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立新（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湖南　长沙　410627）

长沙春秋扬越来源探究

喻立新
（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湖南长沙410627）

长沙古称“扬越之地”，扬越人是长沙地区春秋时期的主要生活族群。但扬越人是两周之际进入长沙的外来民族，来自于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扬越即虎方，扬越是一个民族，虎方是扬越民族依附的政治实体（方国）。春秋中晚期，虎方方国政治中心应设在宁乡黄材一带。公元前491年，虎方因楚昭王南征而灭亡。不过扬越民族并没有因此消失，湘水中上游的扬越人直到战国中期才被楚国征服。

扬越；虎方；炭河里；宁乡黄材；长沙历史

长沙地区春秋时期的历史面貌虽在传世文献中几近空白，考古方面也未发现城址一类的大型聚落，但发现了一种以狭长形土坑竖穴、随葬青铜器为特征的墓葬。这种墓葬在解放后湘水流域考古发掘中曾多处发现，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限于当时的条件，相当一段时间内被认定为楚墓。后来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逐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重视，对其反映的文化内涵、社会结构、族属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讨论文章如下：1、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2年第2期；2、吴铭生《从考古发现看湖南古越族的文化概貌》，《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3、邱立城《广东东周青铜墓葬制当议》，《广东先秦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1984年版），现已基本形成了共识，认为这些墓葬的主人是扬越人。

扬越是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生活过的一个古老族群，长沙古称“扬越之地”。关于长沙地区扬越人的来源，史载含混不清，今人尚无考证。笔者拟就此发表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长沙扬越人是外来民族

考古资料证实，在长沙地区（今宁乡黄材，长沙金井、高桥、麻林等）多处发现春秋时期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但到春秋战国之际，普遍存在的越人墓消失，代之随葬陶鬲、盆、罐为组合，或出楚式铜器的楚墓，说明了两个民族的更替。也就是说，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前，当地生活的族群是以扬越人为主。

据史籍记载，长沙之地夏属三苗［1］。说明在扬越人之前，三苗曾是长沙地区的主人。遗憾的是，三苗后来神秘消失了，导致长沙先秦历史从商代开始就模糊不清。有专家认为，商周时期，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土著居民很可能是越族的一支［2］。具体而言，这支越族就是扬越［3］。《湖南通史》也认为：商周之际长沙地区生活族群主要是“古越人”［4］。

至少从晚商开始至西周时期，长沙地区的中心在宁乡黄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宁乡黄材及其周边一带发现了一大批具有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和铸造工艺精湛的晚商西周青铜器。1963年，在黄材盆地沩水北岸发现一处商周文化遗存［5］，即炭河里遗址。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该处是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城址［6］。专家认为这里应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7］。这个区域至少包括了今长沙地区。

炭河里遗址年代其实应早至商代。据考古发掘，炭河里古城外有一条壕沟，开口被西周文化层叠压，与城墙方向一致，应是修建现存城墙时取土形成的。由此分析，城外壕沟为西周文化层所压，而壕沟和城墙是同时形成的，则城墙亦为西周文化层所叠压，表明城墙年代应早于西周文化层。这种上下地层关系，证明炭河里古城的城墙建筑年代要早于西周。既然早于西周，其始建年代至少可早到商代晚期。城墙与最早的大型建筑年代应该相当。因此，城内早期大型建筑至少建于商代晚期［8］。再者，炭河里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部分带有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特征性文化因素［9］，这些陶器是易损器物，不可能来自遥远的中原，所以除能证明炭河里古城内生活的族群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外，也可证明它始建的时间至少早到了商代晚期。

然而，炭河里古城的生活族群与扬越人具有不同的文化面貌。本世纪初，对炭河里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其附近还发掘了7座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批西周墓葬埋葬习俗特别，开口往往呈椭圆形，随葬的铜器几乎无一件完整器。而在湘潭县花石镇洪家峭发现的一座西周时期扬越人墓，墓室为狭长方形的土坑竖穴，长4.5米，宽1.03米，墓内出土了两件云纹铜甬钟［10］；再者，西周时期扬越人墓还在株洲县白关镇团山村发现过一座，墓坑已被挖毁，出土了六件青铜器［11］。这两座扬越人墓葬就在长沙地区周边，与炭河里这批西周墓葬基本同时，文化面貌却不相同，说明这是两种不同的族群。

《湖南通史》认为商周时期长沙地区主要生活族群系古越人，令人难以信服，因为该著是使用后面的史料推测前面的历史［12］。其中《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说的是战国之事。《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和《史记·货殖列传》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同俗，而扬越多焉”，时间更晚，已到了汉代。梳理关于“扬越”甚至“越人”的史料，竟然没有发现一条记载商代西周长沙地区生活族群是扬越。

支撑商周时期长沙地区主要生活族群是越人的依据，主要是在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里，常见有一种在器表上拍印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在考古学上称为印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这种陶器常常与具有地方特点的有肩或有段石器并存。印纹陶后来普遍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墓中。《百越民族史》一书中认为，烧制印纹陶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13］。而湘水流域商周遗址中均发现了印纹陶，包括宁乡炭河里、长沙杨家山、浏阳樟树潭上层和社港等。其实，几何印纹陶的历史是很长的，有传统性的特征。据考古发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长沙县团里山遗址中，发现了几何形印纹陶［14］。而史书记载，当时该地属三苗范围。所以将凡有几何印纹陶的古遗址归属越文化是不妥的。

炭河里古城废弃于西周晚期［15］，关于其生活族群，笔者认为，他们是三苗。拙文《试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论述了三苗直到商末西周时期依然存在，炭河里遗址是古三苗国的都邑所在地［16］。

三苗是我国南方远古时期的一个氏族部落集团。尧舜禹时期，三苗的活动中心在江汉平原，势力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即今天的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17］。

大禹曾对三苗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迫使三苗势力退出了长江以北［18］，其中一部分人群脱离了三苗集团（包括留在江汉平原的三苗人），这些人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成为了遍及南方各地的“越人”。所以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越人是三苗后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商周之时，南方各地的越人虽然分布地不同，但由于受三苗文化的影响，与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三苗一样拥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并不奇怪。

考古发掘长沙地区的扬越人墓葬年代均为春秋时期，可见扬越人在长沙地区生活的年代主要系春秋时期。这些扬越人是外来民族无疑。

二 长沙扬越人来自于赣水流域

扬越之名始于西周。《史记·楚世家》记：周夷王（前885年—前878年）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扬粤”即“扬越”，古时“越”通“粤”。同时还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周夷王之前，江汉平原主要的生活族群是扬越。二是熊渠伐扬越后，楚国势力已到达了鄂地（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扬越势力退出了长江以北。所以，春秋时期生活在长沙的扬越人不可能直接来自江汉平原。

图1　西周中晚期之际长沙中游政治势力分布图

《史记·楚世家》载，“（楚）成王恽元年（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据罗香林先生考证，所谓夷越当即扬越［19］。说明楚成王南征扬越后“楚地千里”。但这条史料没有指明楚国占领的扬越之地具体在何区域。

考古发现，楚人进入长沙大约在春秋晚期［20］。楚成王南征扬越系春秋早中期之际，所以其南征扬越之地不在湘水流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林惠祥先生就指出扬越分布在江西［21］，楚成王南征的扬越之地只可能是赣水流域，这也能合理解释其后“楚地千里”。《水经注》曰：“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元和郡县志》亦曰：“洪州（南昌），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如此说来，春秋时期生活在长沙的扬越人来自赣水流域。同时，从湖南扬越人墓葬朝向习俗来看，这些扬越人应均来自赣水流域。古人墓葬一般都注重朝向，湖南所清理的春秋、战国扬越人墓，以正南北向的极少，但东西向较为普遍［22］。此种崇尚“东西向”的葬俗，应是湖南扬越人怀念东方故土的具体反映。

目前赣水流域发现的扬越人墓葬仅有六座，均在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注：江西省越人墓材料少，且多已遭破坏，没有完整清理者，据其随葬品器形特征与湘水流域东周青铜墓一致，故可认为它们属这类墓。共六座：上高塔下村一座（《考古》一九六三年八期）；清江田家村一座（《考古》一九六二年七期）；清江樟树农校、武宁毕家坪、萍乡家坊各一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一百八十五页）；瑞昌墩北张一座（《考古》一九八四年十期）），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扬越人在江西生活区域主要在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二是以狭长形土坑竖穴、随葬青铜器为特征的越人墓葬俗应始于进入湖南的扬越人。也许有人问，相比于湘水流域，为何在赣水流域发现的扬越人墓如此之少？这并不奇怪，扬越人于春秋早中期之际因楚成王南征而退出了赣水流域，而湘水流域战国时期还有扬越人生活于此。

关于扬越人进入今湖南之地的时间和路线，目前湖南发现的扬越人墓葬，年代最早为西周晚期，均在湘水中上游。其中两座就在株洲县白关镇团山村和湘潭县花石镇洪家峭，这里与今江西萍乡相邻。萍乡素有“湘赣通衢”之称，是湘水流域与赣水流域的分界之地。向东通过袁水进入赣水，向西通过渌水进入湘水。据此分析，赣水流域的扬越人是从此进入湘水流域的，时间应在西周晚期。

湖南发现的扬越人墓葬主要分布在湘水流域和资水下游。就湘水流域而言，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等地区发现了扬越人墓葬，但是与长沙相邻的岳阳地区，却尚未发现扬越人墓葬。其实这并不奇怪，罗子国系楚同姓国，约公元前7世纪初被楚武王所灭，其遗民南迁于郢都附近枝江一带。楚文王时，又将遗民南迁至今汨罗一带［23］。说明春秋早期的楚文王时，今岳阳地区已归属楚国。

楚国占领今岳阳地区应可早至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在湘阴晒网场曾发现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遗址，所出陶鬲与澧县周家湾遗址中的鬲十分相似，还出绳纹罐、深腹钵、矮喇叭圈足豆［24］，这无疑是当时楚人已到达该地的物证。而与其相邻的长沙之地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扬越人墓，这些扬越人不可能是沿长江转湘水逆流而上进入今长沙的。

扬越人通过渌水进入湘水流域后，应是分两路发展。一路向南沿湘水而上到了郴州地区。1978年至1980年在资兴旧市发掘的扬越人墓葬中，有随葬品的20座，出土青铜器60件，简报将这批墓的年代定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25］。扬越人进入今株洲、湘潭地区，迫使原来生活在该地的一部分三苗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沿湘水而上，进入今郴州、永州地区。今天苗、瑶民族是远古三苗人的后裔，这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而现郴州、永州地区生活有许多苗、瑶人。

另一路向北沿湘水而下进入了长沙地区，时间应在两周之际，因为考古发掘长沙扬越人墓葬最早年代为春秋早期。扬越人的进入，迫使原来生活在长沙地区的一部分三苗人进入沅水和澧水流域。现生活在沅水和澧水流域的苗、瑶民族应就是两周之际离开今长沙地区的三苗人的后裔。

1986年在桃江县桃谷山乡腰子仑村发现了一个大型越人墓葬群［26］，其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表明至迟在春秋中期扬越人进入了资水下游。但扬越人应没有沿资水而上，因为资水中上游尚未发现越人墓葬。原本生活在资水中上游的三苗人后裔到唐宋时期形成了以今安化、新化为中心的梅山蛮，从唐代晚期开始不服中央王朝管辖，直到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才归化王朝。

三 扬越人所依附的政治实体是虎方

关于长沙春秋时期的社会形态，许多人认为，在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前，该地区“大体仍处于‘蛮夷’所居的‘荒服’之列”，即“蛮荒之地”。这是值得商榷的。

人们通常把青铜器、文字、城址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也称为三大文明要素。在宁乡黄材炭河里商周古城址及其周边一带发现了晚商西周青铜器，其中有的青铜器铸有铭文。表明长沙地区至少在晚商西周时期就已进入了文明社会。

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春秋时期的今长沙地区不可能再退回野蛮的原始社会，所以当时当地的扬越人应依附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就是虎方。

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关于九江地望，学界尚有分歧。有的认为是指洞庭湖地区［27］。有的认为在鄂赣交界一带［28］。笔者认为，就此处而言，应是后者符合史实。周穆王南征，应是沿汉水而下，洞庭湖地区在汉水西南，九江在鄂赣交界一带符合实际。况且如果“九江”指洞庭湖地区，那么周穆王所伐“大越”当在洞庭湖以西。然而文献无此记载，考古也无此发现。

如此说来，周穆王所伐“大越”与后来楚王熊渠伐杨粤（越）后“至于鄂”的区域大致相同，此处“大越”应就是扬越。

周穆王是周昭王之子，周昭王也曾南征，只是征伐的对象是虎方。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方鼎》云：“唯王（周昭王）令（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艺王居。”意思是：周昭王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命令“中”先巡视南方诸侯国，建立昭王行宫。这说明周昭王确实讨伐过南方的虎方。这一点于2000年在山西晋侯墓内出土的韦支甗也可证实，其铭文中有“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

虎方早在商代即已存在，甲骨文中一条卜辞［29］记载了商王武丁南征荆楚，其中虎方是主要征伐对象：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甲骨文中关于“虎方”的这条卜辞，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而虎方的地望，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位于汉水之南［30］。

周昭王并没有征服虎方，反而被其设计而死。《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说的是，周昭王缺少德操，率领军队南征，准备渡过汉水。“船人”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

周昭王南征虎方，周穆王南征扬越，父子俩征伐地点均在江汉平原。令人不解的是，周穆王南征扬越时怎么不为报杀父之仇而征伐虎方？难道当时虎方已不存在，扬越系虎方后裔？不是！据《左传·哀公四年》载：“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说明虎方春秋时期依然存在。笔者认为，父子俩征伐的是同一个对象，扬越即虎方。扬越是一个民族，而虎方应是扬越民族依附的政治实体（方国）。

春秋中晚期，扬越人所依附的虎方方国的政治中心肯定在湖南地区，因为从楚成王南征扬越后，虎方被迫退出赣水流域。这个政治中心最可能设在宁乡黄材一带。首先，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黄材一带在扬越人进入前，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其次，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今宁乡黄材一带，从战国到秦代是洞庭郡治所在地，西汉时期是青阳县治所在地［31］。再者，在炭河里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越人墓［32］。况且炭河里周边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器。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官网介绍，2014年黄材一村民主动上交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自家建房时发现的一件铜矛。相同形制的铜矛过去在黄材亦有出土，其时代大体在春秋中晚期［33］。

黄材一带，包含从黄材沿沩水而下不到5公里的横市在内，古时横市可能延续了黄材的辉煌，春秋中晚期的虎方都邑也有可能在横市。横市北与桃江灰山港相邻，灰山港北去十公里就是发现了腰子仑大型越人墓葬群的桃谷山乡。腰子仑越人墓葬群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出土了许多青铜兵器。越人当时应是在此设立了一个军事基地，目的是为了防止楚人从北面攻击虎方都邑。

春秋晚期，“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传·哀公四年》），说明虎方于哀公四年（即公元前491年）被楚国所灭亡。这与考古资料证实楚人是春秋晚期进入今长沙地区的结论相吻合［34］。

公元前491年即楚昭王二十五年。楚昭王曾经南征，到过江西省萍乡县，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萍乡县“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也，因以县名。”长沙与湘潭交界段昭山下的湘水中有一个昭潭，《广舆记》谓楚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名［35］。楚昭王之时，今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早已归楚，所以楚昭王南征线路应是沿赣水而上转袁水经萍乡，再通过渌水入湘水，然后沿流而下攻克虎方的。

春秋末期，虎方虽然灭亡了，但扬越民族并没有消失。湘水中上游的扬越人直到战国中期才被征服，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故不多言。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生活在今长沙地区的扬越人是外来民族。扬越人原本生活在江汉平原及今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其所建立的政治实体是虎方。虎方势力于两周之际进入长沙地区，于春秋中晚期将政治中心设立在今宁乡黄材一带。

［1］长沙府志·前言［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24］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A］.湖南考古辑刊（辑2）［C］.长沙：岳麓书社，1984.

［3］何介钧.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J］.求索，1983，（4）.

［4］［12］［23］［34］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J］.考古，1963，（12）.

［6］［7］［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节选）［A］.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C］.长沙：岳麓书社，2007.

［8］刘彬徽.关于炭河里古城址的年代及其和宁乡商周青铜器群年代相互关系的思考［A］.湖南省博物馆馆刊（辑5）［C］.长沙：岳麓书社，2009.

［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J］.文物，1966，（4）.

［11］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J］.湖南考古辑刊，1999，（00）.

［13］转引陈国强.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9，（1）.

［14］［27］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06，（6）.

［16］［17］［18］喻立新.试揭开宁乡商周青铜器之谜［J］.长沙大学学报，2012，（4）.

［19］罗香林.古代越族分布考［A］.百越源流与文化［C］.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

［20］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2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2］吴铭生.湖南古越人葬俗［J］.南方文物，1995，（2）.

［25］湖南省博物馆.资兴旧市春秋墓［A］.湖南考古辑刊（辑1）［C］.长沙：岳麓书社，1984.

［26］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桃江腰子仑春秋墓［J］.考古学报，2003，（4）.

［28］李秀国.湘赣两广东周青铜墓与扬越文化的关系［J］.东南文化，1987，（2）.

［2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0］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J］.文物，1976，（2）.

［31］喻立新.楚汉青阳今何在［J］.长沙大学学报，2014，（1）.

［32］四羊方尊故里宁乡探索大遗址保护发展新模式［N］.中国文物报，2010-10-15.

［33］盛伟.宁乡黄材采集一件铜矛［EB/OL］.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网站，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879.

［35］罗汝怀.昭潭考［A］.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C］.长沙：岳麓书社，2009.

（责任编校：余中华）

On the Origin of“Yangyue”of Changsha in Spring-autumn Period

YU Lixin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Weishan Scenic Spot，Changsha Hunan 410627，China）

Changsha was called“the country of Yangyue”in ancient times with Yangyue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ity in Spring-autumn period.Yangyue people were actually immigrants from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part of Jiangxi.They founded a political state named“Hufang”in Huangcai，Ningxiang.In 491 BC，Hufang was conquered by King Zhao from Chu，a stronger nation in the south of China.But Yangyue people did not perish until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Yangyue；Hufang；Tanheli；Ningxiang Huangcai；history of Changsha

K921/927

A

1008-4681（2016）04-0001-05

2016-05-23

喻立新（1966—），男，湖南宁乡人，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大学长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