陈稜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往往克捷。”第5706页。

〔35〕参考李裕群：《隋唐时代的扬州城》，《考古》2003年第3期；中国江苏网2014年11月12日新闻《扬州蜀冈发现疑似隋江都宫城门遗址沿用故城或邗城》，详见：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4/11/12/022540921.shtml

〔39〕见注〔31〕引文，及《隋书》卷六十四《陈稜传》，第1520页。

〔40〕《宇文化及传》中多次提及发动叛乱的骁果有“数万人”，却不云实数，盖亦不能甚多，这恐怕即与关中武力虽然占多，却并不处于绝对优势有关。

〔45〕裴蕴在告知虞世基的同时，或已同时告知其他人。如计划中提及的燕王倓和萧矩，都闻风有所动作。《隋书》卷五十九《燕王倓传》：“宇文化及弑逆之际，倓觉变，欲入奏，恐露其事，因与梁公萧钜、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卒中恶，命县(悬)俄顷，请得面辞，死无所恨。’冀以见帝，为司宫者所遏，竟不得闻。”(第1438页)盖因最终决策牵涉到虞世基，他的引而未决，使南士集团大多无所行动而落败。

〔46〕何德章：《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94页。

〔责任编辑：陶然〕

董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