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慧，李　月（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天津市300071）

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演进与测度
——兼顾疏远感和认同感的两岸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

徐永慧，李月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天津市300071）

运用复合指标测算1995—2014年间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认同感指数与综合指数，结果表明：过去20年间，三大指数皆呈稳步上升态势；认同感指数受政策因素影响和外界经济冲击较大，疏远感收敛指数则与长期经济发展有关，且稳定性高、提升速度快于认同感指数。从驱动力变化的角度看，可将两岸经济一体化划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前综合指数与认同感指数的演变路径极为相似，反映出在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早期，增进交流往往更加快速而有效，但在2009年后疏远感收敛指数则主导着综合指数的演变路径，成为两岸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两岸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源于两岸疏远感减弱、一体化加深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大于两岸认同感增强所带来的增长效应。

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认同感；偏最小二乘分析

一、引言

1980年，香港黄枝连教授首次提出“中国人共同体”概念，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后来经研究认为，黄教授的这一理论是两岸经济一体化设想的雏形。［1］直到1987年，类似命题才开始被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辗转30余年，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两岸经济合作的逐步深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变化，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为定性分析，以规范研究为主，内容集中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模式与路径选择以及一体化对两岸经济的影响比较等。而要更加科学地研究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特点和程度，定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构造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体系、量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程度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弥补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在量化分析方面的欠缺。对两岸经济一体化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为了构建更加深刻的、具有层次的、能够反映两岸往来特性的一体化指数，有必要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认识。

尽管当前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被广为运用，然而，从理论的层面来看，经济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基本上，现有文献主要从一体化是什么、如何实现、一体化进程等几个层面来探讨一体化的概念问题。

对于一体化是什么？主要包括一体化是过程、手段、目的几种观点。巴拉萨（Balassa）［2］认为，一体化可以理解为一种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过程表现为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的种种举措，状态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差别待遇的消失。然而，罗伯森（Robson）［3］则从手段与结果的层面上来认识一体化，认为一体化是一种实现共同发展的手段，而非我们所追求的结果。

对于一体化如何实现，学界亦众说纷纭。门德斯（Mendes）［4］将解释一体化如何实现的观点概括为两个角度：一是立足于区域内经济体之间歧视的废除；二是为提升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政策的协调。欧盟的情况佐证了第一种观点，通过逐渐废除经济体之间的各种歧视和贸易约束，建立国际合作而最终实现一体化；罗伯森等人［5］的看法则支持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区域内各经济体政府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来实现能够带来更高层次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廷伯根（Tinbergen）［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政府当局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手段方面，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前者指消除有关各国间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障碍；后者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市场错误信号，从而强化正确信号，达到增强市场一体化力量的效果。

然而，对于一体化进程学界的看法则较为一致，大致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包括货币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六种形式。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演进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7］

本文以不断深化的两岸经济一体化为研究对象，设计构建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并尽可能地在保证指标体系规范化、主流化、可比化的前提下，突出两岸特色。

二、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构建

（一）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构建原则

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框架下，两岸经济一体化概念日益形成、发展并深化。为实现研究目标——定量评判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水平，首先需要明确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在探讨两岸经济一体化演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于两岸历史与现实、当局与民众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纯依靠相互经济关联而构建的一体化指标不能够完全反映两岸特性。现实的观察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往来的热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两岸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及两岸之间的相互认可度；然而，由于两岸阻隔多年而形成的疏远感则不能因此而减弱或消除。因此，在构建一体化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设立一种能够兼顾疏远感与认同感的评价体系，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两岸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

为此，我们选择借鉴埃斯特班和雷（Esteban& Ray）提出的Esteban-Ray（ER）指数，这是一种区分了认同感（Identification）和疏远感（Alienation）的收入极化的测度方法。［8］其中，认同感是组内人数的增函数，对任何组来说，同组的人数越多，他们的认同感就越强烈；而疏远感表示由于不同组之间收入不同产生的对抗，一个组与其他组的收入差距越大，疏远感就越强烈。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演变发展特性，对认同感与疏远感的内涵与测度适当调整，构建兼顾疏远感与认同感的两岸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

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分析中，认同感产生于相互的交流之中，而疏远感则来自两岸差距，差距越大则疏远感越强。如前文所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层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欧盟的实践中，虽然对这一概念是什么、如何实现、进程如何的解释各异，然而大多秉承着一个原则，即加强交流便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两岸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随着两岸在贸易、投资、生产、金融、人员等方面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亦随之提高。这种通过交流深入而导致的一体化加深，我们认为其中的机制源于认同感的不断增强，即交流产生共识，共识提升一体化。因此，我们把通过加强交流→增强认同感→提升一体化水平的机制称为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机制，也即构建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的第一个标准。

然而，由于两岸特殊的历史关系，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不仅仅依靠以交流实现的认同感的增强，另外一个因素即差距的缩小，也是衡量一体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我们称之为疏远感的减弱。具体看来，多年来由于历史原因，虽然在贸易、投资、生产、金融、人员等层面的往来日益频繁，但深藏在两岸民众内心的隔阂却并未成比例地减弱。笔者认为，这与两岸经济发展的差距过大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两岸之间的历史背景与多年来的发展隔阂，中国台湾的发展早于大陆，这样，使得部分台湾民众心中不愿接受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融合，使得虽然表面上交流深入，但疏远感并未减弱。在这一层面，唯有缩小两岸经济发展的差距，才是减弱甚至消除疏远感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本文提出促进一体化的第二机制：缩小两岸差距→减弱甚至消除疏远感→提升一体化水平。

此外，构建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除了可以对两岸经济关系进行测度之外，还必须具有通用性，即可以将其延伸至测度东亚经济一体化、欧盟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等，①这一原则也是我们构建指标体系时的重要考量。

（二）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大多数经济一体化指数的构建包含三个指标：贸易、人员流动、资本流动［9-13］。此外，其他一些研究包括人均GDP以及农业占GDP的比重。［14］基于现有的资料，遵循上述基本原则，本部分将试图构建兼顾疏远感与认同感、具有通用性和科学性的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体系。

1.从疏远感角度衡量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收敛指标构建

疏远感的削弱机制在于两岸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经济发展层面的差距越大，表明两岸之间的疏远感越强；反之，差距越小或减弱，代表一体化程度在提高。根据这一指标特性，选择偏离指标（Divergence Indicator）即两岸数值的绝对值的离差，来衡量两岸经济发展的差距。构建指标如下：

指标1（DI）：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偏离程度。可支配收入一方面能够反映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可以用来观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偏差测量的是两岸经济体整体福利水平的偏差程度。

指标2（IND）：工业化水平的偏离程度。非农部门增加值占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因为大多数工业或商业活动在城市中进行。占比越高，代表工业化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两岸非农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偏离则反映着两岸工业化水平的差异。

指标3（EDU）：教育支出偏离程度。在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中，人力资本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人力资本被认为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一般用教育支出来衡量，这里用两岸教育支出的偏离程度来估算两岸人力资本的差距。

指标4（RD）：科技发展水平偏离程度。在新增长理论中，科技的作用愈发重要。统计中，通常运用研发（R&D）投入比重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基础数据。两岸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偏差程度，直接反映着两岸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

指标1～4从四个侧面直观地衡量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差距，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两岸差距越大，疏远感越强，则一体化程度越低。指标与一体化程度成反比。为了能够与后文的一体化指标相统一，以便可以计算出两岸综合一体化指数，将指标1～4进行归零化处理，使得指标与一体化程度成正比。处理公式如下：

选取1995年作为基期，将1995年代表两岸差距的偏离指标作为基期数据，记作ABS.Dev.i0。对于任意t期偏离指标ABS.Dev.it，代入公式（1）中，得到t期转换后的一体化指标Indicatorit。所得的Indicatorit越大，意味着相应的一体化水平越高。

2.从认同感角度衡量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指标构建

认同感的提升源于多层面交流的增进。两岸的交流主要体现在贸易、金融、人员流动等几大方面。分层次建立指标体系2如下：

（1）贸易层面。两岸贸易至今已发展30余年，在促进两岸经济融合、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选择贸易交流作为衡量两岸认同度提升的第一个子方向。3指标的测算均选择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经典度量方式，即通过贸易比重测算两岸贸易的一体化程度。因此设定：

指标5（TRADE）：货物贸易比重。传统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测算公式为：

其中，Xij代表区域i对区域j的货物出口额；Mij代表区域i自区域j的货物进口额；Xiw代表区域i对世界的总货物出口额；Miw代表区域i自世界的总货物进口额。

（2）人员流动层面。在促进一体化的过程中，人员流动的往来程度和贸易一样，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能够促进人员的交流使之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人员流动促进更为紧密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率；同时，通过人员在区域之间的跨境汇款实现共同繁荣。因此，通常国际上以人员流动为代表的一体化程度分两个层次来度量：一是人员相互往来（流动）比重（Intraregional Turnover Share）：二是人员跨境汇款占GDP比重（特别能够衡量不发达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打工并汇款回国的情况）。然而，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后一个指标并不适用于两岸之间，故在此仅选择人员流动比重作为指标。

指标6（Turnover）：两岸人员流动比重。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Turnoverij表示区域j向区域i流入的入境人次；Turnoveriw代表世界向区域i入境的非本地区居民总人次。

（3）经济增长层面。通常，考察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动性，主要参考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因此，构建指标如下：

指标7（GDPR）：经济增长相关性。主要计算两岸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如下：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数据用H-P滤波得到波动项，用4年数据滚动数值求得两岸经济增长相关系数。

表1　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原始变量

三、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方法与数据说明

采用多阶段的主成分分析方法，首先测算消除疏远感的一体化综合指数，即两岸发展收敛指数；继而，测算提升认同感的一体化综合指数，包括贸易、人员流动、经济增长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最终计算兼顾疏远感与认同感的一体化综合指数。上述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TADstat）、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台湾“内政部”统计处、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中华民国”统计咨询网、台湾“教育部”统计处，（参见表1和表2）。基于两岸经济往来的现实以及数据情况，本文选取1995年作为测算的元年，具体测算1995—2014年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变化情况。

（二）实证分析

通常，一个设定较好的一体化综合指数至少具有两方面特性。第一，该综合指标可以避免较大的波动性。因为在通常意义上，一体化进程是一个平缓渐进的过程，一个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应当随着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呈现出一种适度变动的节奏。第二，综合指数中任何一种指数的权重都不会太高，以免控制整个指标体系。［15］本文将以这两条特征或准则为依据，测算两岸经济一体化综合指数。

1.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SCI）

表2　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感指数原始变量

首先针对表征两岸疏远感的偏离指标，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由4个疏远感层面的一体化指标得到一个综合指标，记为疏远感收敛指数（SCI）。STATA12.0输出的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权重是标准化以后的权重。从4个偏离指标的权重来看，符合一个好的综合指数的第二条标准，即没有一个指标能够主导甚至掌控整个综合指数，4个指标的权重相差不多，其中最大的是科研差距（0.305）、教育差距（0.258），随后依次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0.252）、工业化差距（0.185）。

由STATA12.0结果可知，前两个主成分包含了全部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4.63%4。根据表3显示的主成分矩阵，4个实际变量和这2个主成分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根据主成分F1上载荷的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序，四个变量依次为两岸教育水平偏差edu （x3）、两岸工业发展水平偏差ind（x2）、两岸人均可支配收入偏差di（x1）、两岸科技发展水平偏差rd （x4），且载荷绝对值均在0.41～0.56之间，相差不大，表明F1由这四个变量综合构成；与F1相对，主成分F2上载荷绝对值明显较大的变量只有两岸人均可支配收入偏差di（x1）和两岸科技发展水平偏差rd（x4），其他变量在F2上载荷绝对值不足0.1，这说明F2主要由变量di（x1）和rd（x4）构成。主成分F1、F2的具体取值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F1、F2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这样，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在保持90%以上变量信息的情况下消除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同时也减少了变量个数，从而在后面的增长效应研究中简化了计量模型。

这部分的目的是，根据现存数据综合出一个能够反映两岸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水平的综合指数，因此我们在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的过程中，提取全部主成分构建最终的综合指标，以显示指标包含数据的完整性。5最终构建的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SCI）为：

其中，γi（i=1，2，…，m）为表3中的特征值。SCI的具体取值参见表4，相应折线图见图1。

由图1可看出，整个历程中SCI指标未存在大幅波动，这符合好的一体化指标的第一条原则，证明该指标设定的科学合理性。此外，还从表1中四个指标的权重得出，该SCI指标符合一个好的综合指数的第二条标准，由此我们认为，SCI指标较好地捕获了以疏远感定义的两岸经济一体化水平。

由图1中SCI的趋势图和表4中SCI的取值变化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两岸SCI指数除了2003年因“非典”出现小幅下滑、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有史以来最大幅度下滑外，其余年份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该趋势一直持续至2013年，2014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源于2014年中国台湾爆发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运动的影响，以及大陆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的两岸经济关系开始步入调整期。根据指标的内涵，SCI指标的上升表明两岸不同层面综合评定的差距缩小，进而带给两岸民众的疏远感减弱，一体化程度得以提升。

2.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感指数（RI）

表3　疏远感收敛指数的主成分分析

图1　两岸经济一体化综合指数时间序列

同理，对于提升认同感的一体化指标测算，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3个认同感层面的一体化指标进行降维处理，STATA12.0输出的结果如表5所示。从3个指标的权重来看，最高的是经济增长相关系数（0.408），依次是贸易比重（0.382）、人员流动（0.209）。

由SPSS结果可知，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只有83.14%，而需要提取的主成分能够保持原有变量90%以上的信息，因此我们提取所有的三个主成分。根据表5显示的主成分矩阵，3个实际变量和3个主成分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主成分F1上，人口流动turnover（x6）和经济增长相关系数gdpr（x7）的载荷绝对值明显较大，表明F1主要由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构成；主成分F2上，载荷绝对值超过0.8的变量只有两岸贸易比重trade（x5）的载荷绝对值远超过其他两个指标，表明F2主要由贸易变量构成；主成分F3上载荷绝对值较大的也是人口流动turnover（x6）和经济增长相关系数gdpr（x7），与主成分F1的构成类似，但这时人口流动指标的影响方向为负。可见，与SCI指数相比，RI指数主成分受原始数据的影响显得较为分散。主成分F1、F2、F3的具体取值如表6所示。

同理，构建包涵完整信息的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感综合指数（RI）为：

表5　认同感指数的主成分分析

表6　认同感指数及其主成分构成

其中，γi（i=1，2，…，m）为表5中的特征值。RI的折线图如图1所示，具体取值参见表6。同理，从指标构建的角度来看，RI指数完全符合上述两条标准。

由图1和表6可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趋势上，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态势。第二，认同感指数RI更容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影响。就波动来看，相比SCI指数，RI指数波动较大，即相对于由加强多层面交流带来的认同感的提升，由缩小差距带来的疏远感的减弱更为平稳。由图1还可知，RI指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际都有所提升，而之后则有所下滑，这表明危机的到来使得经济体意识到增进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外部冲击，而随后，由于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各方面的交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少，从而造成危机过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第三，两岸加入WTO、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RI指标都有明显的上升，说明RI指数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3.两岸经济一体化综合指数（ZI）

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兼顾疏远感和认同感的两岸经济一体化综合指数，提取所有主成分，计算得到的综合指标ZI及其主成分的取值如表7所示，相应ZI的折线图见图1。

结合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指数（RI）和疏远感收敛指数（SCI），比较归纳两岸经济一体化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从趋势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指数（RI）、疏远感收敛指数（SCI）和综合指数（ZI）基本呈现稳定上升态势，这既符合构建一体化指数的技术准则，又如实地反映了两岸经济一体化逐渐加深的发展历程。

第二，将ZI与SCI、RI的演变路径进行对比发现，2009年之前，ZI与RI的发展趋势更为接近，二者的演变路径表现出强烈的相似性，这在一定层面说明在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早期，虽然疏远感一直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增进交流显得更加快速而有效。2009年以后，ZI与SCI较为接近，与RI的差距在拉大。说明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所带来的疏远感减弱已经成为强化两岸认同、深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究其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陆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两岸产业竞合性增强成为经济新形势，两岸经贸交流由快速发展阶段进入调整期，拉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的作用相对弱化。

第三，将认同感指数RI与疏远感指数SCI进行比较，从驱动因素看，RI受政策因素和外界经济冲击影响较大，波动性较大；而SCI的发展与暂时性的政策调整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双方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关。从变化幅度来看，过去20年间SCI的提升程度要高于RI，也就是说，在大陆经济高速增长和台湾经济相对缓慢发展的情况下，两岸经济发展差距缩小所带来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两岸直接的经贸交流。

表7　综合指数及其主成分构成

四、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两岸经济的影响分析：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实证

为了研究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选取大陆实际GDP、台湾实际GDP（2005年不变价）作为因变量，具体数据见表8。自变量则选择代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疏远感收敛指数的第一主成分（F1S）、第二主成分（F2S），以及代表两岸经济一体化认同感指数的第一主成分（F1R）、第二主成分（F2R）、第三主成分（F3R），基于此建立实证模型进行研究。同时，为了方便研究，考虑对GDP时序数据取对数后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GDP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TGDP、LNMGDP。

由简单的相关分析得知，这七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对这样的变量运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建模，将使得模型极其不稳定，且模型往往出现与事实相反的结论，因此，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进行建模分析。PLS主要研究的是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模，特别是当各变量集合内部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性时，用该方法进行回归建模，比对逐个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更加有效，其结论更为可靠。

下面我们用SPSS17.0进行偏最小二乘回归，对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标与两岸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表8　中国大陆和台湾实际GDP百万美元

（一）PLS回归模型的建立

表9给出了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异中，有多大比重可以被每个成分所解释，以及累计解释了多大比重。可见，前三个成分能够解释87.1%的自变量变异的信息和94.4%的因变量变异的信息，前四个成分能够解释98.6%的自变量变异的信息和95.3%的因变量变异的信息。此外，对于因变量，累计方差贡献率相当于未调整的R2。特别是如果自变量累计方差贡献率为1.0，那么，R2与调整后的R2则与最小二乘回归中的数值统一。由表9可见，调整后的R2达到0.939，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接下来，根据SPSS结果，我们建立最终模型如表10所示。

表9　变量的方差与累计方差贡献

表10　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数与两岸经济增长的PLS回归模型

（二）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两岸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从PLS回归模型结果可以分别得出影响两岸经济增长的因素。从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PLS模型1来看，LNTGDP=5.557+0.041F1S+0.001F2S+0.026F1R+0.018F2R-0.006F3R，其中，对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疏远感一体化第一主成分F1S，影响系数为0.041，表明疏远感消除而形成的一体化对中国台湾经济有正面效应。从这个层面来看，减少两岸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拉动最为显著。对台湾GDP作用第二大的是认同感一体化第一主成分F1R，影响系数为0.026，认同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会直接导致中国台湾经济增长，而认同感的增强则来自于贸易、投资、人员等交流的增加。基于认同感增加的一体化第一主成分的作用力不如两岸差距缩小而形成的疏远感减弱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这一实证结果与现实相符。从表面看，交流的增加往往对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更为明显，但大陆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岸差距缩小却是近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加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而且随着交流的逐渐增进，两岸贸易、人口流动等方面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RI的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在驱动两岸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让位于SCI。由此可以判断：短期内基于疏远感减弱和认同感增强的一体化对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提升台湾经济增长都有着直接、明显的效果，而长期来看，疏远感减弱的效应则更为强劲、持续、不可忽视。

模型2LNMGDP=6.351+0.096F1S-0.003F2S+ 0.058F1R+0.018F2R-0.008F3R，验证了两岸经济一体化指数变动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与中国台湾的情况类似，疏远感第一主成分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认同感第一主成分。

（三）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

最后，PLS模型需要进行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分析（Variable Importance in Projection，VIP），VIP反映了每一个自变量FNi，N=R，S在解释因变量集合时的作用的重要性。SPSS计算出的各自变量对整个因变量组的影响参见表11。

VIP指标反映的是每一个自变量对整个因变量组的影响，数值较大则表示变量比较重要。小于0.8表明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是很重要。由VIP值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和大陆经济增长，疏远感一体化收敛指数中的第一主成分F1S、认同感一体化指数中的第一主成分F1R和第二主成分F2R作用较为显著。由于疏远感一体化收敛指数中的第一主成分解释了78%的全部变量信息，认同感一体化指数中前两个主成分解释了83%的全部变量信息，故这三个主成分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则意味着一体化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同时，表明在原始变量中，两岸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差距、教育水平的差异、两岸贸易流动比重、人员流动比重、经济增长相关性对通过经济一体化机制对台湾经济、大陆经济有显著影响。

下面，我们进一步把主成分矩阵中各实际变量系数的符号与表10中各主成分变量系数符号结合起来，从而判定以上影响显著的原始变量对两岸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参见表12）。表12中第3列为PLS回归方程中各主成分变量与因变量中国台湾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之间的符号关系；第5列为主成分矩阵中各实际变量与主成分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第6列为各实际变量与中国台湾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之间的符号关系。

表11　变量投影最终性指标分析

表12　实际变量变化与因变量变化的关系

从表12中可以看出，F1S的主要构成变量di （x1）、ind（x2）、edu（x3）均与两岸经济增长呈同方向变化，表明两岸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缩小、工业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教育水平的趋同将会对两岸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F1R主要构成变量包括turnover（x6）、gdpr（x7），均对台湾经济增长、大陆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带动作用，符合经济学原理。两岸贸易比重trade（x5）是主成分F2R的主要构成变量，该变量与两岸经济增长呈正向变化，即贸易比重的提升会促进两岸经济增长。

五、结论

本文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入手，回顾了国际上对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两岸特性应从疏远感与认同感两个层面定量考察与评定近年来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其中，认同感产生于相互的交流之中，而疏远感则来自两岸差距，差距越大则表明疏远感越强。在这样一个兼顾疏远感与认同感的两岸经济一体化分析框架下，运用一系列复合指标测算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SCI）、认同感指数（RI）、综合指数（ZI），经测算发现：第一，从发展趋势来看，SCI、RI、ZI都表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表明无论从疏远感、认同感还是综合考察一体化形势，都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既符合构建一体化指数的技术准则，又如实地反映了两岸经济一体化逐渐深化的发展历程；第二，从认同感指数RI与疏远感收敛指数SCI比较来看，RI受政策因素和外界经济冲击影响较大，波动较大；而SCI的发展与暂时性的政策调整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双方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关。而且，在1995—2014年间SCI的提升速度要快于RI的提升。第三，将ZI与SCI、RI进行对比发现，从驱动因素的变化上可将两岸经济一体化划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之前，ZI与RI的发展趋势更为接近，这在一定层面上说明在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早期，增进交流往往更加快速而有效，但在2009年以后，疏远感SCI则主导着ZI的演变路径，成为深化两岸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

最后，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定量测算两岸经济一体化疏远感收敛指数、认同感收敛指数的主成分对两岸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SCI的第一主成分、RI的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对中国台湾和大陆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我们认为两岸经济一体化显著影响了两岸经济增长；疏远感减弱的影响效应大于认同感增强的影响效应。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以两岸经贸交流测度的疏远感一体化对增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直接，实际上疏远感减弱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则更为强劲、持续和不可忽视；进一步结合影响各主成分的原始指标进行分析，F1S的主要构成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缩小di（x1）、工业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ind （x2）、教育水平的趋同edu（x3）均与两岸经济增长呈同方向变化，F1R的主要构成变量人口流动指标turnover（x6）、经济增长相关性指标gdpr（x7）和F2R的主要构成变量贸易流动指标trade（x5）均对两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带动作用。由此我们认为，通过两岸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工业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教育水平趋同、贸易往来、人员流动、经济增长的联动，两岸经济一体化对两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注释：

［1］曹小衡.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选择与定位［J］.台湾研究，2001（3）：23-31.

［2］BALASSA B.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M］.Homewood：Homewood，Ⅱ：Ir win，19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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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SON P，Mutharika B W T，Mabogunje A L.Toward Multi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frica［J］.International Affairs，1973，49（1）：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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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建淮，刘冲.“东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报道简报［Z/OL］. （2015-06-01）［2016-06-05］.http：//www.nsd.edu.cn/publications/briefing/2015/0601/18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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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秀珍.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量化评价——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指数研究［J］.开放导报，2005（4）：62-68.

［10］CHRISTOPHER SANDS.Toward an index of relative economic integration for North AmericaTheory and som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2003［EB/OL］.（2003-11-15）.http：//www. csis.org/Americas/Canada/0311_sands.pdf.

［11］YIN-WONG CHEUNG，MATTHEW S Yiu，KENNETH K CHOW.Measuring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case of Asian economies［J］.BIS Paper No 42，2008：136-158.

［12］ARRIBAS I，PEREZ F，TORTOSA-AUSINA E.Measuring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 ［J］.World development，2009，37（1）：127-145.

［13］TONY CAVOLI.Exploring dimensi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2（23）：643-653.

［14］BO CHEN，YUEN PAU WOO.Measur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 principal components approach［J］.Asian economic papers，2010，9（2）：121-143.

［15］BO CHEN，YUEN PAU WOO.A composite index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Z］.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State of the Region Project，2008.

责任编辑：林英泽

An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An Analysis Taking Account of Alie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XU Yong-hui and LI Yue
（Institute of Taiwan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The authors measure such three indices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lienation index（SCI），identification index（RI）and the composite index（ZI）during 1995 and 2014.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the RI is more related with policy factors and external economic shocks；the SCI is more related with the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From the changes of the driving force，the evolution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be divide into two stages:the first stage covers 1995-2009，during which ZI and RI were strongly resembled，reflecting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enhancing exchanges tend to be more rapid and eff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but after 2009，the SCI led the evolution of ZI，meaning that SCI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deepen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ainland and Taiwan.And the growth effect brought by SCI index is larger than the RI index.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alienation；identification；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F124

A

1007-8266（2016）08-0035-12

2016-06-25

徐永慧（1987—），女，山东省菏泽市人，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关系；李月（1982—），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经济和两岸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