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修申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北地区的私塾改造

吴修申*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北地区私塾依然有一定数量的存在。1947-1949年该地区的私塾数量逐渐增加，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政权实施私塾改造政策，部分私塾被改造为民办小学，私塾改造取得了一定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皖西北地区的私塾改造进一步加大了力度，到1952年底私塾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中国；皖西北；私塾；改造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4.03

皖西北地区包括安徽省的阜阳市、亳州市辖区。自清末以来，皖西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兴学堂的同时改良私塾，但改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该地区仍然有较多的私塾，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内依然存在。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北地区私塾改造的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比较薄弱（1）。本文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北地区的私塾改造情况作一梳理与分析。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私塾教育在皖西北地区比较盛行，尤其在广大的农村，私塾是主要的办学形式之一，为儿童教育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区各县私塾少者百余所，多者数百所。颍上县自1901年至1940年50年间，公私立小学甚少，私塾林立成为该县初等教育的一大特征［1］ 79。抗日战争初期，受战争形势影响，亳县的许多小学停办，大批儿童失学，私塾随之纷纷创办，到1940年私塾数量骤增至五、六百所［2］480。抗战时期，安徽省尽管颁布了系列改良私塾的政策，如1940年安徽省政府颁布了《各市县取缔私塾办法》，要求辖区内的私塾向官方登记，合格者一律改为短期小学， 不合格者一律取消，但是改良效果并不显著，因为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阜阳县还约有私塾1734所，学生29498人［3］333。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皖西北涡河以北区域开辟了解放区，隶属于豫皖苏边区，着手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1946年7月，解放区内有改良私塾50所，学生800人［4］96。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占有一定优势，涡河解放区一度被占领。1947年下半年，国共力量对比开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力量逐渐在皖西北地区得到恢复，豫皖苏边区不断扩大，随着政权的渐次稳定，解放区政府重新对私塾进行改良工作，1947年临泉县有改良私塾13所，未改良私塾128所；1948年改良私塾的数量上升到87所，学生2425人［4］100-101。

随着中共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国共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有利于中共， 1948年8月，皖西北全境解放，由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学纷纷停办，乘各校停办之际，私塾就大量办起来”［5］，到 1949年上半年有私塾3000多所。与 1947年相比，皖西北解放区的私塾数量有一定的增加。

私塾数量增加的原因，除了原有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停办造成私塾填补空白外，还有一部分家庭比较富裕的学生，尤其是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不了解中共的政策，担心因在所谓国民党办的学校读过书，会被解放区政权当作反动学生批斗，于是到私塾读书，借私塾生身份作为掩护，洗刷自己的学生身份。1948年8月，据中共泉南县工作队调查：“地主的儿子国民党在时上中学上高小，我们来了之后，分散集中于工作队未到之村念四书五经，或到蒋管区小学。黄岭区老古庄1个私塾，曾有过中学生40来名，现在尚有20多名。”［6］还有部分塾师认为，办私塾算不上多大的污点，为了谋生，借机开办私塾。据当时的调查材料：“一部分中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除有做生意种庄稼之外，已大部分是转为私塾教师，教儿童念四书。泉南过半之村庄皆发展私塾。”［6］

鉴于私塾在皖西北快速增加、数量较多的客观情况，解放区政权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小学教育，就不能无视这些私塾的存在，需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学与改造私塾的关系。在中共看来，大部分私塾的办学不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存在不少问题，如不遵守政府法令、使用四书五经等教材、体罚学生等。在新解放区开展新民主主义小学教育，私塾改造势在必行。1948年6月，豫皖苏边区政府规定，私塾暂时允许群众自由设置，但私塾“必须接受政府领导，采用民主课本，教学逐渐改良，使之成为民办小学”［7］256。也就是说，私塾的开办、师资和招生等问题，由民众自行解决，政府不干预，但是在教材和教法等方面必须接受政府的指导。改造私塾并不是禁止私塾，而是在政府的指导下，使私塾逐步朝着民办小学转化。改办为民办小学的第一步是对私塾进行改良，从教学内容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

豫皖苏边区关于私塾教材和教法改革的规定比较笼统，到8月份，豫皖苏边区第4公署对于私塾改造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私塾必须接受呈报政府备案，并接受政府指导，实行改良；私塾应使用新教材，取消四书五经，废除封建迷信内容；废除体罚，采用民主管理，学生有集会讨论之自由；采用地图、黑板等教学用具，参加群众斗争社会活动［8］。这一规定相比 6月份的更加详细和全面。首先它明确了政府与私塾之间是一种领导关系，明确了管理私塾是政府的职责，只有在政府备案的私塾才具有合法性；其次规定了私塾教学内容的范围与界限，教学内容必须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与此相悖的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等知识必须停止教授；管理方法上应采用现代教育民主管理办法，摧残儿童身心的体罚等严酷的方法必须废止；最后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固守书斋，读死书。

由于皖西北地区解放不久，巩固新生政权成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和当务之急，再加上财力有限，发动群众集资办学就成为当时政府举办小学事业的主要办法，将众多的私塾改造为民办小学就成为发展小学事业的中心任务之一。1948年10月，豫皖苏边区第6公署指示：“小学民办问题，为下学期教育之中心工作。如何打通干部思想，如何把私立小学尤其是私塾逐步改进为民办小学，这是很重要的关节。”［9］

在把私塾改造为民办小学问题上，豫皖苏边区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私塾改造为民办小学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1949年年初，下达指示，各地现有的私塾暂时不予取消，逐渐改良其教学设备和教法，新的私塾不允许创办［7］313。

1949 年初以后皖西北地区形势渐趋稳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解放区行政管辖省县原边归界的指示》，1949年2月，豫皖苏边区被撤销，所属的4、6公署全部辖区和 2、3公署的一部分划归安徽阜阳专署管辖。阜阳专署“人口约540万，国民党时有中学59所，私立小学和私塾无法统计”［10］。此即说明皖西北地区私塾数量比较多，新成立的阜阳专署改造私塾的任务依然比较繁重。

1949年4 月，阜阳专署要求私塾限期登记，所有私塾都要接受政府领导，使用指定教材，增设唱歌、算术、常识等课程，严禁体罚，塾师必须经常参加政治学习；除现有私塾外，不允许新的私塾设立［11］。阜阳专署制定的私塾改造措施大部分是可行的，如对私塾登记注册严加管理，制定相应的开办标准，不定期检查，使用新教材，禁止体罚等。这些措施促进了私塾改造的有序发展。不过有一些规定超出了皖西北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不具有可操作性，如要求私塾增设唱歌、算术、常识等课程，因为不少塾师原来没有学过这些课程知识，政府又没有对他们进行过相关的培训，现在突然要求他们教这些课程，这是不太可行的，可以想见，这一规定必定是一纸空文，无法落实。

在私塾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干部希望立刻取消私塾，彻底消灭这一封建教育残余，不过现实条件还无法实现这一期望。1949年6月，阜阳专署临泉县教育科分析，取消私塾需要具备 4个条件：“A.有干部条件，B.有新的条件代替，C.充分宣传动员（用各种会议），使群众认识到私塾的落后无用，D.新的学校增加。”［10］阜阳专署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私塾在我们的学校未建立以前（普遍），我们不取消，我们采取改良的办法”［11］。因此，阜阳专署认为，本地区发展民办小学的道路“主要是以改良大批私塾着手”［12］。

在私塾改造问题上，关键环节是改造塾师，如果塾师转变了，学会了新式教学方法和管理办法，私塾就会比较顺利地改造为民办小学。不过对私塾教师的改造也需要一个过程。从事私塾教学的塾师多是为了谋生，维持生活，属于穷苦阶层，有阶级觉悟，但思想比较闭塞、封建，对私塾改造政策不太理解和配合，有抵制情绪。据1948年泉南县调查，塾师大部分家庭比较贫困，一向靠教书生活，思想相当落后，还是“孔圣人的忠实信徒、封建势力的走狗，所以对于我们的改良私塾政策大有不遇时之慨”［6］。解放区的私塾教师总体属于社会下层，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争取的对象，正如《江都县老解放区教育简史》编者分析，解放区的“塾师大多数是农村中不受重视的小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微薄，政治地位低下，因而具有爱国思想和进步要求”［13］56。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皖西北地区采取的私塾改造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改造私塾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当时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政权，而不是改造私塾，不少塾师对私塾改造政策，敷衍应付，如政府要求私塾使用指定的课本，实际上不少私塾阳奉阴违，依然采用旧式教材，1949年本区涡阳县私塾“全部念的是四书”，颍上县的私塾用书“70%用四书五经，3%用国民党书”［6］。因此，如何彻底地改造私塾，使之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私塾和塾师最终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归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皖西北地区各级政权面对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1949年9 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4］11。为贯彻《共同纲领》之教育政策，教育部于1949年12月下旬召开了为期1周的全国教育会议，制定了对私塾等旧教育机构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15］7。

根据《共同纲领》和教育部的指示精神，为进一步做好私塾的改造工作， 1950年2月，阜阳专署调查了本区的私塾情况。私塾调查情况见表1。

表1　阜阳专署私塾情况调查表

从表1分析，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皖西北地区共有私塾1662所，学生22910人，这说明私塾在当地教育格局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份额。而1949年皖西北地区有新式小学3693所，学生183300人［16］491，新式小学数量是私塾数量的2倍，学生数是私塾的9倍。新式小学和学生的数量均多于私塾，说明了经过近两年的私塾改造，学校数量和学生数的不断增加意味着私塾存在的空间逐渐缩小，私塾教育在乡村教育中的优势地位被打破，新式教育占据了基础教育的主导地位。

从表1还可以知晓，私塾在皖西北各县分布极不均衡，有的县私塾数量比较多，如临泉县有764所；有的县的数量非常少，如蒙城县仅有2所，两县相差悬殊。

塾师是改造私塾的关键环节之一，为了细致做好私塾改造工作，阜阳专署于1950年4月又对塾师的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从表2塾师学历情况调查分析，在75名塾师中，私塾学历的40人，占总数的57%。由此可知，皖西北的大部分私塾教师不具备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学科系统知识等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知识结构比较陈旧，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不能胜任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儿童教育的要求。

表2阜阳专区塾师情况调查表

根据表格1、2的信息综合分析，建国初期皖西北的私塾在初等教育布局中依然占据着一定的份额，但各区县私塾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塾师的学历水平较低，私塾出身的塾师更是占据一半以上的比重，他们对新式教育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不能适应新中国小学教育的需要，无法承担培养新一代儿童的任务。因而发展新民主主义小学教育，不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私塾及其塾师身上。对待私塾，就不能仅仅止步于改良，而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

皖西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两年内私塾数量相对较多，在初等教育领域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四川、上海等省市也多有存在，如何处理和改造私塾就成为一个比较普遍和带有共性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对此存在疑惑，这就引起了中央教育部的关注。1950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改造私塾的指示，认为私塾之所以能够在若干地区存在，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地区学校太少甚至没有学校，以至于部分儿童不得不到私塾读书。因此在新式学校和私塾共存的地方，首先要研究现存学校能否收容更多的儿童，如不能，是否有扩充或增设学校的可能，如现存小学可以收容更多的儿童，应一方面通过教育群众，使他们愿意送子女到新式学校上课；另一方面对私塾加以适当的管制，经过逐步改造变为新式学校，对情况较差的私塾，在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下，可斟酌实际情况勒令关闭［17］。

根据本区私塾教育的实际情形， 1950年2月21日，阜阳专署发布了《关于今后小学教育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对私塾改造的方针，“不是取缔而是不断改良”，提出了具体改造的要求：采用政府颁布的课本，废除体罚，实行期末或统一考试，对塾师应耐心提高，不应歧视，并由附近小学解决塾师新课程中之困难［18］。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改造，本区私塾的数量急剧减少。1950年上半年还有私塾533班，学生9100人，到年底私塾数量下降到了221班，学生数量减少为4511人［5］。皖西北私塾和学生的数量下半年比上半年分别减少了一半还多一点，私塾改造初见成效。

教育部关于私塾的指示发布后，1951年初，皖北行署文教处提出，为了加强对农村小学和私塾的领导和管理，各县区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中心小学辅导私塾改进各项业务的办法［19］。按照教育部和皖北行署的指示方针，1951 年阜阳专署进一步加强了对私塾的管理和改造，严格要求私塾必须用指定课本，坚决废除体罚，塾师参加教学研究会，学习新的教法和民主管理方法，鼓励私塾转为民办小学，到 7月份就有三分之一的私塾变成了民办小学［20］。

1952年7 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民办小学接办为公办的指示，安徽省从1952年秋季学期起，分阶段将全省民办小学逐步由政府接办。1952年12月，安徽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下发指示，为配合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的需要，按照教育部的指示，安徽省自1952年底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全省私立中小学改为公立［21］。私塾在办学性质上属于私人办学，随着全省民办和私立小学改为公办，皖西北地区的私塾也将由国家全部接管，至此，本区私塾改造基本完成（2）。

从1949年到1952年阜阳专署不断加强对私塾的改造，直至1952年私塾改造基本完成，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不过在改造过程中也出现了改造手段比较粗暴、急于求成等问题。1949年秋季，阜阳专署采取下指标的方法要求各地私塾限期转为民办小学，“半年内要求城市集镇之私塾全部转为民办，乡村要到1/3”，塾师“为了怕弄掉饭碗，便赶快改装，变成民办小学，因此到下半年就仅有私塾1622所，减去了1倍，转了民校”［5］。

皖西北地区将私塾转化为民办小学的办法，贯彻了中共要求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增加了民办小学的数量，使得更多的学龄儿童有读书的机会和场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有利于更好地巩固新生政权和中共的领导。不过这种办法也使得部分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形式上是学校，而在师资和管理方法等方面还和过去的私塾差不多，还用“消极的死亡了的私塾式的教学制度，填鸭式的教学法”［22］。这样的民办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贯彻有所妨碍。

结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北地区的私塾改造是一次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与封建教育思想之间的交锋与斗争。在中共看来，私塾教育是一种封建落后的教育，教授四书五经等属于封建迷信内容，大部分塾师“思想相当落后，还是“孔圣人”的忠实信徒、封建势力的走狗”［6］。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就必须彻底改造私塾。正如1949 年9月阜阳专署的指示所言，新的小学教育的开展，需要“打垮封建迷信教育”。1950年 4月，教育部的指示进一步明确指出，私塾教育属于封建教育残余，新中国改造私塾的最终目标是使私塾不再存在［17］。

基于上述理念，皖西北地区制定的私塾政策，遵循团结、利用、改造的原则，通过逐步加强对私塾的领导和管理，更换教材、督促塾师改变教法和管理方法等具体措施，促使私塾和塾师出现一个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使私塾学校化，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小学教育和其他事业服务。

皖西北地区私塾改造政策实施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力度逐渐加大、措施逐渐周密和加强的趋势，相应地私塾改造效果也就越来越显著。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私塾改造的形势不够稳定、基础比较薄弱，时机还不成熟等，使得私塾改造的成绩不够理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小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私塾生存的空间大幅度减小，到952年年底国家接办民办、私立小学政策的实施，最终使得私塾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学界相关成果有：张宁等编：《阜阳通史》，黄山书社1998年版；陈贤忠、程艺主编：《安徽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阜阳县教育志编写组：《阜阳县教育志》，内部资料，1996。

（2）亳州市偏僻农村的私塾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消失。见《亳州市志》第480 页。

［1］张炳岭. 颍上县教育志［Z］.内部资料，1992.

［2］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亳州市志［Z］.合肥： 黄山书社，1996.

［3］阜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县志［Z］.合肥：黄山书社，1994.

［4］阜阳行署教育局教育志办公室.教育志资料第二辑［Z］.内部资料，1986..

［5］三年来民办小学经验报告（1951年11月18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58-2-2-4.

［6］泉南县知识分子座谈会汇报材料（1948年8月1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2-2-4-8.

［7］河南省档案馆.豫皖苏边区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G］.内部资料，1984.

［8］小学暂行办法（1948年8月28日），阜阳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4-3-11.

［9］第6专员公署训令（1948年10月6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2-4-4-17.

［10］教育科长联席会议记录（1949年6月），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2-3-4-3.

［11］关于私立学校、私塾的领导，（1949年4月）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2-4-15-49.

［12］阜阳专署关于本学期各县市教学工作指示（1949年 9 月18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2-4-15-1. ［13］江都县教育局.江都县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内部资料，1986.

［14］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C］.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5］马叙伦.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C］，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6］阜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地区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17］教育部关于私塾的指示（1950年4月1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SZ42-1-90.

［18］关于今后小学教育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0年2月21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58-4-2-3.

［19］皖北文教处关于私塾管理与改造问题（1951年初），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58-2-3-5.

［20］皖北区的民办小学和私立小学（1951年7月），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58-4-2-5.

［21］关于有计划、有步骤接办私立小学的指示（1952年12 月30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58-2-2-4.

［22］阜阳专署文教科视导工作总结（1952年1月12日），阜阳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 58-2-3-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around Northwest Anhui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U Xiu-she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There still were some private schools around northwest of Anhui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number of private schools was increasing from 1947 to 1949. Measures were taken by the New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the private schools. The private schools were actually regulat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finally eliminated by the end of 1952.

the New China； Northwest of Anhui； private school； transformation

G629.299 文献标示码：A

1004-4310（2016）04-0011-05

2016-05-12

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初期安徽省的私塾改造（1949-1966）”（AHSKY2015D126）；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清末民初皖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SK2012A173）。

吴修申（1970-），男，山东省阳谷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和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