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王培培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明代重庆书院考论（上）

吴洪成，王培培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作为统一的封建王朝，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书院得以进一步发展。明代重庆书院从整体上看作为长江上游区域书院教育的代表呈上升的态势，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虽在学术创造方面较之宋代有所逊色，但在书院的发展轨迹、地理布局以及教学与管理等方面明显体现时代特点与区域个性，也能明显反映出明代社会与书院教育间多线性复杂联系的一个侧面。

明代；重庆；书院教育；教学与管理

重庆，是一座有文字记载历史达3 000多年的文化名城，亦是巴渝文化发源地。明代重庆沿袭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域划分。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复置重庆府并隶属四川布政使司，管辖巴县、江津、长寿、荣昌、綦江、合川、涪州、铜梁、大足、酆都、垫江、南宾、武隆、彭水等十几个州县。笔者所探析的明代重庆区域，其地理位置与行政范围不局限于明朝时期重庆府的管辖范围，而是1997年重庆直辖市所属的区县范围。具体而言，除了直辖以前的原重庆区县，还包括涪陵、黔江、万县（今万州）地区。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的强盛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并统治的中原王朝。《明史》评议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明王朝自洪武起，便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统治。在经济领域，刚刚结束战乱纷扰的明朝初期处于恢复和调整阶段。明中叶以后，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有力扶植下，社会经济呈现出高度发展的景象，农业繁荣，手工业、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初的重庆虽为四川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但经济实力不强，加之深受宋元长期战乱的影响，其整体状况直至明朝中叶逐渐恢复到宋代的水平，至明代后期又有所提升及发展。与政治的专制性强化相适应，明代统治者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它们作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1］3的重要性。自此，明朝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2］365的文教政策，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但必须指明的是，明朝历代统治者把教化民众的重任主要置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并在各地广泛建立府、州、县官学。同时又大力提倡科举，以八股文体的制艺时文作为体裁格式，进而致使书院教育处于尴尬的忽视状态。正因如此，书院在朱明王朝一路走来坎坷不平，经历了明初的沉寂，明中叶的兴盛和明末的衰微。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历程应该是明王朝书院教育史的缩影，集中体现了明代书院史的发展脉络。但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具体行政管理举措差异、民族心理习俗等有所区别，书院教育的地方性依然存在，这在明代重庆书院教学与管理的特色方面最为明显。

一、明代重庆书院概况

据目前各种资料考证，重庆书院在宋代时共建有14所，至宋末元初时，由于战争频发、社会动荡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对重庆书院来说是毁灭性的。在重庆各地区方志文献中对元代重庆书院的阐述中均未有提及宋时重庆的任何一所书院，由此想来，元初战火必定波及到重庆文教场所并致使其丧失了原本的大量教育资源。时至元代，重庆那曾绕梁书声、浸浴书香的书院早已残破不堪，人去书空，不复当年繁盛之景，只余龙虎、凤山两所新建书院，形单影调。经历了元朝的衰退，进入明代的重庆书院整体发展呈上升态势。明代重庆共建立了23所书院，分别是凤山书院、平山书院、白云书院、少陵书院、育秀书院、合宗书院、尔雅书院、凌云书院、凝道书院、集贤书院、夔龙书院、文明书院、岳麓书院、梅溪书院、楼峰书院、香泉书院、栖清书院、仰高书院、龙虎书院、来凤书院、三贤书院、琴堂书院、北岩书院。明代重庆书院具体的创办时间、地点、创办人以及书院性质等信息详见表1。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制度上，明代重庆书院都较宋元时期有一定的发展。宋、元、明代的重庆书院对比情况见表2。①表1明代重庆书院一览表中的23所书院资料，由笔者根据张阔的《重庆书院的古代发展及其近代改制研究》、季啸风的《中国书院辞典》、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三部著述加之重庆各地方县志中关于重庆明代书院的记录综合整理而得。在书院统计数量、平山书院、梅溪书院、楼峰书院、栖清书院、琴堂书院等众多方面上与张阔、季啸风等人观点不尽相同。

收稿日期：2016-04-28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

综合表1、表2可知明代重庆书院的主要特点：（1）明代重庆书院数量较宋元时期明显增加。如表2所示，明代重庆书院共计23所，相比较于宋代14所、元代2所而言，分别增加了9所、21所。（2）书院性质以官办书院为主。明代重庆23所书院中有20所清晰地注明了办学的属性，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平分秋色，各为10所。潼南育秀书院、开县三贤书院、夔州少陵书院这3所书院的性质因现存资料匮乏难以查证，但根据明代封建社会专制性的特点以及对书院加强控制及干预的趋向，大致可以推测应以官办书院的可能性更大。（3）明代重庆书院地理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的区间内，且以长江沿线的县市为依托而建，所占数量更密集。（4）相比于宋代重庆合川濂溪书院、涪陵北岩书院这类具有理学学派地域性中心的著名书院而言，明代重庆书院中缺乏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代表性书院。究其缘由，主要可归因于明代文教政策过于专制，书院教育受到以程朱理学为主导官方哲学思想的严格控制，缺少了学术的自由和争鸣，其独立创新性明显下降。

二、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轨迹与区域地理布局

明代重庆书院的教育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较之宋元时期都有较大的差异。仔细考察明代重庆已知具体创建时间的书院，会发现其轨迹虽延续近300年，但其历史演变颇不平衡，主要活跃于明朝中后期。从表1可知，明代重庆共计17所府县建有书院，其规模不仅突破了前朝9县的空间范围，拓展了重庆书院近一倍的区域地理布局，还使得整个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联接成为一个横纵四方的区域书院网络。此外，明代重庆书院的坐落区域地址还呈现出由山林向城镇延伸态势，这大概与明朝大一统的稳定环境以及以城镇为中心工商业经济的进步与提升等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轨迹

据笔者统计，明代重庆书院约23所。因现有资料的缺失，香泉书院、岳麓书院、楼峰书院3所书院具体设置时间不详，始建于元代的龙虎书院、源于宋时的北岩书院至明代仍有活动。本文对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轨迹的描述以18所经过查证确定具体所建时间的书院为对象，其中5所或创设于前朝，或虽属明代但时间欠确切，概未列入。故表3②表3为作者自行统计绘制，其书院资料主要来源于季啸风的《中国书院辞典》、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两部著作以及张阔的《重庆书院的古代发展及其近代改制研究》一文，另外还参考了重庆各府州县志的文献。实际统计的明代重庆书院数量为18所。

明代历时277个春秋，书院发展可谓是波荡起伏。从表3与图1中大体可看出，明代重庆书院大致分布在洪武、永乐、景泰、弘治、正德、嘉靖、万历7个时段，其大体发展轨迹是从明初的很少发展到明中期的繁荣再到明末的基本停滞。明代重庆书院的历程或轨迹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4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洪武至天顺（1368-1464年）因最高统治者压制而沉寂的明初时期。从明太祖洪武到英宗天顺（1368-1464年）的97年间，重庆书院发展缓慢，近百年时光仅创建3所，即凤山书院、栖清书院、梅溪书院，占18所已知具体创建年代的明朝书院的16.66%，占明代全部重庆书院总数的13.04%。这主要是由于明初统治者将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上，尤其是中央官学，而对书院的建设较为忽视。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为官”，又规定“举子，则由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2］373。这就使得许多非官学出身的学子失去了科举入仕的机会。此外，由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众多文人学者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不得不迈向官学这唯一的入仕之路。总之，科试举业学子多循官学之途入仕而缺乏对书院教育的学术研究兴趣，所以在洪武至天顺的百余年间重庆与全国各地相似，少有书院的创建。

第二阶段：明朝中期书院的两个发展时期。从明宪宗成化到神宗万历（1465-1620年）的156年的明朝中期，重庆书院经历了由逐渐振兴到极盛发展，共建立了15所书院，占已知具体创建时间书院总数的83.33%，占明代重庆书院总数的65.22%。150多年的明朝书院发展期又具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从成化到弘治（1465-1505年）因官学腐败而初步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与从正德到万历（1505-1620年）因王守仁心学传播而飞速发展的时期，其中正德、嘉靖年间书院发展极盛。

表1　明代重庆书院一览表

续表1　明代重庆书院一览表

表3　明代重庆书院创立时间分布统计表

图1　明代重庆书院时间概况图

明代重庆书院在初步恢复和发展时期，于成化、弘治两朝（1465-1505年）新建书院1所，即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曾任杭州知府的重庆丰都籍官吏杨孟瑛所建的平山书院。

从正德到万历（1505-1620年）的100余年，明代书院终于从承继百年、初步恢复的灰暗中走出，迎来了明王朝书院发展的大时代，尤其是进入正德（1505-1521年）和嘉靖（1521－1566年）两朝的61年间是明代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明代重庆书院亦然。根据表3所示，正德和嘉靖两朝共新建书院10所，占18所已知具体创建时间书院的55.56%，占明代重庆书院总数的43.48%。从数据上分析，重庆书院在明代的发展轨迹紧跟全国书院的发展态势，于正德至嘉靖年间在书院规模数量上有所突破，一改明中期之前书院低迷发展的局面，呈现振兴和繁盛形势。这些都与明朝科举制度日趋腐朽、官学日渐衰败有关，“特别是嘉靖年间达于极盛，是同心学派的理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的”［3］154-163。这些心性学派理学家向宋儒学习，将书院打造为宣讲各自学说、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

第三阶段：明末衰落时期。从明熹宗天启到思宗崇祯（1621-1644年）的24年间，是明代书院的衰落时期。根据可考资料得知，除龙虎书院、北岩书院建于前朝至明存续外，在其余18所明确具体创建时间的书院中，并无一所是此间创建的，且在其余3所创办时间不祥的书院中，楼峰书院为尚书江渊所建，其创办时间应在明朝中前期，因而在香泉书院、岳麓书院2所书院中也许有在这24年中创办的，但以当前资料而论确实难以知晓。重庆书院发展到明代末期已基本停滞，这是因为明末政局动荡、经济破败，文教领域必然会折射出政治经济的危机形态，以颓败和停滞与之呼应。

考诸中国古代书院史，明代计有四次禁毁书院，分别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从已知资料来看，这四次禁毁书院表面上并没给重庆地区带来直接的破坏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全国性的书院禁毁事件，必然会形成巨大的杀伤力。须知“城门失火”必然会“殃及池鱼”，明代书院的禁毁行为势必对书院教育正常运行产生一定的负辐射力，从而抑制了全国范围内书院的创建及现有书院的生存状态。天启（1621－627年）、崇祯（1627－1644年）年间，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也许与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的禁毁书院有关。

（二）明代重庆书院的区域地理布局

明代重庆书院的地域格局及演变态势与朱明王朝长达300年封建统治风雨阴晴的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其中交错着重庆地区经济恢复、社会平稳的岁月年轮以及各种政治动乱、经济浮沉或民族矛盾所引发的社会调整。明代重庆书院的区域发展空间呈现扩大趋势，不仅在行政区域上突破了宋元时期的9县范围，此时扩展到17县之广大地域，还呈现出空间布局的新变化，即由在山林建书院发展为依托城市设立书院，书院城市化办学倾向开始形成，延续至清代，官办书院主要在城市或城郊创设。

1.区域分布的拓展

据查证，宋代的14所重庆书院全部分布在夔州府（今奉节）、铜梁县、江津县、涪州（今涪陵）、忠州（今忠县）、大宁县（今巫溪县）、合州（今合川）、大足县共8府县，除此之外重庆其他行政区域内再无书院可寻。发展至元朝的重庆书院仅建有2所，即龙虎书院和凤山书院。龙虎书院位于忠州（今忠县），而建于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凤山书院使重庆书院的行政区域扩展到第9个府县——长寿县。由上述可知，明代以前的重庆书院仅局限于9个府县而已，而这个区域范围占当前重庆直辖市所辖区域（包括15个市辖区、4个县级市、17个县、4个自治县）的四分之一不到，书院在重庆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明代近300年间，重庆书院扩展到渝都的更多行政区域，重庆府主城区、丰都、武隆、潼南、荣昌、巴县（今重庆渝北、北碚、沙坪坝等部分城乡）、开县、綦江共8府县均相继创建书院，使得重庆书院的行政区划多达17个，占重庆所辖区域的近乎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这17个府县主要分布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从中得知，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拥有较大的空间范围，东西横穿夔州（今奉节）、荣昌，南北跨越綦江、大宁（今巫溪），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区域书院网络。

2.由山林向城镇延伸

明代之前，由于长期战乱、官学不振以及佛教禅林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读书山林”之风早已盛行。尤其是宋元时期，诸多学子文人志向于在山林优雅之地建书院，既可安心研究学术、专心著作，亦可教书育人、传播诸家学术流派的思想文化。沿袭至明代，书院的创办由山林向城镇逼近的趋势开始明显，这是与明代中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步的。明孝宗在位期间（1488-1505年）励精图治，使得国家政治清明、经济昌盛、社会安定、百姓和乐，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太平时期。由于明孝宗年号“弘治”且处于明代中期，故称为“弘治中兴”。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中小城镇。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内陆地区，诸如四川行省下的重庆府县。正因为弘治治世的大好光景，使得重庆在此期间发展成为巴蜀之地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明朝中期四川地区的纺织、盐铁等行业发展良好，畅销全国。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带动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商业与交通的进步促使了经济与文化向城市的集中，市镇中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小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在这种社会嬗变发展的过程中，书院教育也在逐步地向城市集中。新兴的工商者的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促进了书院由山林向城市的迁移。明代中期以后，学者更加频繁的、大规模的讲会与结社活动促使“读书山林”转向“城市讲学”，进而使得城市书院不断增加并发展成为文化中心。整个社会都在跨向更高的阶段，书院的整体发展也在寻求更适宜的方向，书院毫不犹豫地走出山林，走向城市。重庆书院紧跟全国书院的整体趋向，也趋于城市化。一时间，有许多书院设在城镇中，选择地方政治、商贸中心以及通衢大道的便利之所安家落户，并且安营扎寨，徐图振兴而走向兴盛。例如明代重庆的合宗书院、尔雅书院、仰高书院、文明书院、夔龙书院、少陵书院、来凤书院等都是如此。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皇明宝训：明太宗宝训［O］.校印本.

［2］张廷玉.二十五史：明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樊克政.中国书院史［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苏肖）

A Textual Research of Chongqing Academ y of M ing Dynasty（Part One）

WU Hong-cheng，WANG Pei-pei
（School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academy of classic learning is a kind of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exerting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feudal society.The Ming Dynasty，as a unified feudal dynasty，had a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and enjoyed a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Chongqing Academy，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cademy education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reas in the Ming Dynasty，showed an ascendant trend，and a rise in number and scale.Although it was somewhat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Chongqing Academy gave expression to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s，regional character an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and academy educ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rack，geographical layout，and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the Ming Dynasty；Chongqing；academy education；teaching and management

1673-1972（2016）04-0049-07

G639.29；K20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