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乔

在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群落中，吴天明无疑是一位让人敬重且不可撼动的正直者。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上，有一段特殊的时间坐标系是我们无法忘却的，即“80年代”，具体地讲，是指从“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末那段中国经历的第二次启蒙的历史年代。也正是在“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经历了太多的思潮、事件与风波：从苦涩的伤痕体验到觉醒后的迷惘，从迷惘的不知所措到对真理的反思，再从“85思潮”的众声喧哗到关于“中国文化究竟怎么了”的那种寻根式的质问，凡在成长与成熟期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家及批评家，除却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蓄意掀动的商业大潮中苟且偷生者，没有人会忘却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及批评家为真理与信仰所付出生命代价的圣洁人格。无疑，他们是那个时代艺术精神及艺术信仰的殉道者。

我们仅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老井》，就可以见出吴天明在“80年代”人文精神高涨的历史时期，是怎样以自己的电影观念与电影语言执著求索的行走踪迹。

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吴天明恰恰是一位顽愚的不识时务者。当下是什么时代？当下是后数码工业高科技打造的大众娱乐至死的商业电影时代。然而，吴天明在他电影生命的最后历程中，依然操持着“80年代”的电影观念与电影语言制作《百鸟朝凤》，他又怎能不被当下的电影批评人不识历史地抨击为陈旧呢？从当下的商业电影观念来透视吴天明，他一定是这个时代电影制作族群中的落伍者，他曾经的风采与辉煌本应该让他沉默在这个喧嚣时代不可惊扰，然而他还是坚持拍摄了《百鸟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