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维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江苏南京210009)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当代国际格局演化

钮维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江苏南京210009)

[摘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当今国际格局变化关系密切。国际格局主要行为体的综合实力相对消长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促使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调整；这种调整带来的国际及地区影响，反过来凸显出国际格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演化为美国“再平衡”战略提供了宏观的机制性调整空间，而体现国际格局变动性的重大国际争端在微观上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提供了现实抓手。

[关键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代国际格局;冷战遗留问题

2015年,除了派军舰，美国还公然派B52战略轰炸机进入南海中国主权范围内巡航；2012年底，美参议院通过201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修正案，第一次将钓鱼岛明确表述为美日同盟的安全范围；早在奥巴马第二任总统竞选时，他与竞争者罗姆尼关于对华关系的共同点是：主张在华周边保持强大军力威慑，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把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成降低与华发生冲突可能的一种手段。[1]

自奥巴马政府组建以来，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泥沼中高调“重返亚太”，提出“再平衡”战略，随之亚太地区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持续升级。2013年末美国针对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进行航母战斗群操演，与中国发生一系列外交摩擦和军事对峙。2013年8月，美国议员麦凯恩公然宣称，美国已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虽然此事件一时间引起轰动，但绝不是新鲜事。2009年7月中旬，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召开关于亚洲海洋领土纷争的听证会，会议主席韦伯(Jim Webb)透露说，美国已承认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属于日本。[2]2013年底美国政府的咨询报告认为，加强在亚洲的双边军事合作，建设好包括经济与外交在内的双边关系，推进美国亚太区域战略，拓展多边合作，是实施美国亚太战略最有效的手段。[3]6-7

2014年以来，美国频繁在亚太开展军事演习和外交活动，尤其是美国国防部长访日访华期间明确支持日本修宪并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帮助日本，警告中国在周边领土争端上保持克制；奥巴马访日期间批评中国在海洋争端中的正当行为，明确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权；2015年美国在南海持续发力，对中国形成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些引起人们对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的广泛关注和深度思考。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涵

在深陷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于2010年前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在实践上该战略在冷战刚结束时就开始实施，由于种种原因而断续推进。

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较多学者强调：美国认为亚太地区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实力在冷战后相对变化较大，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战略平衡。本文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综合性的，只是其军事方面的内容更加吸人眼球，而其加强经济战略调整则更具现实紧迫性，加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亚太地区的渗透性，更突显出民主扩展在整个战略中的不可或缺性。*其实当代美国学界和政界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要领导世界，要对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尤其是对亚洲的矛盾进行指导与平衡，今天我们有时谈及的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美国认为是一种对亚太地区进行“再平衡”战略。这不是2010年以后才提出的，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参看兰德公司专门为美国海军部做的研究报告：Zalmay Khalilzad, David T. Orletsky, Jonathan D. Pollack, Kevin L. Pollpeter, Angel Rabasa, David A. Shlapak, Abram N. Shulsky,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Document Number: MR-1315-AF,Rand Corporation,2001,xi-xvii.所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指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为稳固和拓展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为遏制大国崛起，管控盟国及友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但因欧洲、北非西亚事务及自身条件局限而一再迟滞，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重新加速实施进程，以实现美国主导亚太乃至领导世界的战略调整。

美国有政府官员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军事迅猛发展致使实力增强，一定会挑战当代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国际主导角色，[4]因此，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明确目标是，对华采取经济遏制、军事威慑、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渗透三位一体的应对策略，并以此为基础，优化整合同盟，培植新伙伴，鼓励、支持涉华领土主权争议的相关国家挑起事端，造成亚太地区相关国家间相互掣肘，形成有利于美国管控亚太的总体局势。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只是针对中国，俄罗斯也是其遏制对象，同时，这个战略也管控其盟国与伙伴国。这是以美国为“平衡”中心构建亚太战略来实现美国的主导权。

严谨地理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要重视以下方面：一要确定其历史起点，但在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延续性时，应将重点放在现实的变化与特点上，而不能借口美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主导亚太事务的行动，就否定美国存在“再平衡”战略，这会忽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区域转移，而流于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甚至会犯掩耳盗铃的错误；二要在确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时，考察其次要目标，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美国的根本意图；三要从内容上确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辐射范围不仅限于东亚，中亚和西亚应该包括在这一战略之内，只是陷于条件，美国难以同时在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开展“再平衡”实践。假以时日，美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全面启动整个战略，或者美国会在中亚、西亚与东亚地区之间进行战略整合，干预次区域事务，“平衡”次区域行为体角色运行，以便更加灵活机动地谋求战略利益最大化。当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是把战略重点主要放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但没有放弃在中亚与西亚的“平衡”行动。

二、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缘起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近现代以来美国一直都致力于在亚太搞“平衡”外交。“再平衡”战略是指，美国意向下的亚太众多地区角色变化极有可能或已经打破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战略平衡，因而美国要把其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到亚太地区，保持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战略平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相对的。为集中力量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挑战，1949年美国主导建立北约，形成北大西洋集体安全同盟体系，1951年又主导旧金山对日和会并借此建立了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既是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等敌对势力的遏制，也是管控同盟成员国的平台。*该观点的详论请参看：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2009/2010.1960年代末，美国因经济衰退、美苏争霸中苏攻美守及越南战争，到19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上台后公开提出从亚洲进行战略收缩。此后，中美关系缓和并逐渐正常化，美国利用中美关系遏制苏联，直至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美国逐步建立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借此条件而将全球战略重心投放在欧洲。1980年代前后冷战进入缓和期，到1980年代末苏东剧变，冷战逐渐走向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彻底消除，这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可能造成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平衡被打破，美国需要再次平衡亚太国家的角色变化，因此，“再平衡”战略是相对于1970年代美国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但利用大国外交在亚太地区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平衡”而言的。

1)第一次“再平衡”与受阻。在政策的连续性上，美国在冷战刚结束就开始把战略重点、尤其是把军事力量的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但受到种种限制，表现在：首先，美国的盟国与友国普遍看低同盟与准同盟关系的作用。这是由于苏东剧变，美国的主要盟国突然间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威胁，它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依赖减弱，于是纷纷要求削减北约对同盟的投入甚至解散同盟，[5]83-84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去调整同盟关系，以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塑造依然被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格局。其次，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一些国家面临根本体制转变问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将其看成冷战结束突然出现的真空。如何抢先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在全球进行民主扩展与军事安全战略实施的一项新挑战。在冷战行将结束时，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摆脱长期低迷的困境，无法在欧洲与亚太地区同时并重地进行军力投入与开展意识形态外交。依据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造，除了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诱导其经济全面市场化，还要引导这类国家按北约的标准改造，最终成为与美国同质的北约成员国，从而完成其“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型，获得北约的安全保障。最后，俄罗斯企图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或安全缓冲带，节节抵制北约东扩对其地缘安全空间的挤压。美俄关于北约东扩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领导西方盟国不但力推北约东扩，还一轮又一轮地掀起“颜色革命”浪潮，不断蚕食俄安全战略空间，遭到俄罗斯的强烈抵制。加上1990年代美国全球战略环境发生剧变，且面临财政紧缩、1/3军事力量被裁减问题，甚至要控制保养、维护基础设施而增加的费用，还要对在冷战期间服役的装备进行改造、注入新技术，[6]3因而财力拮据。所以，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美国虽然提出要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但没有能够如期实施。直到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开始时，美国才把经济推向了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期。科索沃战争正是在美国经济较繁荣、同盟较稳定的背景下发动的，显示了美国大力填补冷战后的欧洲真空并取得显著成效。

2)第二次“再平衡”启动与迟滞。小布什在第一任总统竞选与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要重视亚洲，而且公开声明要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是2001年“9·11”事件爆发，国内外舆论要求美国必须应对日益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不久，美国掀起了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又单方面掀起伊拉克战争。美国同时在西南亚打两场地区战争，其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尤其是军事战略暂时难以集中到亚太地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进行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在亚洲进行，其战略重点就在亚洲。但当代全球经济重心已经转到东亚，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热点问题尤其是冷战遗留问题密集，激化成热点问题的频率更高，且各种名目繁多的军事演习几乎连续不断，因此，亚太逐渐成为世界格外关注的重要区域；而美国深陷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难以把战略重心投放在东亚。

3)第三次高调地正式提出“再平衡”。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逐渐外溢成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复苏乏力。相反，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亚太，尤其是中国，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率先走出低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亚太地区的几乎所有热点问题都与中国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一直都是美国的异质国家，中国的经济崛起带动和提升了军事现代化，被美国认为是其国际领导权的威胁。因此，遏制中国是美国战略意向下的地区平衡。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国内财政赤字高涨，缓解就业日益紧张造成的巨大国内压力，希望通过从西南亚进行战略收缩，重点经营亚太地区，以稳定自己的领导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谋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公开提出了“再平衡”战略。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制性条件：当代国际格局变化

从上述关于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缘起中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是在国际格局演进中利用大国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进行的。美国利用冷战两大阵营分化，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而在欧洲与苏联争夺主导权；在冷战从坚冰期向融化期的量变中，美国利用中国角色的变化来遏制苏联；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国际格局向着单极化与多极化两种趋势竞争的方向发展。当代国际格局基本上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的角逐中(见图1)，这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又一次调整。

美国“再平衡”战略是在当代国际格局中进行的。但是，两极格局瓦解以来，无论是政界或学界，对新格局定调不一。关于当今国际格局到底是什么性状，具有代表性的判断或观点是：(1)已是美国领导的单极格局[7]；(2)已是一超多强格局[8]；(3)多极格局正加速形成[9]；(4)多极格局已形成[10]；(5)演变为一极多元格局并持续至今[11]；(6)是一超多强众元格局[12]；(7)冷战后世界所形成的“一超多强群弱”的国际格局仍然存在，但是其内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强劲；[13](8)当代国际格局属复合型格局，其实质是多极化与单极化并存；[14](9)东亚经济格局的等级关系向不明显的方向变化较大，而安全格局的等级关系明显，变化较小。[15]这些观点都有自己的论证与逻辑，有很多优点。然而，任何真实可靠的判断经得起证伪。关于国际格局转型或定型的判断是否科学，用在这种转型或定型期间发生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相关国际大事件去验证，是学界的常识。

图1　当代国际格局角逐模式

冷战后，对有些国际事务的处理，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等，美国还难以一家独撑或一呼百应，或胁迫其他国际行为体完全按美国意志去行事。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明美国实力还没强大到能够任意让其他国家依据美国利益最大化去从事国际活动。尤其是应对国际反恐问题时，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协调行动，2010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中大国博弈，2015年以来在叙利亚问题和打击ISIS上俄罗斯角色的凸显，等等，这些显著地说明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在世界称雄而成为超强的单极。但世界是不是已成为多极格局了？或是多极化趋势明显？对此，可用以下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实践来考察和检验。

其一是科索沃战争。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包括欧盟都对美国领导的北约是否存留持犹豫态度。苏东剧变，欧洲似乎已解除了最大的安全威胁。因而，冷战结束不久，美国的西欧盟国中，法国和德国等大国不希望美国再借北约来染指欧洲的防务，北约处于存废的十字路口，美国对西欧的作用似乎急剧降低。西欧大国要求更大的国际行动自主性，并希望摆脱对美国的传统依赖。这时，欧盟及其主要大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正在形成的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南联盟的科索沃问题在1999年成为炽热问题，在三个层次上成为检验欧盟意愿、检验多极化的试金石：第一层次，在欧美关系上，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的发展过程，是在美国与北约的作用受到欧盟怀疑，在欧盟排斥美国染指欧洲事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最终欧洲还是无力自己解决科索沃危机而力请美国与北约出面，表明欧盟对北约、美国的依赖性的现实仍然存在；第二层次，体现在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上。中俄是世人公认的多极化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极。中俄坚决反对美国领导的北约入侵南联盟，但无济于事。美国最终在南联盟的科索沃问题上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中俄的多极化要求和外交意愿遭受重挫；第三层次，在北约自身发展上，美国借助科索沃战争，推出第二份北约战略新概念，不但抹去华约解散后国际社会争论北约是否应解散的阴霾，而且扩大了北约的职能范围，巩固了美国在西半球集体防务的领导地位。因此，用科索沃战争这个重大的国际实践来证伪，不是表明冷战后国际格局多极格局化趋势明显或已经是多极格局的判断，而是表明多极化与单极化处于角逐状态，且多极化力量与趋势在科索沃战争的酝酿、发生和解决上，还处于较为明显的劣势。

其二是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同科索沃战争一样，是美国绕开联合国而直接入侵主权国家的战争，属于侵略战争。不同的是，不但中俄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法也公开反对，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在2007年还重申了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明确指出，法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反对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16]。巴西与印度也反对美国单方面武力进军伊拉克。这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冷战结束以后多极化中的重量级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结果是这些要求多极化的意愿都被美国置若罔闻。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拉克战争是单极化要求与多极化要求较量的典型案例。美国此时的单极化意愿最终得以实施，多极化力量与意愿受挫。这个案例明显明证实了当时多极化趋势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两极格局瓦解，但新的国际格局至今仍未定型。苏联解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国际格局将走向多极化，但20多年的事实证明，多极化趋势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明显，单极化趋势不仅存在，甚至还不时在国际事务中略占上风。代表单极化和多极化两种倾向的相应力量在国际社会中不断竞争和整合；其实在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个游移不定的中间力量。单极化趋势力量主要指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及其有效动员和集结的国内外力量；多极化趋势的力量主要是想要实现国际社会民主治理、各国际行为体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平等享有参与国际事务权利的国家，主要是中、俄、日、欧盟中的部分大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等。中间游移力量主要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或从多极化趋势力量中不定时分化出来的力量，一般难以准确定位，不像中、俄、法这样的国家是坚定或比较坚定地要求建设多极世界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当今国际格局变化之所以出现两种趋势与三种力量角逐的特性，部分原因是这一过程继承了冷战的很多遗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同盟体系尚且存在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同盟内部也存在矛盾。冷战后的新兴大国与欧盟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多极化的国际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要求世界顺应国际民主潮流，建立平等、协商与安全的国际秩序。美国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无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制约其国际行为，但力量还不足以对任何全球问题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为所欲为。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已经形成了多极格局，因为美国作为超强国，其国际软实力与硬实力都是任何一个多极化行为体难以与之匹敌的，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在冷战后得到不断强化和扩展。与美国结盟已经被一些国家作为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增强外部安全性的重要指标。美国在某些具体的国际事务上，利用具体国际矛盾，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国内外众多力量，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外交意愿。相对于单极化力量，多极化力量具有松散性和低效性，因为多极化力量中的行为体各自利益诉求不同、体制不同，有些行为体彼此间还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的行为体与美国有难以割舍的利益关系。因此，多极化集体力量容易被单极化势力分化。被分化出来的多极化力量，要么成为中间游移力量，要么中立，要么追随单极化力量，难以削弱多极化的集体力量，时而凸显单极化趋势。这也决定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变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国际格局单极化和多极化两种趋势的三种力量相对变化，代表相应两种趋势的力量不断竞争、整合；单极化力量和多极化力量间存在一个中间游移力量，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从多极化趋势力量中不时分化出来的力量。中间游移力量的变化影响要求多极化的力量与要求单极化的力量相对消长，不仅为美国战略调整提供了回旋余地，而且为美国较为有效地集结国际资源服务于其外交提供了可能。

四、全球安全结构与亚太矛盾支撑下的美国“再平衡”战略具体实施

从全球看，从北约东扩直至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北约新概念的有效实施，似乎北约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北大西洋集体防务的定海神针；而且北约东扩的脚步似乎没有停歇过，它压缩敌国与非盟国的安全空间，以进攻性的姿态谋求美国长期领导西半球的集体安全。与北约遥相呼应的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在冷战结束后也得到了巩固与优化，从而形成均以美国为龙头的大西洋同盟和太平洋同盟(以下简称为两洋同盟)。它们东西扼守欧亚大陆，并形成主导两大洋、策应美洲的全球战略态势。

全球性的传统安全隐忧不复存在，欧洲与北大西洋的安全与稳定由于一边倒地依赖美国领导的北约，而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出现挑战北约的对称性力量。这是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东移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前提。

从亚太地区看，存在着美国意向的安全隐忧与美国主导权的潜在挑战者。将东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同质国家，是美国彻底完成冷战任务的重要步骤，并且美国通过北约东扩以及支持“颜色革命”等活动，逐步引导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质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然而，在亚太地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质变。其中，中国的逐步崛起，在现实上挑战着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思想界营造出的历史终结论——人类文明将永久地终结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还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形成了国际舆论界的“中国模式”论。中国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远远超出了冷战“胜利者”在冷战结束时的论断和对未来国际形势发展的想象。[17]不断优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着中国社会直面并勇敢地融入当代全球化浪潮，尤其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逐渐赶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自然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专门为美国陆军撰写研究报告，认为：“虽然中国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政策，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加，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后果会变得愈加危险。”[18]因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然地会把中国看成不仅是对现有国际秩序，更是对美国的国际主导权所构成的威胁。*美国认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支持下的军事现代化已经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参见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0 . Jr. David W. Kearn. Facing the Missile Challenge: U.S.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F Treat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MG-1181-TSF,2012.“美国战略家认为，过去十年来，美国在与全球恐怖组织战争中，耗损元气，如今需要疗伤了，就必须从战场撤军。而恰在这十年中，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萌生了一个共识，如今需要掉转头来认真对付中国了。”[19]这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因素。冷战在亚洲遗留的诸多问题，则成为当今美国“再平衡”的历史土壤。

当然，美国“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出于防范中国。俄罗斯的东向政策，亚太地区本身固有的热点问题，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困境导致其不得不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以及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发动机，都可能是美国高度重视亚太而重点经营的原因。[20]

从微观运行条件上看，亚太地区的多极化力量是存在的，但不是紧密而是分散的，因为这些力量主体间横亘着彼此难以妥协的矛盾。美国“再平衡”战略就是在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基础上，分化多极化的整体力量，构建中间游移力量，并诱引其为单极化诉求所用，来推进“再平衡”战略的。“美国热衷于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介入东亚安全事务，以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和影响力”。[21]“改善直接防御和降低冲突升级风险的方法之一，是美国可以加强中国邻国的能力，巩固它们的决心。这样的策略可以提升中国使用武力的成本、防止中国不惜牺牲区域稳定和美国的利益而独断专行。”[22]11如果这些判断有主观推测成分，那么美国海军总司令格林纳特上将的演说则更加直白地表明，美国要在近十年内加强亚太地区的防务，逐渐将全部海军的60%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亚太盟国、伙伴国以及潜在伙伴国的关系，以遏制潜在对手，平衡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海和南海的军力投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利益。[23]具体表现在：分化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巩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同盟体系。这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现实依托。

在冷战遗留的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对中国表示在主权归属上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确认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致使美国一手制造的旧金山体制附属品——钓鱼岛争端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升级。这不仅确保了美国在日本的驻军，而且能够通过钓鱼岛问题使中日走向战争边缘，排除日本民众的反对而提升美国在日本布防的级别，其中几经周折的鱼鹰直升机最终成功部署在普天间基地、全球鹰无人机部署到三泽基地就是显例。台湾问题、南海主权争端、日俄北方四岛之争、韩日关于岛屿主权争端，等等，这些问题或矛盾正是美国推动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中间游移力量生成与增长，并向单极化力量一方游移的重要动力源。相应地，这些问题与矛盾也有效地分化和削弱了多极化力量，成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现实抓手。在涉华领土争端上，美国的态度从模糊到出尔反尔，鼓励这些争端相关方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就是其具体实施“再平衡”战略的真实体现。

在经济领域，美国依托军事同盟，参与并掌握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框架(TPP)，几乎吸纳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力量总体的70%份额。美国分化亚太经合组织力量，边缘化10+1、10+3、10+6机制，破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拒绝中国提议申请加入TPP谈判，2012年、2013年连续不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等，这些都是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与影响，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表现。

冷战后跨大西洋两岸地区相对安全稳定，在国际安全结构上为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并实施“再平衡”战略提供了保证；亚太地区持久而复杂的内耗性国家间争端，为推进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条件；国际格局演进中两种趋势的三种力量消长变化，为美国战略意图实施提供了机制性外交空间。美国“再平衡”战略，既强化了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畸形性特征，也进一步加重了亚太地区国家间争端的非可控性。

美国认为，中国崛起从政治、经济与安全上对美国在地区的领导权构成了全面挑战。[2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刻意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在经济上，美国主要借助打造TPP，以便制衡亚太地区的各种经贸协定，边缘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企图挖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根基，同时迫使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问题上向美国让步，形成有利于美国主导经济的态势；在军事上，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改造冷战遗留的旧金山同盟体制，培植新型战略伙伴，暗中支持盟国或新伙伴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把其大部分军力向亚太地区部署，形成对华圆形包围圈，且呈收缩之势；在民主扩展上，美国从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纵容和支持所谓中国民运组织及其活动，公开策划和力挺涉藏、涉疆、涉台、涉港等分裂分离与恐怖主义势力，企图分裂中国，从中国内部酝酿有利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

厘清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本质与条件，或将有助于人们制定相应对策，并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同盟交往中，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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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长成]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3.009

[收稿日期]2016-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国际格局转型研究”(13CKS02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和平发展中的亚太安全秩序困境研究”(2014ZDAXM008)；2013年度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作者简介]钮维敢(1974—)，男，安徽定远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专业博士，主要研究美国两洋同盟衍变与当代国际格局转型。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3-0053-08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U Wei-gan

(Department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pattern changes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ative ebbs and flows of comprehensive power of the main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brings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s, which urges the US to adjust its global strategic focuse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ffects of the adjustment in turn highlights th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evolu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vided the United States macro mechanical adjustment space for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Meanwhil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hich reflect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make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gic adjustment become a reality in a micro way.

Key words: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attern; legacy of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