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晨　张　胤

(东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6)



卓越工程师何以育成？
——来自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启示

俞晨张胤*通讯作者张胤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2010年中国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明确要培养一大批富有实践创新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目前有关卓越工程师培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吸收借鉴国外工程师培养的成熟模式，而少有对我国工程师培养经验的历史借鉴。培养卓越的工程技术人才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长期的诉求，至少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对诸如“有为人才”“健全工程师”的探索。这段时期对工程人才培养的许多思想和实践，诸如在培养目标设定、制度体系构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即便在今日看来也有很多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挖掘这段历史积淀，将对现代“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民国；高等工程教育；民国高等工程教育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提出以来，学界对于如何培养“卓越工程师”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国际范围内工程师培养经验的介绍和引进，对于帮助构建中国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然而，撇除今日“卓越工程师”的特定时代涵义之外，培养“卓越的”工程技术人才实质上是任何一个时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共同目标，中国高等工程教育自身历史上也不乏对此议题的不懈思索和孜孜探求。除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之外，构成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史的另一个主要时期，即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界对于培养所谓的“卓越工程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囿于当时孱弱的国力、落后的工业以及动荡的社会政治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这段历史或许难以用成果丰硕来形容，但它在培养目标、制度体系、课程设置、教材教法、师资建设等方面的确提出并践行了很多富有智慧和极具特色的工程教育理念和措施。在此过程中还孕育出茅以升、梅贻琦、刘仙洲等高等工程教育大师，培养了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夏培肃、通信系统专家龙文澄、系统工程专家万百五等一批高级工程人才[1]149，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回溯和解剖这段历史不但是对过往的承继，更能为今天我们培养卓越工程师提供积极的借鉴。

一、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背景

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从清末发端到民国时期的确立与成熟，甚至在“八年抗战”期间也依然有所发展，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自清末洋务运动“中学西体”的文化价值取向确立以来，工程教育随着近代工程技术的引入而产生萌芽，至癸卯学制颁布，对工科大学的设立及相关规定的出台，为高等工程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制度化体系。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桎梏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从满腹经纶的儒生向经世致用的实用型人才转变，形成了激发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强力态势。1912年，“教育部”陆续颁布《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大学规程》等，规定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其中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等十一门[1]58-59，进一步完善了清末以来的高等工程教育框架，很大程度上促使高等工程教育朝向制度化、系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第4条内容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2]再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视态度，显著提高了工学学科的地位。此后，即便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明确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从而仍然保障高等工程教育的基本稳定与发展[1]103，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总之，实利主义思潮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以及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相对快速发展的局面。

二、民国时期“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实现路径

(一) “有为人才”及“健全工程师”的培养观

民国时期，工程教育家们对“卓越”工程师的理解可以用茅以升的“有为人才”观来概括。1926年12月，茅以升在《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有为”工程人才观。他认为：“工程教育之最大目的，在培植工程上之有为人才。此种人才，应具备下列之条件：(1)善于思想；(2)善用文字；(3)善于说辞；(4)明于知己；(5)明白环境；(6)科学知识，知其所自来，及运用之方法；(7)富于经济思想；(8)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3]而时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则提出了“健全工程师”的概念。概言之，“健全的”工程师应有：“(1)健全的体格与精神；(2)健全的学识与经验；(3)健全的道德与信守；(4)健全的思想与行为。合于这四项条件的工程师，方能担任重大的工程事业，而能有所成就，来贡献给国家与社会。”[4]从这两位工程教育家的表述中可看出，所谓的“有为”，实际上已经俨然具有很强的“卓越”导向了，而“卓越”的基石或者表现则在于“健全”，这也颇有“全面发展”的意味。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民国工程教育家的心目中的“卓越工程师”角色涵盖了身体素质、思维方式、道德品质、知识技能、表达能力、社会责任等各方面。其首重人才培养的品德，然后是综合素质，最后才把关注点放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上。这一设定背后的逻辑在于：因为工程事关国家建设、人民福祉，作为工程师则必须为社会、为环境、为公众的利益负责，只有具备经世思想、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工程师才能承担起为国家以及人类服务的重任。无独有偶，今天学者们提出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在很多层面上与此暗合——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良好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服务意识；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和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学习与思维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等[5]23-25。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民国高等工程教育工作者们所具有的洞察力和超前性。

(二)相对完备、规制严格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民国初年，由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由大学本科实施工程教育以外，还设置了专门学校以培养工业方面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在大学这一类普通教育系统之外，还有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或简易普通的实业教育[6]495。这一学制促使高等工程教育机构多样化，其中工业专门学校分为土木、机械、造船、电气机械、建筑、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冶金、电气化学、染色、窑业、酿造、图案等13科[6]489，尽管这种专业分科设置的门类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基本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1922年新学制则侧重于对高等(工程)教育层次性的规定，明确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为3～6年，其中大学为4～6年，专门学校3年以上，在大学与专门学校之上还有大学院，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为致力于工程教育的学子提供深造的机会[7]149。此后，1934年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还对研究院做出规定：研究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研究院分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究所，研究生学习期限暂定为2年[7]161。

1913年教育部制定的《大学规程》明确规定了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些细节。如规定考试分为入学、临时、学期及毕业考试4种。临时考试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其成绩与听讲、笔录、读书、札记、练习、实习等成绩合并核计，作为平时成绩。学期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合并计算，作为学期成绩。毕业考试由教育部派校内教授、副教授及校外专门学者组织委员会举行，科目在3门以上，其中有两门包含全学年的课程。此外，学生毕业前须完成论文一篇；农、工、商各院学生须从第二学年起，利用寒暑假在相关单位实习若干时期，方准毕业[7]149-161。由此可看出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入学、考核、毕业等方面都有着明确且严格的规定，尤其是毕业论文与实习实践制度的广泛推行抓住了工程教育的关键，与现代工程教育制度不谋而合。

(三)培养“社会全才”的课程理念与国际化的教材

课程是本科教育的核心环节，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工程创新人才的质量[8]，课程设置的合适与否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与方向。1942年9月，柴志明教授发表的《论我国技术教育》以及杨耀德教授发表的《工程学与工程教育》对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课程设置理念做出了具体的解释。总结起来，他们认为课程设置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启发理智的基本课程，务必使学生掌握研究技术的工具。第二，要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以造就认识社会、了解人生、眼光远大的工程“通人”。第三，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活动，以增进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了解[1]172-174。其中，基本课程包括了工科的基本知识，学生只有在夯实基本课程的基础上，才能迸发出创造灵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追求新知识与新课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则不仅有利于提高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加强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联系，达成大学课堂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和谐共建，还有利于培养出具有实践创造能力的“社会全才”，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社会建设某一专门领域的专才。课外活动包括了工科学生在校外的实习实践，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项实际能力，为学生提供适应社会的机会。总而言之，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在课程设置的理念上具有基础性、人文性与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形成一套旨在能够培养出兼具理论与实践、科学与人文、通专结合的高级工程人才的完备的课程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培养“社会全才”的课程设置理念与如今培养具有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现代工程意识、实践能力以及人文素养的卓越工程师的目标不谋而合[5]28-29，对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可贵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而教材是课程的具体表现形式，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的教材大多以外文书籍为主。如，1934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专业所用教材有：AppliedMechanics-Poorman、EngineeringDrawing-French、ATextbookofCollegePhysics-Stewert、Heat-powerEngineering-Barnerd-EllenwoodandHersshfeldPart、DisfferentialEquatrons-Murray等二十多本英文教材，占其开设课程所用教材的80%以上[9]44。教材的国际化有利于学生及时了解国外工程发展的最新情况，获得前沿科学知识以运用于本国工程的建设。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培养的工程师就是“国际化”的工程师，这又符合现代卓越工程师的国际化要求。当然，西方化的教材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当时落后的工业基础和社会条件，所以教科书的接轨并不意味着实际培养效能的接轨。

(四)积极主动、习学合一的工程教学思想

工程教育的核心元素是实践，实践能力是卓越工程师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现代工程教育也一直在强调回归实践，摆脱重工程科学理论研究轻工程实践的局面[10]。而实践能力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作为工程教育的重点问题提出，茅以升的“习而学”思想便是其中富有洞见的一种。茅以升针对当时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对于学生的要求重“质”不重“量”、以理论课的分数作为学生的毕业条件等各种弊端，提出旨在转变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实践教学模式[11]，即“习而学”的工程教育思想。

“习而学”思想中主要有两种教学方法：一是“学生考先生”的崭新教学法。茅以升认为当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造成“仅由教师唱主角，学生处于被动，形成填鸭式的教育，并有空谈理论而好高骛远的危险。”由此他提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与主观能动性的新方法，即让学生提问题，由教师来回答。若学生提的问题教师答不出，则给予该生满分。若学生提不出问题，就回答后面学生所提的问题。根据学生提问的水平与深度打分，也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结果打分数[12]。这样的教学方法一改我国传统的沉闷、“静听”式的课堂氛围[13]，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以学生的积极思考代替教师死板的教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与学习能力。这就像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说的那样：“把学习的对象和课题与推动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乃是教育上真正的兴趣理论的最重要的定论”[14]。二是茅以升的工程教育思想中以“习而学”为核心，并把“习而学”作为一种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方法，强调“实践—理论—实践”这一螺旋上升式的循环模式，注重学校与工厂配合、理论与实习配合、理论与技术配合[15]。

从表1中可看出“习而学”贯穿学生四年的学习过程之中，教学场所也并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之内，更多的是在施工现场，符合茅以升先习后学，学习交替的主张。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做到学以致用，相比沉闷的课堂教学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及早确定就业导向，将学习与生活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习而学”把实习实践放在核心位置，但其并没有忽略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把生产实习与理论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既教给学生深厚的理论知识以指导其实习实践，又从实践中回归理论，不断汲取经验以丰富理论。

表1　“习而学”的教学计划

(五)国际化的高等工程教育师资队伍

教师在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高等工程教育师资队伍质量决定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教学质量。清末民初以来，高等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以移植欧美为主，教材大部分是外文，这些都决定了高等工程教育师资队伍中必然会有一大批外籍教师。此后，随着大量工科留学生的出国和归国，他们也逐渐成为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为例，从1912—1937年，有不少出国留学并学成归国的人才执掌该校，为该校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1931年，25名教授中19人有留学经历，47名讲师中20人有留学经历。同时期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在1932—1936年间也存在大量的归国留学人员担任教师的情况[9]13。可以说，民国建立后，特别是自1920年大批工科留学生回国后，留学毕业生逐渐在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师资队伍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些归国留学生，也包括外籍教师本身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他们中的很多人学贯中西，拥有渊博的工程理论知识，在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的科系创建、学术研究、教学改革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如1918年在归国留学人员大力倡导下，创立了中国工程学会；1932年留学归国人员庄前鼎、顾毓秀分别创建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16]。

三、 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体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方面都极具特色，蕴含着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种种进步理念与合理因素，即便是对当前我们培养现代化的卓越工程师，也有一些可以积极借鉴的启示。

(一)注重工程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当代 “卓越工程师计划”特别强调培养的国际化，要求卓越工程师能够了解各国文化、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在跨文化环境下善于沟通交流、具备竞争优势、能够团队合作[17]，而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在工程师的国际化培养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一方面是课程教材的国际化。民国时期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和教材运用直接带来与国外同步的工程知识和工程教育理念，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多地了解与跟踪世界工程发展态势及高等工程教育的最新成果，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另一方面是师资的国际化。民国绝大部分教授拥有出国留学经历，他们在吸收了国外先进工程理论与教育理念后，把先进的经验带回中国，为本国学生提供一种国际化的视野，逐渐树立起学生的国际工程意识与规则意识。总之，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优良的人才队伍以及国外成熟的工程教育模式，这无疑是推动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一剂良方。

(二)注重工程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卓越工程师不是狭隘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应该是兼具理论水平与实践精神、知识传承与创新意识、工程能力与社会责任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而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在目标设定上以培养“健全”“有为”的工程师为宗旨，注重知识的传授、能力的提高，更注重品德与精神素养的良性发展；在课程设置上基础理论课与课外活动课并重，人文和社会并举，理论与实践打通；在教学理念上强调教师传授，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每一阶段的理论学习过程中都伴随着生产实习实践，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做到了培养学生知识与能力的统一、品德与素质的统一、理论根基与回归实践的统一，这些都有利于铸就高等工程人才的综合素质，对于现代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三)注重工程人才培养的实践能力

工程的重要核心元素之一是实践，实践能力也因此成为培养卓越工程师所必备的核心能力。工程师们只有把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才能解决现实工程问题，并反过来不断丰富工程知识体系，达成工程创新。当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个明显弊端便是只注重教师在课堂上的理论传授而忽视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反观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则在很多方面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有为”和“健全”工程师的培养目标意在培养善于实践与应用的工程人才、课程设置中鼓励学生展开课外活动以打开学生的学习视野，而非拘泥于传统的课堂学习。教学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计划中每一学年都安排学生在工程现场或者实验室进行实习实践，这不仅铸造了学生吃苦耐劳的坚强品质，更促进学生学以致用。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就已经认识到实践对工程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亦值得现代高等工程教育借鉴。

当然，各种因素造成民国时期的高等工程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和实施，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所蕴藏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这对于我们思考建构当代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培养现代卓越工程师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史贵全.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篡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开明书店，1934：16-17.

[3]许庆豫.茅以升高等教育思想述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28-131.

[4]庄前鼎.健全的工程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78.

[5]林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研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21-29.

[6]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7]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8]崔军.课程设计视角下高等工程教育课程现状：基于我国6所大学的案例分析[J].高等理科教育，2015，119(1)：93-100.

[9]翟立鹏.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创建与发展(1903年—1937年)[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10]张胤，胡菲菲.回归实践、回归问题、回归主体：论探究式教学的本质、特征及实施模式[J].江苏高教，2013(4)：67-70.

[11]鲍健强，翁默斯，钱佩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习而学”工程教育思想及其启示[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41-246.

[12]茅以升.茅以升选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13]张琦，衡琳，李志超，等.综合美国大学教育方法改进大学工科教学[J].高等理科教育，2015，121(3)：94-98.

[1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21.

[15]王雄.“习而学”：茅以升工程教育思想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4)：85-89.

[16]陈滔娜，齐君.民国时期高校教师中的留学归国人员探析[J].教育评论，2014(2)：146-149.

[17]林健.面向世界培养卓越工程师[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2)：1-15.

(责任编辑李世萍)

收稿日期2016-01-22资助项目中国高教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项目编号：11YB088);江苏省高教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资助课题“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建构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KT2011310)；江苏省教育“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高校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B-a/2011/01/006).

作者简介俞晨(1992-)女，江苏无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Cultivate the Outstanding Engineers？—Enlightenment from th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Chen，ZHANGYi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Abstract：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Plan for Educating and Training Outstanding Engineers (PETOE)"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high level of complex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innovative ability who mee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since 2010.At present，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mainly focus on absorbing the mature mode of the foreign engineers rather than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ngineers in China.However，cultivating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s a long-term demand for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xploration of "excellent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Many ideas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talents'cultiv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such as the setting of training objectives，system construction，curriculum，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seem to be high perspicacious.Discussing this history will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odern "outstanding engineers".

Keywords：outstanding engineers；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the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