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贞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探研

赵贞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蜜日是七曜日之一，即太阳直日，其意原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蜜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日子。相较而言，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旨在表达趋吉避凶的择吉观念，因而展示更多的是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适宜事项，难以体现宗教“圣日”或“吉祥日”的意义；具注历中的“蜜”字标注，有可能是二十八宿注历的一种特殊方式。

具注历；蜜日；《宿曜经》；七曜

在敦煌所出9-10世纪的《具注历》中，经常可以看到每隔七日就有“蜜”“密”字的标注。如S.1439《唐大中十二年戊寅岁（858）具注历日》中，三月七日、十四日、廿一日、廿八日均有“蜜”字的注记。［1］194-196P.3247《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岁（92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中，正月六日、十三日、廿日、廿七日俱有“密”字的标注。［2］288-290“蜜”“密”字的涵义，伯希和、沙畹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中说：“康居名之七曜，似为摩尼教徒所习用。由是吾人可以推测日曜日下注蜜字之敦煌历书，及今日中国东南所用通书，盖为昔日摩尼教徒所重视日曜日之证。”［3］51-58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也认为：“粟特语的七曜日名称是由摩尼教徒传至中国的。中国五代宋时的历书上都有这七曜之名。例如日曜日，历书上写有一个蜜字，此为粟特语称日曜日为Mir的译音。”［4］67-6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指出，“蜜”是摩尼教对星期日的称呼，这在清末中国福建沿海地区和日本国收藏的历书中是通用的。［5］78石田幹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认为，“蜜”字是粟特语（Sodgian）mir的音译，意味着日（太阳）或其值日星期日。此日因有种种宗教上的修持，故摩尼教徒视为“特别重要之圣日”，为免忘失，所以在历书中才会出现“蜜”字标记。［6］428-442庄申《蜜日考》谓：“而此蜜日或七曜历日之传播，既乃关系于唐代摩尼教徒之行用，故于其输入之来源，与摩尼教在中国传播之简略情节，亦不得不为扼要之叙述。”［7］272概言之，“蜜”字的标注旨在提示摩尼教徒在“特别重要之圣日”举行宗教“修持”活动。

“蜜日”作为摩尼教徒“修持”的吉祥日子，在乾元二年（759年）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翻译、广德二年（764年）其弟子杨景风校注的密宗经典《宿曜经》中也有反映。此经卷下第八品云：

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日曜太阳，胡名蜜，波斯名曜森勿，天竺名阿你底耶。［8］398

其意是说，七曜依次值日，伺察人间的善恶吉凶。每曜各值一日，七日为一周期，各曜所主事“有宜者有不宜者”。这种时日宜忌，当时的胡人、波斯及五天竺人比较熟悉，说明以七曜直日为核心的七曜占在中古的西域、中亚乃至天竺地区甚为流行。特别是摩尼教徒由于通常在蜜日“持斋”祈福，因而将蜜日视为大吉祥日。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地方官奏报：“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9］6534这些明教（摩尼教）徒众选择在“历中密日”秘密聚会，布法传道，就是借用了摩尼教密（蜜）日“持斋”礼拜的吉祥意义。摩尼教经典《下部赞》（S.2659）云，“此偈凡莫日用为结愿”，“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10］313-314，表明“莫日”是摩尼教徒的结愿、忏悔之日。这些细节似乎印证了七曜历是由摩尼教传至中国的结论。

收稿日期：2016-04-07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敦煌七曜历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507）

作者简介：赵贞（1976-），男，甘肃张家川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隋唐史和敦煌学研究。

不过，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这种吉祥日对于佛教同样适用。《宿曜经》卷上第四品云：“日精日，太阳直日，宜策命、拜官、观兵、习战、持真言、行医药、放群牧、远行、造福、设斋、祈神、合药、内仓库、入学、论官并吉。”［8］391又卷下第八品曰：“太阳直日，其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鬪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呪、行医、游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远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8］398所谓“太阳直日”，即日曜日，也就是蜜日。在蜜日的诸多吉庆事项中，“持真言”①《宿曜经》卷上第五品（秘密杂占）谓：“凡人有灾厄时，可持真言立道场而用禳之。”表明“持真言”是禳除灾厄的法门之一。参见《大正新脩大藏经》第2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92页。“造福”“设斋”“祈神”“持咒”“礼拜”“供养诸天神”等，应与密教设斋供养和持呪摄伏的宗教活动有关。如《宿曜经》卷下第八品：太阳直日，月与轸合，名甘露日是大吉祥，宜册立受灌顶法，造作寺宇及受戒、习学经法、出家修道，一切并吉；太阳直日，月与尾合，名金刚峰日，宜作一切降伏法，诵日天子呪及作护摩，并诸猛利等事；太阳直日，月与胃合，名罗刹日，不宜举百事，必有殃患。［8］398又卷上第五品（秘密杂占）也有描述：凡轸星太阳直为甘露吉祥日，“宜学道求法，受密印及习真言”；凡尾宿太阳直为金刚峰日，“宜降伏魔怨持日天子真言”；凡胃宿太阳直为罗刹日，“不宜举动百事，唯射猎及诸损害之事也”［8］392。由此看来，太阳直日（蜜日）又可分为吉祥日、金刚峰日和罗刹日三种情况，其中罗刹日诸事不宜；吉祥日适宜于出家修道、受灌顶、受密印、习真言，是密教修持密法最为吉庆的日子；金刚峰日适宜于手持真言，降魔外道，收禁病鬼。一行撰《七曜星辰别行法》云：“夫欲知人间疾患，皆由二十八宿管行病之所为，此法一一通于神通，名为西国七曜别行法。七曜即管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即管诸行病鬼王，先须记得七曜日，即咒愿曰：今日是密日等二十八宿当角星等直日，火急为厶乙收禁其鬼，皆须限当日令差。”［8］452应是密日（蜜日）“持咒”收鬼治病的反映。

这样看来，《宿曜经》所见“蜜日”的诸种仪式，展示了密教境遇中“太阳直”散发的吉祥日的意义。“蜜日”不仅适宜于出家修道和研习真言，也适宜于醍醐灌顶和祗受密印，还适宜于设斋供养和礼佛祈福，更适宜于执持神呪和降伏外道。作为日曜日，蜜日不单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日子，［11］“蜜”字因而似有“密”字包涵的秘密、修密和密法的意义。

相较而言，敦煌具注历所见的“蜜日”，呈现更多的是民众生活中择吉避凶的社会文化内容。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推七曜直用日法立成”条：“日蜜，第一太阳直日，宜见官、出行、求财、走失必得，吉事重吉，凶事重凶；月暮（莫），第二太阴直日，宜□礼、内财、治病、服药、修井灶门户吉，不得见官；火云汉，第三火直日，宜买六畜、治病、合火、下□□书契，合市吉，忌针灸凶；水嘀日，第四水直日，宜入学造功德，一切工巧皆成，凡六畜走失自来□（吉）。”［12］244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云：“第一蜜，太阳直日，宜见官、出行，捉走失，吉事重吉，凶事重凶；第二莫，太阳（阴）直日，宜纳财、治病、修井灶门户，吉。忌见官，凶；第三云汉，火直日，宜买六畜、治病、合火（伙）造书契、市买，吉；忌针灸，凶；第四嘀，水直日，宜入学、造功德，一切工巧皆成，人、畜走失自来，吉；第五温没斯，木直日，宜见官、礼事、买庄宅、下文状、洗头，吉；第六那颉，金直日，宜受法，忌见官，市口马、着新衣、修门户，吉；第七鸡缓，土直日，宜典庄田、市买牛马，利加万倍，及修仓库，吉。”［2］378-379此外，S.1473+S.11427《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和P.3403《北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所附“推七曜直日吉凶法”中也有相同的描述。在这4件具注历中，S.P6是由敦煌的某位翟姓州学博士根据中原历改造而成，［2］236其余3件的编撰者翟奉达、翟文进、安彦存，官署“押衙守随军参谋”或“押衙知节度参谋”俱为沙州归义军的历日学者，他们编纂历日时不约而同地渗透了“七曜直日”的择吉观念。

敦煌具注历中的“蜜”字标注，最早见于吐蕃时期。P.2797v《唐太和三年己酉岁（829）历日》十二月一日丙午水破，注有“温漠（没）［斯］”［13］260，根据七曜的排列顺序（蜜、莫、云汉、嘀、温没斯、那颉、鸡缓），可推知十二月四日己酉土收为“蜜”日。P.2765《唐太和八年甲寅岁（834）历日》正月一日壬子木开，其下标注“嘀”字，［13］129可推知正月五日丙辰土满为“蜜”日；同年的另一件印本历日残片中（Дх.2880），五月廿五日和六月三日均注有“蜜”字，［14］这是现知最早明确标注“蜜”字的一件历日。归义军时期，敦煌发现的30多件《具注历》中，其中20件都有“蜜”字注记，时代从大中十二年（858年）至宋端拱二年（989年）（详见表1）。又P.3054 piece1《唐乾符三年丙申岁（876）具注历日》［15］197-201、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并序》分别提到“太阴日受岁”“今年莫日受岁”，表明这两件历日的正月朔日均为“莫日”，即星期一，由此可知正月七日为“蜜日”。此外，敦煌所出《北宋淳化四年癸巳岁（993）的简编历日》中（P.3507），还有“［正月］四日蜜”“［二月］三日蜜”的记载，［16］382显而易见，这是“七曜直日”乃至“蜜”日标注的另一种方式，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七曜宜忌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普遍流行的事实。

“蜜日”的社会文化意义，旨在表达趋吉避凶的择吉观念，这在具注历展示的吉凶宜忌和选择活动中有所反映。综合20件历日的事项描述，“蜜日”的适宜之事可约略归为13类：

官禄：加官、拜官、见官、入军、加冠、冠带、拜谒

婚姻：结婚、嫁娶

丧葬：葬埋、殡葬、斩草

教育：入学、学问

医药：治病、理病、疗病、服药、经络

身体：洗头、剃头、沐浴、剪爪甲、除手足爪、除手甲、裁衣

仪式：祭祀、升坛、解除、符镇、符解、解厌、镇厌、解镇、厌胜

修造：修宅、造车、修车、修井、修井灶、修磑、修碓磑、修垣

土建：起土、伐木、上梁、立柱、盖屋、筑城郭

家务：扫舍、塞穴、作灶、安床、安床帐、和酒浆、坏屋、坏屋舍、坏墙舍

表1　敦煌具注历所见“蜜日”择吉事项表

生财：市买、入财、內财、纳财、奴婢六畜

农事：种莳、藉田、通渠、通河口、出猎

出行：出行、移徙

由此可见，“蜜日”的适宜之事非常广泛，大致囊括了敦煌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实际的诸多方面，全然一幅世俗化的生产生活场景。前举《宿曜经》提到，太阳直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鬪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呪、行医、游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远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合药、服食、割甲、洗头、造宅、种树、内仓库、捉获逃走，入学、经官理当并吉”［8］398。这些“蜜日”的适宜事项，大致与具注历所见的官禄、教育、医药、身体、仪式、生财、农事、出行等选择活动相合，由此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向天文历算之学渗透的痕迹，乃至“蜜日”规范的部分吉凶宜忌在中古社会已经成为共识。诚然，具注历中展示的“蜜日”适宜之事过于庞杂，因而看起来这些选择活动中似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蜜日”既是姻亲嫁娶之吉时，为何又宜于置办丧葬凶事；又如“蜜日”既宜于修宅、修井灶等居家修造事务，为何又适合坏屋、坏墙舍等毁坏之事。实际上，这些选择活动还要受到天恩、地囊、母仓、九焦、九坎等众多“日神”的制约。日神是根据日干、日支、甲子、十二建除和四时等不同情况来确定的。它们在对各种日常吉凶活动的选择中起着最基本的作用。［17］184同样在“蜜日”的规范中，不同名目的“日神”直接影响着诸多事项的吉凶选择。就选择活动而言，20件具注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仪式（16件）和医药（14件），说明祈福禳灾和求医问药是“蜜日”择吉的经常性行为。其次是官禄（12件）和丧葬（12件），体现了敦煌民众对于仕宦前景和禄命生死的关注。随后是对家务、婚姻和身体的关照，而生产建设性质的土建、市易和农事，则排在最后。在这些事项中，“仪式”涉及到祈福纳祥的祭祀礼仪、禳灾避祸的诸般法门以及安置符箓的镇厌之术，这与传统的方技术数、释门仪轨和道教符咒都有联系；“医药”包含的医者、疗病和药方同样牵涉到佛、道和巫术的文化背景。至于其他事项，俱为切实的社会生活常态，因而“蜜日”体现的宗教“圣日”或“吉祥日”的意义，显然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

法国学者华澜指出，敦煌历书中每个历日的活动几乎都是吉利性的，而不写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9 到10世纪的历书注重的只是适合去做的事情，因而人们的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更少一些。［18］229-230就“蜜日”的吉凶宜忌而言，具注历渗透较多的是“宜”，而“不宜”或“忌”描述较少。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收有“七曜历日忌不堪用等”一篇，其中提到“蜜日不得吊死、问病、出行、往亡、殡葬、闘竞、咒誓、速见耻辱，凶”［19］259-260。从篇目来看，这些“忌不堪用”的诸多活动，都是“七曜历日”中不宜兴作的事项，否则便会招来凶祸。或可注意的是，这些忌讳的事项，虽然列入“七曜历日”中，但其吉凶宜忌却与具注历的描述略有差异。比如，蜜日“不得吊死、问病”，这与S.95、S.1473、S.2404、P.2623、P.3403《具注历》“蜜日不吊死问病”的说明相同；蜜日“不得闘竞、咒誓”，P.2693《七曜历日一卷》也说“蜜日不宜断竞争讼、呪誓煞伐、行恶事凶”［20］274，这与《宿曜经》太阳直日“不宜诤竞作誓”的描述亦相契合；蜜日不得“殡葬”，P.2693《七曜历日一卷》也说“（蜜日）殡葬有重□（厄）”，这在宋人王洙编纂的《地理新书》中有所描述：“若值太阳星直名蜜日，亦不宜举凶事。”［21］302即言丧葬诸事均不宜在蜜日进行，这与具注历所见蜜日适宜葬埋、斩草、殡葬的描述正好相反；蜜日“不得出行、往亡”［2］378，但是按照具注历和《宿曜经》的规定，蜜日，太阳直，“宜见官、出行，捉走失”，“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远行”［8］398。其他如嫁娶、修造、市买、内财、移徙、修造、入学、解厌、治病、服药等事项，也适宜于在特定的“蜜”日实施（S.1473+S.11427v）。再看P.2693《七曜历日一卷》中“蜜”日的宜忌：

宜谒君及受名位国百官等□□□官，谒人求事，养取他人男女，出东西远近游行，清斋修供，布施求恩，乞□□□诸并得随意。修园圃渠灌岁时修造宅舍，治宫阁，新入宅，安置仓库，纳□□财贮赎买卖纳财，净场五谷，种田收刈，初入学，仕贵人，医方合炼汤药服□登礼席，动音乐，迎妻纳妇，串新□，调六畜，沐浴割甲，出行早回，逃走失物不觅自得，宜卖奴婢。此月（日）所为善务皆通吉，得病重不死。［20］274

王重民曾说：“盖七曜推灾之术，普遍人间，修历者为社会方便计，凡日曜日注以朱书蜜字，扩其目的，不过为检寻此种星占书而已。”［22］128换言之，随着七曜推灾之术的普及，“蜜”日所具有的择吉避凶的社会文化意义显露出来，表现在历日中便是“蜜”日的适宜之事相当广泛，凡拜谒、见官、远行、修造、安宅、买卖、纳财、收获、入学、医方、服药、嫁娶等，均适合在“蜜”日行事。《云笈七笺》卷77《南岳真人郑披云传授五行七味丸方》载：“欲修合、服药之时，须用丙寅、丙午日或蜜日所合和”［23］1742，说明道教也甚为重视蜜日服药之事。清代钦定的择日书《协纪辨方书》中，对“蜜日”的起源及吉凶宜忌有不同的描述：

密日者乃房虚星昴四宿，七政属日，西语曰密，彼地以为主喜事，而中国遂以其日忌安启攒凶事，亦无谓矣。且西域二十八宿分属七政，其日各有宜忌，与中国风俗逈然不同。专取密日，更属无谓。［24］卷36

我们知道，在日曜日的标注上，“密”“蜜”二字是相通的。推其原始，西域胡人发明的“蜜日”多主喜庆吉祥之事，但传至中土后涵义有所衍化，乃至承载了“忌安启攒凶事”“不宜举凶事”的意义。“密日者乃房虚星昴四宿”，是说标注日曜的“密日”，固定地被安排在房、虚、星、昴四宿中，由此七曜就与二十八宿联系起来。一般来说，七曜的排列顺序为太阳—日曜—蜜、太阴—月曜—莫、荧惑—火曜—云汉、辰星—水曜—嘀、岁星—木曜—温没斯、太白—金曜—那颉、镇星—土曜—鸡缓，二十八宿则从“角”宿开始，“角”为东方七宿之首，在五行中与“木”对应，于是角宿与木曜相值，依次类推，房宿与日曜相值。同样道理，北方七宿中之虚宿、西方七宿中之昴宿、南方七宿中之星宿，都与日曜相值。这样一来，七曜直日中，蜜日就固定为房、虚、昴、星四宿了。［25］在历日实践中，黑城出土的《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已明确地将蜜日固定为虚、昴、星、房四宿①参见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270页、第277-295页。（参见表2）。敦煌具注历中，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分别在正月一日（莫日）、正月三日（嘀日）出现了“虚”“室”两宿，尽管这次星宿注历出现了一点错误（正确的标注应为“危”“壁”）［18］214，248，但经过校正后蜜日刚好与“虚”宿对应。国图藏BD16365《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是现知最早的一件二十八宿注历文书，此历的“天头”部分已残，因而难以推断是否有“蜜”字注记。现存的10条历日中，依次有壁、奎、娄、胃、参、井、鬼、柳、星、张等星宿的标注。［26］117其中“星”宿标注的二十三日，对照《日曜日表》，正是“蜜日”。［15］这些迹象表明，具注历中的“蜜”字标注，有可能是二十八宿注历的一种特殊方式。当然，是否果真如此，尚需有关材料的进一步佐证。

表2　黑城出土历日所见蜜日星宿表

［1］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6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3］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6］［日］石田幹之助.以“蜜”字标记星期日的具注历［M］//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中华书局，1993.

［7］庄申.蜜日考［Z］.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

［8］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脩大藏经：2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9］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0］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M］.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

［11］刘世楷.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4）：27-40.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第14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3］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邓文宽.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J］.敦煌研究，2000，（3）：108-112.

［15］邓文宽.两篇敦煌具注历日残文新考［M］//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6］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法］华澜.略论敦煌历书的社会与宗教背景［M］//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数据中心.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8］［法］华澜.敦煌历日探研［M］//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王洙，金身佳.地理新书校理［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2.

［22］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M］//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张君房，李永晟.云笈七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4］允禄.钦定协纪辨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5］邓文宽.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J］.文物，2007，（2）：85-87.

［26］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14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程铁标）

A Research on M i Ri of Calendar Note Day in Dunhuang M anuscripts

ZHAO Zhen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e Mi Ri，one of the Seven Luminaries，also called Solar Duty Day，was originally referred to be the Sunday in Manichaeism，or the auspicious day for praying and worshiping.From the Sutra on taking auspices by celestial constellations and bodies，Mi Ri was the tantric rituals auspicious day in Tantra practice.In comparison，Mi Ri of Calendar Note Day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was intended to convey the auspicious concept of good luck，and show more suitable matters of people's daily social life；it is difficult to reflect the meaning of religious holy day or auspicious day.The marking of Mi in Calendar Note Day may be a special way with the lunar mansions notes calendar.

Calendar Note Day；Mi Ri；Sutra on taking auspices by celestial constellations and bodies；Seven Luminaries

1673-1972（2016）04-0034-06

K20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