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区域一体化对社会福利改善的异质效应研究

皮亚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建立一个包含城市拥挤成本的非对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别从工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有助于社会总体福利改善，但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不同；区域一体化总体可以改善熟练工人的福利，但对不可流动工人的影响则取决于其区位。地方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偏好取决于其政策目标，若其目标是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则总有地区倾向于市场分割策略；而以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则两地区有机会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共赢。中央政府需要权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在通过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经济系统整体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经历一个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阵痛期，需要采取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区域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区域一体化；产业转移；福利分析；区际竞争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不平衡是空间经济的基本特征。区域经济的空间不平衡又伴随着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1]。新经济地理学(NEG)基于企业层面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冰山贸易成本，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解释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商品在地区间的贸易成本是影响经济活动集聚和分散的重要因素[2]，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即区际商品贸易成本的下降，产业的空间布局会出现一个从分散到集聚、从集聚到再分散的过程[3-5]。影响区际贸易成本的因素中，包括地理距离、交通基础设施、制度等因素，除地理距离外，其它因素都内生于社会经济环境中，受居民和政府的行为影响[6]。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乃至行政手段来影响区际贸易成本，进而重塑经济空间分布模式[7，8]。经济集聚会对居民福利和地方政府官员产生影响，同时又反过来会影响他们对区域一体化的态度。因而，有必要分析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对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综合分析居民和政府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利益或福利变化，以及其对区域一体化的态度和应对策略。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变化产生的福利效应已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大多数研究从社会总体福利的视角，或者是站在中央政府的视角，分析在不同区域一体化水平下，市场主体选择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是不是社会整体最优的。Baldwin等(2003)认为，社会全局福利最大化的产业区位，随贸易自由度而变化，若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产业在地区间对称分布时全局福利最优；当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时，产业集中在某一地区时全局福利最优[9]。Ottaviano和Thisse(2002)基于线性偏好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当区际贸易成本处于中等水平时，出现过度集聚，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社会最优结果；而当区际贸易成本非常高或非常低时，市场选择的结果与社会最优结果相一致[10]。Pflüger 和Südekum(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引入了城市拥挤成本，发现当区际贸易成本较高时，经济活动过度集聚，降低集聚程度能够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当区际贸易成本较低时，则表现为集聚不足，进一步集聚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5]。吴福向和蔡悦(2014)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我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均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市场最优集聚水平与社会最优集聚水平发生了偏离，需要建立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11]。

在我国，地方政府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高度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2]。地方政府深度参与本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也通过影响区域一体化水平间接影响产业空间布局。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以及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锦标赛使得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采取对外地商品实施更严格的质检、技检标准，重复检验等手段增加外地商品进入当地市场的成本[13-15]。研究发现，由于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能够改变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地方政府官员既可能选择分割市场的政策，也可能选择整合区域经济的政策，选择何种策略取决于整合市场的成本和收益[16,17]。尽管从局部利益来看，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策略能够在短期内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地区市场分割会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规模不经济的代价[18]。

从居民福利的角度看，居民所在的区位、居民流动性等因素决定不同特征的居民从区域一体化中获得福利。Charlot等(2006) 认为在经济集聚和扩散的选择中，无论贸易成本如何，核心区的居民更偏好集聚，而外围区域的居民更偏好分散，因而区域一体化以及相应的产业区位调整，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19]。从国内研究来看，孙浩进和陈耀(2013)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将产业转移引致的区域福利分为居民福利、企业福利和政府福利，认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时获得福利最大的是地方政府，居民获得的福利最少[20]。安虎森等(2009)基于自由企业家模型(FE)分析了在初始禀赋对称情形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可流动工人和不可流动工人的福利影响，当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导致产业集聚时，产业聚集区域的不可流动工人的福利增加，产业流失区域的不可流动劳动力福利下降。产业完全集聚时，可流动工人福利达到最大[21]。

从文献上看，大多数国外文献对区域一体化福利效应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福利视角分析市场选择的集聚程度的合理性，较少考虑地方政府的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没有全面考虑城市拥挤成本、区域一体化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或者没有考虑劳动力在流动性方面的异质性。本研究同时考虑城市拥挤成本、区域一体化水平，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异质性劳动力视角，多角度分析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福利效应。此外，大多数NEG模型是在初始对称的两地区框架下讨论集聚和扩散的，尽管这种建模策略简化了分析，但是却难以较好分析初始非对称地区间分布的情形。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熟练工人、欠发达地区非熟练工人、发达地区非熟练工人等多经济主体的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效应。第二，理论假设更切合实际，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城市拥挤成本和初始劳动力分布非对称，采用数值模拟进行分析。第三，得出了新的结论，如发现在特定情形下，区域一体化可以改善所有经济主体的福利，并分析了GDP导向型和居民福利导向型地方政府对区域一体化态度。

二、基本模型

(一)空间成本

本文考虑两种类型的空间成本：一是劳动力在城市内部需要支付的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二是商品在地区间流动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这两类成本都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扩散的重要力量。

(1)城市内部空间成本。考虑一个包含两区域的经济体(分别记为地区1和地区2)。每个区域内存在一个城市，城市内存在一个预先给定的核心地区CBD，其占地面积很小，可以视为一个点。现代部门(工业)生产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区中进行，而传统部门(农业)的生产活动分布在区域内广阔的土地上。

假设城市是“狭窄且长”的，城市熟练工人(企业家)的居住区域以CBD为中心向左右两边扩展。每名熟练工人消费1单位的土地，则熟练工人数量为λr的城市的边界为[-λr/2,λr/2]。熟练工人支付通勤成本到CBD工作，通勤成本是与CBD距离的线性函数，居住在距CBD为x处的工人通勤到CBD的成本为θx，其中θ>0。由于距离CBD较低的区位可以节省通勤成本，因而具有较高的土地租金；而随着居住区位远离CBD，熟练工人面临的通勤成本上升而土地租金下降。城市r内居住在距CBD为x处工人的城市成本为UC(r)=R(x)+θx。

同时，假设城市获得土地的机会成本为0，则城市边界处λr/2的土地租金为0。在城市内部土地市场均衡时，城市r内所有工人的城市成本(所在区位的通勤成本+土地租金)相等。则在土地市场均衡时，与CBD距离为x的区位，土地租金为R(x)=θ(λr/2-x)。当城市内部土地市场达到均衡时，居住在城市r的工人面临的城市成本为

UC(r)=θλr/2

(1)

熟练工人的城市成本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熟练工人在城市内部移动单位距离的通勤成本为θ，其它条件不变，当城市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时，城市成本会下降；二是城市成本随着城市人口λr的扩张而增大，大城市居民面临的城市成本高于小城市居民，因而城市成本是促进经济活动从大城市向小城市扩散的力量。

(2)商品在区域间的运输成本。工业品在本地区内部销售时没有贸易成本，但在跨地区销售时存在区域间贸易成本。与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保持一致，假设工业品在跨区域销售时存在“冰山型”运输成本。具体而言，当厂商把τ>1单位货物从本地区运送到其它地区时，实际到达目的地的只有1单位，τ-1单位的商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区际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工业品在进入外地市场时面临竞争劣势。

(二)消费者

参考Pflüger和 Südekum(2008)对消费者偏好的设定[5]，假设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以下拟线性效用函数表示

(2)

其中，CM为CES不变替代弹性函数，表示代表性消费者对差异化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CA是对同质的传统产品的消费量。α为消费者对差异化工业品组合需求的系数，越大表示消费者越偏好工业品消费，每个消费者对本地(外地)代表性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消费量为xi(xj)，σ表示任意两种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且σ>1。其中，N为北部地区企业数量，N*为南部地区企业数量，则经济体系内企业的总数量为nw=N+N*。

在本文中，采取的是拟线性效用函数，相比于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拟线性函数得出的结论更为简便，同时能够保持模型的基本结论与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时不发生太大的变化。采用拟线性函数的一个好处就是，消费者对工业品的需求与收入无关，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支出总额为α，因而在计算厂商的利润函数时不需考虑各地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而只需考虑各地区的人口总量，从而大大简化了计算过程。

熟练工人的当期消费支出和收入相等，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3)

其中，Y是代表性消费者的对传统商品和工业品的总支出，不考虑消费者的储蓄和投资，非熟练劳动力的支出来源于工资，熟练工人的对工业品和传统商品的支出等于企业利润减去城市成本支出。假设所有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都足够高，以保证其能够同时消费工业品和传统产品。PM是工业品消费的总体价格指数，地区1消费者消费的本地生产的产品价格为Pi，由于产品跨地区销售存在“冰山型”交易成本，地区1消费者消费地区2商品的价格为τpj，其中pj为地区2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地区2销售的价格。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可得消费者对工业品和传统产品的需求以及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CM=α/PM，CA=Y-α

(4)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受收入水平、工业品价格指数和城市成本的影响

V=Y-αlnPM-α(lnα-1)

(5)

(三)生产者和短期均衡

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大部门：传统部门和工业部门。传统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其规模收益水平不变，非熟练工人生产同质化的传统商品A，传统商品在农村地区进行生产，且在区域之间可以无成本地自由流动。因而，传统产品的价格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两区域都是相等的，将传统产品作为计量单位，传统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假设每单位劳动力投入获得1单位的传统产品，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为w=1。

(6)

假设差异化产品的种类足够多，每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σ。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采取边际成本加成定价，厂商对销往地区1和地区2的产品出厂价相等

(7)

企业的超额利润为零，熟练工人获得企业的全部剩余。根据式(6)、式(7)，企业的产出量Xi与熟练工人的收入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8)

(9)

其中，0≤φ≡τ1-σ≤1表示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该指标与地区间商品贸易成本负相关。贸易自由度越高，表示地区间贸易障碍越小，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在后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区域一体化是指区际贸易成本下降或贸易自由度提高。

将工业品价格代入价格指数表达式，结合式(3)、式(7)，可得两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

(10)

由于熟练工人的收入中需要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城市成本，则北部工人可用于传统商品和工业品的消费支出为Y=R-UC，结合式(5)，北部地区熟练劳动力的福利水平为

V=R-UC-αlnPM-α(lnα-1)

(11)

同理，南部地区熟练劳动力的福利水平为

(12)

其中，R为熟练工人获得的利润收入，UC为熟练工人在城市的城市成本。根据式(11)、式(12)，熟练工人在地区1和地区2的实际效用水平差异为

(13)

产业空间布局是由熟练工人(企业家)根据在两地区的实际效用水平选择决定的。熟练工人的区位选择行为，受到四种效应的综合影响：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城市拥挤效应。前两种是推动集聚的力量，本地市场效应是指本地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获得的利润越高，核心区的熟练工人的收入越高；价格指数效应是指在核心区商品支付的运费更低，在同等支出水平下，核心区消费者获得的效用更高。后两种是促进扩散的力量，市场竞争效应是指核心区企业数量多，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也越激烈；城市拥挤效应是指由于核心区城市人口数量多，导致城市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上升，降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都随着区际贸易成本的变化而此消彼长。因而，区域一体化的提高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进而影响居民的福利。

(四)企业的迁移决策

在长期，熟练工人根据实际效用水平差异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当存在地区间实际效用差异时，实际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熟练工人会迁往实际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模型假设企业需要固定数量的熟练工人，因而企业迁移的过程与熟练工人迁移的过程相一致。设熟练工人在地区间的区位调整方程如下式

dλ/dt=(V-V*)·λ·(1-λ)

(14)

当式(14)中dλ/dt>0时，地区1企业数量增加；当dλ/dt<0时，地区1企业数量减少；当dλ/dt=0时，熟练工人不能通过改变区位来进一步改善自身的福利水平，达到长期区位均衡。长期均衡状态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两个地区都有一定份额的产业，且V=V*；其二，所有熟练劳动力都集中在一个地区，即λ=1(或λ=0)，且V>V*(或V

三、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分析

在长期均衡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由每个熟练劳动力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迁移决策的结果。在现实中，我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区位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影响国有企业的选址决策；其次，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低价出让土地等手段来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区落户，并可能采取市场分割措施保护本地企业；最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区际贸易壁垒等手段影响区际贸易成本，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布局和消费者福利。

由于所处的区位和利益取向不同，区域一体化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异质性劳动力三类经济主体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熟练劳动力更关注在不同地区间所能获得的利益的差异，在哪里获得的实际效用水平更高，熟练工人就迁往哪里，而不会关注对其它主体的福利影响。非熟练劳动力不能在地区之间流动，其福利水平受到产业空间布局和区际贸易自由度的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本地经济增长和相对产业份额的变化，当区域一体化造成本地产业份额损失时，地方政府反对一体化。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应该是全体居民福利的提升，但是也应该注意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下文分析中，首先讨论区域一体化水平对地区产业份额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应对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态度；其次，区分聚集效应较强和聚集效应较弱的情形下，熟练劳动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非熟练劳动力在不同贸易成本条件下福利水平；最后，在构建社会总体福利函数的基础上，分析社会总体福利随区域一体化水平变化的趋势，并讨论中央政府应对区域一体化的策略。

(一)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差距

图1　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差距　　参数设置：α=0.4，σ=5，ρ1=1.3，ρ2=1，θ=0.2

为了地区经济增长、税收收入等，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下，地方政府官员要想在晋升竞争中获胜[14]，不仅要实现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更要保证本地区经济增长高于其它地区的水平，因而地方政府更关注本地区产业份额的相对变化。

首先分析随着一体化水平提高地区间产业份额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处于不同位置的地方政府在面对一体化时的态度。ρ1>ρ2，表示地区1是核心区，非熟练劳动力人口较多，地区2是边缘区，非熟练劳动力人口较少。

在图1中，当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处于0-0.4之间时，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地区1(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进一步增加，而地区2(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进一步下降，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此时，发达地区的政府希望能够推进一体化，为本地企业开拓市场；而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则阻挠一体化，实施地方保护主义，防止本地企业迁往发达地区。

当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在0.4-1之间时，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地区1的产业份额会逐步下降，而地区2的产业份额开始上升，产业从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开始缩小。此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下，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拥有更多的产业份额，会阻碍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为承接产业转移，则开始主动推进一体化。在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初期阶段，南京和杭州面临着来自上海的激烈竞争，经济活动发展受到抑制，但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地区之间贸易成本降低到临界值以下时，南京、杭州就开始从一体化中受益，并开始积极响应一体化。

综上，由于区域一体化会带来地区产业份额的“此消彼长”，当一体化能够导致本地区产业份额增加时，该地区政府官员就倾向于实施区域一体化政策；当一体化导致本地区产业份额下降时，地方政府就倾向于阻碍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由于一体化总是导致地区间相对产业份额的变化，总存在一些地区的产业份额在一体化进程中相对下降，这些地区的政府就有激励去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等措施阻碍一体化的推进。

结论1区域一体化会带来地区产业份额的“此消彼长”，因而在GDP竞赛和“晋升锦标赛”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总有一个地区会采取市场保护措施。在区际贸易成本较高时，发达地区能够通过区域一体化增强集聚效应，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地方保护措施；区际贸易成本较低而产生产业扩散时，欠发达地区希望通过一体化承接产业转移，而发达地区则反对一体化以阻止产业外迁。

(二)区域一体化与异质性劳动力的福利效应

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是可流动工人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做出的区位选择。同时，他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影响不可流动工人的福利水平。由于不能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落后地区的非熟练劳动力不仅不能享受集聚带来的收益，反而可能因经济集聚而福利受损。因而，有必要分别讨论区域一体化对熟练劳动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非熟练劳动力的福利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由于非熟练工人在地区间不能流动，两地区的非熟练工人从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是不一致的。比如，当地区1产业份额增加时，地区1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地区1居民从中获益，但地区2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地区2非熟练工人的福利会遭受损失。对于熟练工人来说，区域一体化会影响产业区位影响价格指数和城市成本，进而影响熟练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在给出各类型消费者实际效用水平表达式的基础上，分析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设地区1和地区2的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都为I，则北部地区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效用水平为

(15)

南部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效用水平为

ln[φλ+(1-λ)]-α(lnα-1)

(16)

根据式(15)和式(16)，两地区的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水平不变，影响其效用水平的主要是当地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价格指数的变化对非熟练工人福利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部分：(1)贸易成本的下降，当产业份额不变时，贸易自由度提高，商品总价格指数降低，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提高；(2)本地工业品市场份额上升，由于商品在本地区销售时不需支付运输成本，本地区产业份额越高，非熟练工人就能够消费更多种类的低价商品，福利水平越高。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会导致产业区位的变化，其对非熟练工人福利的作用取决于上面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当贸易自由度提高同时提高了某一地区的产业份额时，该地区的非熟练工人受益。当贸易自由度提高，如果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成本节约超过产业份额减少带来的成本增加，则该地区非熟练工人仍能从一体化中受益；反之，其福利受损。

图2　聚集力较强时的福利效应　　参数设置：α=0.5，σ=4，ρ1=1.5，ρ2=1，θ=0.2

图3　聚集力较弱时的福利效应　　参数设置：α=0.3，σ=4，ρ1=3，ρ2=2，θ=0.2

此外，需求弹性σ，对工业品的偏好α，不可流动劳动力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ρ1+ρ2)都会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σ的值越小、α值越大、(ρ1+ρ2)值越小，聚集效应就越强，边缘区的非熟练工人福利受损就越大。在图2和图3中，分别模拟了在聚集效应较强(α=0.3，ρ1=3，ρ2=2)，以及较弱的情形下(α=0.5，ρ1=1.5，ρ2=1)，区域一体化对工人福利水平的影响。

熟练工人能够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所以在均衡时两地区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相等。熟练工人、地区1和地区2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分别如式(13)、式(15)、式(16)所示。

品价格指数都是最低的。总体上，随着贸易自由度提高，核心区的非熟练劳动力实际效用水平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

结论2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核心区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因而，核心区非熟练工人在贸易成本较低时支持一体化，但当产业从核心区扩散时不支持一体化，当贸易自由度趋于1时核心区非熟练工人从一体化中的收益又超过损失，开始支持区域一体化。

边缘区(地区2)非熟练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变化则与聚集力的强弱有非常大的关系。边缘区的非熟练劳动力效用水平取决于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好处以及产业迁出带来的损失两种力量的对比。当聚集力很强时(如图2)，随着贸易自由度上升，边缘区非熟练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先下降后上升，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当φ<0.27时，随着贸易自由度提高，边缘区产业流失，商品价格指数上升，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下降。(2)当0.27<φ<0.7时，核心—边缘结构稳定时，边缘区商品价格指数随贸易自由度提高而下降，区域一体化引起边缘区工人福利水平提高。(3)当φ>0.7时，产业开始从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边缘区的产业份额增加，且对外地商品所需支付的成本也下降，价格指数下降，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上升。

当聚集力很弱时(如图3所示)，产业向发达地区集中的速度较慢，随着贸易自由度上升，边缘区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φ=0时，边缘区的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最小；当φ=1时，边缘区的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达到最大。这是因为当聚集力较弱时，贸易自由度上升导致边缘区产业流失的速度较慢，工人从贸易成本降低中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产业份额下降带来的损失。

结论3随着贸易自由度提高，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变化取决于聚集力的强度，当聚集力较弱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持续上升；而当聚集力较强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先下降后上升。边缘区非熟练劳动力在贸易自由度较高的阶段总是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在贸易自由度较低、聚集力较强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聚集力较弱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后，分析熟练工人福利变化情况。熟练劳动力能够在地区之间流动，在长期均衡时熟练劳动力的效用水平相等。无论在聚集力较弱还是聚集力较强的情况下，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总能够提高，或保持不降低。

但是，在不同的阶段，熟练工人福利提升的内在经济机理不同。第一阶段，当贸易自由度较低时，福利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集中带来核心区价格指数降低，随着一体化水平提高，熟练工人可以通过集聚享受前后向关联，提高实际效用。第二阶段，当贸易自由度较高时，熟练工人福利提升主要来自于分散过程中城市成本的降低。区域一体化导致扩散，熟练工人城市成本降低，而产业转移造成的价格指数变化较小，熟练工人的效用随之提高。因而，熟练工人(企业家)为了自身利益总是有激励推动区域一体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贸易自由度上升超过一定限度时，经济活动可能会引起扩散，但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依然是提高的。Charlot等(2006)认为，在任何情形下，熟练工人都偏好集聚[19]，本文的结论与其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是因为本文中引入了城市拥挤成本，在贸易自由度较高时，熟练工人即可以通过扩散，避免在大城市的拥挤成本，也不会因为分散而导致收入下降和商品价格过高，因而在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时，熟练工人偏好分散。

结论4随着贸易自由度上升，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持续上升，因而熟练劳动力总是支持区域一体化。当熟练工人在社会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强时，支持一体化的力量会增强。因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区域，区域一体化程度可能会更高。

研究还发现，存在所有工人的福利同时改进的情形。当贸易自由度处于某一区间内，熟练工人和两地区的非熟练工人都从区域一体化中获益(如图2中φ趋于1，以及图3中φ<0.4时的情形)。此时，地方政府是否选择一体化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函数，当地方政府官员依然奉行“为晋升而竞争”时，仍有一个区域会反对一体化；但当地方政府将本地居民福利改善作为根本施政目标时，两地区都将选择区域一体化。

结论5在某些条件下，区域一体化能够同时提高所有消费者的福利。地方政府放弃“晋升锦标赛”模式，而以居民的实际福利增长为基本决策目标时，更可能采取区域一体化策略。中央政府应改变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促使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注重民生改善，这样更有利于区域间以及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三)区域一体化与社会总体福利

对中央政府来说，其政策目标应是居民总体福利的改进，既要关注核心区域的发展也要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既关注熟练工人的效用改进也要关注非熟练工人的效用水平，如果区域一体化能够导致所有居民的总体福利水平上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采取措施推进区域一体化，如果区域一体化导致部分居民总体福利水平下降，那么中央政府就不应盲目推进一体化。因而，中央政府在关注全体居民总福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首先采用功利主义的福利函数来分析区域一体化的总体福利效应。假设社会总体福利函数为所有居民福利水平的简单加总，每个居民的权重相等，这种社会总体福利函数的设定包含了公平的因素[5,9,22]。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贸易自由度、地区产业份额的函数，经济系统达到长期均衡时，地区产业份额由贸易自由度内生决定。社会总体福利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17)

(18)

由于λR+(1-λ)R*=α(1+ρ1+ρ2)/σ，熟练劳动力获得的收入之和是消费者对工业品支出额的一个固定比例(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因而，可以将社会福利函数进一步化简为

(19)

其中，ζ=ρ1+ρ2+α(1+ρ1+ρ2)(1-lnα+1/σ)是不随贸易自由度和地区产业分布而变化的常数。

图4　区域一体化与社会总体福利　　参数设置：α=0.4，σ=4，ρ1=1.5，ρ2=1，θ=0.2

根据式(19)仍然无法直观地看出区域一体化和社会总体福利的函数关系，因而采取数值模拟，结果如图4所示。本文尝试了α和σ在不同取值时的情形，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随贸易自由度变化的趋势基本相同，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具体的数值模拟结果不再一一列出。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总是上升的。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为了居民总体福利的改善，应该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但是，在区际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阵痛期。只有区域一体化水平达到更高的水平时，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才会凸显出来，产业才会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如图1)。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要真正缩小区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需要实现区际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使区际贸易成本降低至较低的水平。同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减轻欠发达地区的损失，减小区域一体化的阻力。

结论6对中央政府来说，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能够提升社会总体福利。当贸易自由度比较低的时候，必须权衡区域一体化对总体效率和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当贸易自由度较高时，通过区域一体化可以同时实现总体效率提高和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两个目标。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构建一个引入城市拥挤成本和初始劳动力分布非对称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熟练工人、欠发达地区非熟练工人、发达地区非熟练工人等多经济主体的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效应。区域一体化影响产业空间布局，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福利；区域一体化和产业区位变化也影响地区商品价格指数和城市拥挤成本，对不同类型的工人产生差异化影响；从中央政府视角看，除了经济增长之外，通过区域一体化以及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也能够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改善，但区域一体化可能带来区域差距扩大。

本文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效应，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福利水平变化取决于聚集力的强度，当聚集力较弱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持续上升；而当聚集力较强时，边缘区非熟练工人辐射水平先下降后上升。因而，边缘区非熟练劳动力在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的阶段总是支持一体化的；而在一体化的初期阶段，当聚集力较强时，边缘区非熟练劳动力反对一体化，因为此时边缘区劳动力即无法通过迁移提高收入水平，又因为远离市场而难以享受到多样化廉价的商品。随着贸易自由度上升，熟练工人的福利水平持续上升，熟练劳动力总是支持区域一体化。当熟练工人在社会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强时，支持一体化的力量会增强，因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可能会更高。

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地区经济增长、税收收入等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下，地方政府更关注本地产业份额的增加，当一体化能够导致本地区产业份额增加时该地区政府官员就倾向于实施区域一体化政策，反之，则阻碍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由于一体化总是能够带动地区间相对产业份额的变化，总存在一些地区的产业份额在一体化进程中相对下降，这些地区的政府就有激励去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等措施阻碍一体化的推进。本文研究还发现，当地方政府放弃GDP至上，而以工人的实际福利水平为基本决策目标时，区域一体化可能会同时增加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居民福利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激励地方政府支持区域一体化，比如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时，将考核重点从辖区GDP的增长，转移到居民福利的改善上，这有待于一系列新考核指标的构建。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推动区域协调的重要举措，其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加强城市群内和地区之间的市场一体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激励地方政府放弃市场分割策略，促进城市群产业分工与区域协调。

区域一体化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但中央政府需要兼顾区域一体化的社会整体福利提升效应和区域不平衡效应。随着技术进步，社会组织方式变革和制度创新，区际贸易成本会越来越低，区域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本研究的启示是，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顺应一体化趋势，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综合考虑各经济主体在区域一体化冲击下的福利变化，通过转移支付等行政手段减弱或消除区域一体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附录：

[1]朱希伟, 陶永亮. 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J]. 世界经济文汇, 2011(3):1-25.

[2]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3):483-499.

[3]Tabuchi T.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44(3):333-351.

[4]Alonso V O.A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Demand‐Pull and Congestion Cost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8, 87(2):261-276.

[5]Pflüger M, Südekum J.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 63(2):544-566.

[6]Redding S J, Turner M A. Chapter 20-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2015, 5(8):1339-1398.

[7]刘生龙, 胡鞍钢.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 经济研究, 2010(3):4-15.

[8]邓明. 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2):18-30.

[9]Baldwin R E, Forslid R, Martin R, et 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Ottaviano G I P, Thisse J F.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3(3):429-456.

[11]吴福象, 蔡悦.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2): 96-115.

[12]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3]周业安, 赵晓男.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构建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秩序的理论和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12):52-61.

[14]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33-40.

[15]宋华盛, 何力力, 朱希伟. 二重开放、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5):104-115.

[16]徐现祥, 李郇, 王美今. 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 经济学:季刊, 2007(4)：1075-1096.

[17]皮建才. 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 经济研究, 2008(3):115-124.

[18]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 经济研究, 2009(3):42-52.

[19] Charlot S, Gaigné C, Robert N F, et al.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 The Core-Periphery Model in Light of Bentham, Kaldor and Rawl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90(2):325-347.

[20] 孙浩进, 陈耀. 我国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研究——演化经济学视角[J]. 经济管理, 2013(11):24-35.

[21]安虎森等.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2]何力武. 新经济地理学福利分析进展回顾[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6):193-197.

责任编辑应育松

Heterogeneity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Social Welfare Improvement

PI Ya-bi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odel of asymmetric new economic geography containing city congestion co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ers,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nalyzes the welfare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improve overall welfare, but the impacts on different economic agents are differ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always improve the welfare of migrant workers, but the impact on non-mobile workers depends on their location. The manner of Local government to integration depends on their preferences of policy objectives. If its goal is to “winning promotion tournament”, local government prefer market segmentation strategy; while if the goal is maximizing welfare of residents, local government will follow a win-win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make a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overall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overall welfare of society, but also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ies through transfer payment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welfare analysis; inter-district competition

1005-1007(2016)08-0003-12

2016-03-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080)。

皮亚彬，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群等研究。

F061.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