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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细碎化、地块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益
——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经验分析

2016-07-30卢华胡浩耿献辉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关键词:劳动力规模要素

卢华,胡浩,耿献辉,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土地细碎化、地块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益
——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经验分析

卢华,胡浩,耿献辉,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基于江苏省淮安、扬州和徐州三地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和平均成本角度实证检验土地细碎化和地块规模对农业产量和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土地细碎化通过改变要素的边际产出弹性而作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从而降低农作物产量。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越高的地区,负面影响更明显,辛普森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带来平均成本增加39%,地块规模适度扩大有利于平均成本下降,地块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带来平均成本下降8%。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适度扩大地块规模,有利于发挥潜在的地块规模经济效应。

关键词:土地细碎化; 地块规模; 平均成本

一、引言

土地细碎化普遍存在于人多地少的东亚地区,在我国表现尤为明显。家庭联产承包释放了制度红利,为我国农业快速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引发了质疑和讨论。当时根据土地质量和位置远近等按家庭人口均分土地,忽略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异质性,使得每个农户拥有许多空间分割、大小不等的地块。因继承或家庭人口变动进行的土地调整更是加深了细碎化程度。赵冈认为无论是唐宋时期的定期收回后的重新分配还是近代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国不仅始终存在土地细碎化现象,而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1]63-69。2010年我国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为8.94亩,户均拥有地块为5.52块,平均每块面积为1.62亩*资料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10年数据。。张云华2013年认为我国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不到日本和韩国的一半[2]。Adamopoulos和Restuccia(2014)利用世界农业普查的可比性数据计算出在最贫穷的20%国家的平均农场规模为1.6公顷(24亩),最富有的20%国家的平均农场规模为54.1公顷(811.5亩),在最贫穷的国家中,小于2公顷的农场占了70%,几乎不存在超过20公顷的农场*数据引自:Adamopoulos和Restuccia.“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arm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年第6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指出,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为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经营的门槛。

土地细碎化*本研究定义的土地细碎化是指农户拥有许多空间分割,且多数面积较小的土地,并将每一地块当作一个单独的生产单元。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之间存在差异,本文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而是从扩大地块面积是否降低平均成本,细碎化指数(Simpson’s index)对农作物产量影响的角度予以展开。不能完全等同于缺乏地块规模经济。比如某农户地块数多且分散,但每块土地面积如果达到数十亩或上百亩;抑或某农户只有一块地,哪怕该地块面积不大,我们都不能说存在土地细碎化问题。所以,研究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角度应该从地块规模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农户经营规模视角。地块规模经济同农户地块多少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与农户拥有的地块大小有关,扩大地块面积能更有效利用农业生产要素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平均成本。当前土地流转效率不高,农户很难一次性就能流转到与自己土地紧挨着的地块,往往需要流转2~3次才能成功,交换链条较长带来地块匹配和相邻的概率较低,流转成本高昂。钟甫宁等实证表明当前土地交换的交易费用远远大于交换所带的规模收益[3]。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难以有效永久转移的背景下,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很可能是地块数增多,而非地块规模的扩大。如果总规模的扩大无法分摊与地块不相连的生产资料投入,则规模的扩大反而因地块匹配程度不足等而增加管理上的困难,造成对流转地的粗放经营的概率增大。

当前学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多强调户均规模,从地块规模角度出发的讨论并不充分,考虑地块匹配和相邻程度的抑或不足,微观地块层面的经验证据更是不足。狭小地块无法有效利用农业机械等现代技术,妨碍机械对劳动力的低成本替代,也无法有效分摊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的固定投入,不利于实现地块规模经济。当前农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会带来小面积地块更容易被抛荒的现象亦与此有关。本研究从地块规模切入,基于微观农户地块层面调查数据,探讨土地细碎化、地块规模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已有文献关于土地细碎化、地块规模和农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理论层面分析土地细碎化和地块规模对农业产量和平均成本的影响,并介绍使用的经济计量模型。第四部分详细交代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五部分为模型检验结果及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综述

在人多地少且农村大量存在富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土地细碎经营是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时的理性选择结果。不同作物种植和收获季节的不同,有效避免了农业劳动力农忙时不足,农闲时冗余的局面,缓解了农业劳动力季节性供给不足,增加了要素的灵活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4]。土地细碎化带来的多元种植有利于农作物同当地气候和土壤类型相匹配,在劳动力短缺、自然灾害和干旱持续发生地区还能有效分散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提高农业总产量[5]。农户在不同地块进行多元经营,还有利于农户发挥精耕细作的优势,降低农业生产和价格风险,增加种植业纯收入,缩小农户之间收入的不平等[6][7]。

伴随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8],土地细碎化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机械替代劳动已成趋势,需要较多劳动投入、不利于机械作业的较小地块,很可能会因生产成本较高而被抛荒。在此情景下,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土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最终不利于农业生产[9][10][11][12][13]。小规模分散地块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不合理配置,增加了技术非效率部分,降低了农业利润和效率[9]。Wan和Cheng发现细碎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玉米的技术效率下降4%,晚稻和小麦分别下降15%和17%[14]。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小规模分散地块造成许多工作时间浪费在来往于各个地块之间,地块的边界和田埂造成土地浪费,运输中的要素泄漏和蒸发也造成资源浪费。较小规模也阻碍了农业机械的采用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有效分摊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在加大成本投入的同时也影响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5][16][17][18]。Latruffe等发现土地细碎化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量、收入、利润和效率[18]。魏程琳认为土地细碎化影响农业技术应用,农民要付出更多劳动、时间和心理成本,同时引发的耕种困境将越发严重,被抛荒的零碎土地也会越来越多[19]。

地块规模与地块多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吕挺等利用江苏金坛的调研数据,认为面积大的地块与面积小的地块在单产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但单位产品成本随地块面积增大而递减,大地块劳动成本更低。虽然可通过研发适合在较小面积上作用的机械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但机械规格缩小的成本和制造成本很难同比减少。农户的跨农户组织也存在高昂的组织成本,机械对劳动的低成本替代很难[20]。Jha等对两村庄所有农户进行了为期五年以上的持续跟踪,发现农作物产量与地块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平均地块规模的系数为正[21]。已有学者根据SRAC曲线检验得出规模经济与农户地块数存在显著关系,并认为农户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地块数,并得出规模经济与地块规模大小存在显著正相关[21]。Fleisher等使用1987和1988年的调查数据估算粮食生产时发现,如果将样本地区的地块数由4块减少到1块,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8%[22]。可以看出,农户生产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最优地块规模来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自愿前提下的互换耕地能有效解决农户地块面积过小且分散的现象,由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关于土地细碎化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很低的情况,土地细碎化有其存在的合理一面,但随着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细小地块带来的较高成本和资源的低效配置可能会降低农业生产利润并加剧土地抛荒等。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和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但这里的适度规模经营应该是地块规模的扩大,而并非连续地块数量的增多。

三、理论分析及模型设计

(一)理论分析

土地细碎化影响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而作用于整个农业生产。地块的空间分割使得来往于各个地块之间的时间成本上升,运输中的生产要素蒸发和泄漏,造成资源浪费。地块边界和田埂的增多降低农田灌溉效率,浪费农机作业时间,限制农业机械等新技术的使用,迫使农户只得采取相对传统或保守的种植方式。农业固定资产投入的不可分割也因地块规模的狭小且不连续降低了其在时空上的利用效率。因此,在保持技术和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因土地细碎化造成的粮食产量会较低,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

H1土地细碎化影响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土地细碎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因地区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而异。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越高的地区,土地细碎降低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农户会选择外出务工获取更多的非农收入。较小地块由于规模不经济,加之农地保障功能仍然存在,在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农户也不会注重作物产量的提高,粗放经营的概率增大。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较少且不稳定的地区,农业收入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细碎也为农户进行多样种植提供了可能。因此,本研究提出递进的假说2:

H2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越高,土地细碎化对产量的负面影响更大。

在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土地平整或地块的互换并地或许能对冲土地细碎化的负面影响,带来平均成本下降。即使在不改变地块数的情况下,单个地块规模的扩大也会带来地块规模经济。在具体展开分析之前,需要对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进行界定和说明,马歇尔(1789年)认为规模经济是规模报酬的源泉,并把规模报酬定义为组织改进带来的劳动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萨缪尔森(1948)则把规模经济定义为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而引起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或平均生产成本的下降。曼昆(1998)直接将规模经济揭示为长期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可以看出,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首先规模报酬的条件比规模经济严格,规模报酬强调的是所有生产要素按同比例增加时产出的变动,而规模经济则包括了投入要素非比例变化的情况。其次,规模经济是从平均成本下降的角度来衡量,属货币价值层面的分析;规模报酬的变动是通过生产技术函数来表现的,属于实物层面的分析[23]。现实中,农户同比例改变生产要素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是依赖农业的规模经济来实现成本下降和效益提高。

图1a给出了规模经济的思路,伴随着产量的提高,厂商的平均成本是先下降后上升。当MCAC时,边际成本曲线就会上拉平均成本曲线,平均成本也会上升,因此平均成本曲线呈现出“U”型。由图可以看出,Q*为特定生产过程中的“最有效率产量”。根据马克西·西尔伯斯通(Maxey-Silberston)曲线,单位成本将随经营规模扩大而不断下降,但下降速度会逐渐降低(图1b),这说明了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

图1aAC和MC曲线

图1bMaxey-Silberston 曲线

对应整个农业生产,小面积地块占用机械调转方向的时间,减慢机械速度,降低机械作业效率,增加机械利用成本,妨碍了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地块越大越能有效利用机械时和采用更快速度的机械,越能有效分担这部分固定投入,但面积过大则需要较多的要素投入,可能会超过农户的承受能力范围,有效管理难度会加大。雇人所具有的卸责倾向会使监督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升。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在地块之间的运送易泄漏和蒸发,使得小面积地块面临更高成本投入。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地块面积也会存在一个最有效率值,使得平均成本达到最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即使不能完全改变土地细碎化局面,适度扩大地块规模有利于平均成本下降。

(二)模型设计

已有研究多采用地块数、平均地块规模和户均经营面积来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24][25]。也有少数学者采用辛普森指数(Simpson’s index)*本文的数据库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代理交通时间和地块之间距离的变量,但一般而言,辛普森指数和交通时间、地块之间的距离存在正相关关系,辛普森指数也能很好的反映地块之间距离和所需的交通时间。引自Kawasaki K..“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of Rice Farms in Japan”,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0年第4期。作为衡量土地细碎化的指标[26],尽管其一定程度弥补了单变量在衡量土地细碎化时的缺陷,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如该指数只能反映地块数和每块土地面积,但无法说明地块之间的距离。同时,农地产权等制度安排也是影响土地细碎化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已有学者研究和受实际调研数据所限,采用辛普森指数、地块面积来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其中辛普森指数定义如下:

其中,n表示农户的地块数目,ai反映每块土地的面积;si值处于0~1之间,si=0说明农户只有一块土地,si=1说明农户地块数很多,零碎化相当严重。si值越大,说明土地细碎化的程度越高。

1.投入产出模型

为验证土地细碎化是否会影响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农业产出,本文构建农户投入产出模型。C-D函数尽管在计算和解释方面存在优势,但对生产函数的灵活性施加了很强的限制,它假定不同农户间的生产弹性为常数和替代弹性为1。超越对数函数对规模报酬和替代弹性不施加限制条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农户之间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的差异使得该函数在估计农业投入产出时具有独特的优势,该函数形式如下:

α24lnareah4lnlabh3+ui

(1)

其中,yh代表农作物总产量,为所有种植业作物的产量加总;fc表示每亩化肥投入的价值,包括商品肥和农家肥,农家肥按出售给其他农户所能获得的报酬进行估算;lab表示每亩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工日,包含自投工和雇工投入;ccs代表每亩其他物质资本的投入,具体包含种子费用、农膜费用、排灌、机械服务支出等生产性支出;area为农作物总种植面积;α0为超越对数函数中的效率参数;ui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考虑土地细碎化并不是以具体生产要素的形式参与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影响劳动力、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本文各单项成本是依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和实际研究需要而划分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将生产成本分为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又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土地的小规模分散化带来地块边界和田埂增多,运输过程造成生产要素的泄漏或蒸发,因此本文将物质与服务费用细分为化肥成本(商品肥+农家肥)、种子成本和其他物质成本,其中农家肥按出售给其他农户所能获得的收入进行估算。根据实际调研数据,其他物质成本包括农业保险支出、农膜费用、排灌费用、畜力费用、机械服务支出及其他生产性支出。自投工成本按替其他农户干活所能获得的报酬计算。的使用效率而作用于整个农业生产,从而影响农业产量。基于此,本研究将土地细碎化指数(辛普森指数)通过线性形式引入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lnyh=α0+α1si×lnfch1+α2si×lnccsh2+α3si×

α13lnfch1lnlabh3+α23lnccsh2lnlabh3+

α14lnfch1lnarcah4+α24lnareah4lnccsh2+

α24lnareah4lnlabh3+ui

(2)

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事实,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农村经济基础条件决定了土地细碎化对农业劳动力的配置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农户生产决策和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灵活管理。因此,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以徐州地区为参照系,当农户处于扬州市时,d1=1,其余为0;当农户处于淮安市时,d2=1,其余为0。通过建立劳动力和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探讨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的综合影响,具体估算模型如下:

α13lnfch1lnlabh3+α23lnccsh2lnlabh3+

α14lnfch1lnareah3+α24lnareah4lnccsh2+

(3)

对比模型(1)和(2),可以观测到土地细碎化是否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及其作用程度和方向,验证H1。对比模型(2)和(3)可以验证土地细碎化在不同区域之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验证H2。

2.平均成本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衡量了土地细碎化对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由于超越对数函数的灵活性,利用公式eyx=λlnyh/∂lnxi可以具体测算出每种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进而测算出规模报酬情况。考虑现实农业生产更多依赖规模经济来降低平均成本,因此本研究进一步从规模经济角度思考地块规模的适度扩大是否有利于平均成本下降,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农业生产是否存在地块规模经济。

农业生产平均成本的高低不仅受到农户地块特征的影响,比如地块数和辛普森指数,还受农户特征、家庭环境和农业外部市场信息的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建立在规模较大面积上的现代农业技术利用效率会降低,土地管理也会存在更大困难,平均成本随之增加。家庭用工和雇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存在差异。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侧面说明农户管理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对较少,农业精细化管理不足造成农业平均成本提高。Tan等(2010)在研究我国东南地区土地细碎化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时,将信贷资金引入模型,认为信贷的获取可以缓解农户种植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使其能及时购置农资和雇佣劳动力,能更灵活地管理土地,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11]。农户接受农技推广的程度越高,越能及时地获取农业外部市场信息。随着农户年龄增大,体力下降的同时带来种植经验的提升,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可能表现不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采用农业新技术概率的上升,一定程度有利于降低农业成本。

由于所用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在对模型进行Ramsey RESET检验,判断是否存在遗漏变量的基础上,利用R2和F检验从线性、双对数和半对数回归模型中挑选出最合适的模型形式,经检验模型最终形式如下:

lnaci=β0+β1age+β2deu+β3ratio+β4ser+β5ps+β6npt+β7si+β8ftl1+β9credit+vi

其中,ac表示每亩农作物的平均成本;ps代表农户的平均地块规模;si为反映土地细碎化的辛普森指数;credit为农户是否受信贷约束的虚拟变量,可获得信贷为1,其余为0;ser代表农户是否得到农技推广服务的虚拟变量,其值为1表示能获得农技推广服务,其余为0;ftl1表示家庭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ratio代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age和edu为反映农户年龄和教育的特征变量。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3年8月课题组在江苏省实施的农村经济调查。为了使样本具有地域范围内的代表性,在综合考虑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后,选取扬州市、淮安市和徐州市为研究地区,在每个市随机选取2个样本县,每县随机选取2个样本镇,每镇再随机选取2个样本村作为研究地区。具体指标包含:(1)农户家庭的一般情况,比如土地资源,家庭劳动力及收入情况,户主年龄和教育,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2)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情况,如农作物种植种类及面积,农业投入要素的基本情况。(3)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情况,如是否可获得信贷资金,农技推广服务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价格信息等情况。为保证问卷质量,问卷内容经多次预调查修正之后,正式调查采取调查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调查员代为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集中检验。共发放问卷486份,回收有效问卷466份,问卷回收率为96%,其中扬州154份,淮安154份,徐州158份。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农户的土地特征来看,农户平均地块面积为2.34亩,波动幅度在0.45~43亩之间,约有73.4%的农户平均地块面积低于2.34亩,地块规模普遍较小。从不同地区来看,徐州的平均地块面积最小,为2.04亩,淮安平均地块面积最大,为2.63亩。对应于平均成本,大致可以发现,面积越大平均成本越小,淮安的平均成本最低。调查地区的平均辛普森指数为0.57,最高值为0.9,土地细碎化较为严重。样本地区平均每家拥有地块数达到3.72块,最多一家拥有多达12块土地,多达91.8%的农户存在空间分割且非连续的土地,且绝大多数土地位于本村内的不同位置,还有少数地块是位于临近村庄(表1)。

家庭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成本。自投工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91%,说明样本地区劳动力投入更多的是以家庭劳动为主,自投工相比雇工会更加细心照料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要素配置效率更高,有利于成本降低。家庭非农收入占比为31%,家庭收入更多的是依靠农业收入,暗含结论或许是样本地区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低且不稳定,农户外出务工积极性不高。户主年龄普遍较高,平均达到58.1岁,农业种植生产经验提升的同时带来体力下降。从户主受教育年限来看,平均在6.48年,总体受教育年限较低,农业生产可能更多依靠种植经验,采用新技术的概率较低。样本地区只有20%左右的农户可从农业金融部门获取信贷资金,信贷资金的获取可以减少农户种植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使农户更加灵活地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相比信贷资金的获取,95%左右的农户均能接受不同类型的农技推广服务,减少部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有利于农户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关注和照料(表2)。

表1 样本地区土地特征情况

注:调研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注:调研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地块特征同农业生产成本紧密相连。样本地区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为2 044.22元/亩,劳动力成本(自投工+雇工)为1 055.73元/亩,占总平均成本的比例达到52%;化肥成本(商品肥+农家肥)和其他物质成本分别为每亩560.67元和427.82元,占总平均成本的比例分别为27%和21%(表3)。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已成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成本,劳动力的灵活配置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降低成本。

表3 各单项成本构成情况

注:调研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五、实证结果分析

对超越对数函数和CD函数进行零假设检验,即相对于所有的i和j,∑αij=0时的F检验,结果显示农户农业生产在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接受Trans-log函数进行模型估计。进一步检验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显示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4),即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可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情况。

表4 CD和Trans-log函数选择、规模报酬不变的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表5给出了各参数的估计值,利用其系数估算值和弹性公式eyx=∂lnyh/∂lnxi,可以计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值及规模报酬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农户粮食生产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表6)。模型1为在不考虑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综合影响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种植面积对农作物产量提高的弹性系数最大,达到1.116,农业总面积上升1%,产量增加幅度将达到1.116%,为所有投入要素中弹性系数最大。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275和0.324,即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每增加1%,产出将增加0.275%和0.324%。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带来产出水平的上升,相比单纯依靠化肥等要素投入来促进产量提高,其他物质资本投入带来的作用或许更大。劳动力投入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为0.065,即劳动力投入增加 1%,产量将增加0.065%,之所以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作用后的比例,主要或许是由于雇工对农业生产的照料和细心程度远不及自投工。

表5 超越对数函数回归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③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对应公式1、公式2和公式3中的具体模型形式

表6 各投入要素的平均产出弹性和规模报酬情况

注:模型3由于无法统一计算出样本地区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只能分别测算出徐州、扬州和淮安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此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为三地区的数学平均

模型2为增加土地细碎化影响之后的估计结果。劳动力投入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下降为0.058,说明土地细碎化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劳动效率,劳动力对农业要素关注的下降会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一定程度降低农作物产量。化肥的单项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部分交叉项和平方项均不同程度地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下降为0.225。其他物质资本部分交叉项和平方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为0.284,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种植面积的弹性系数略有上升,其值为1.169。对比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土地细碎化确实影响了农业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农作物产量,H1得以验证。

模型3为增加反映不同地区虚拟变量,设立劳动力和虚拟变量交互项之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单项系数的劳动力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测算出样本地区徐州的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为0.052,淮安市为0.035,扬州市为0.02。不同地区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存在差异,导致土地细碎化对农作物产量带来不同影响,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越高,土地细碎化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扬州农村地区离市场相对较近,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较高且社会保障相对更为完善,土地细碎化促进了劳动力的非农供给,进而对农作物产量带来负面影响。徐州农村地区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相对较弱,劳动力有效转移不足,家庭劳动相对更多的依附农业,这也与农业生产过程中家庭自投工占总劳动力比重相对扬州和淮安更高的事实相吻合。细碎土地带来的多样种植增加了劳动力的灵活配置,照料农业可能相对更加细心,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相对更小,农闲时的兼业和农忙时的返乡也利于增加家庭收入。进一步测算出土地、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135、0.165和0.243,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验证了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差异造成细碎化对各地区影响程度不同,H2得以验证。

当前,大规模推行的适度规模经营更多的是考虑户均规模,缺乏基于地块层面的考虑,不考虑地块数,一味强调户均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可能是地块数增多的结果,因此从地块规模角度来考察农户经营规模可能更贴切实际。在对平均成本模型回归之前,为减少异方差给模型带来的扰动,我们使用稳健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进一步对模型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膨胀性因子VIF均小于10,模型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影响。表7给出了平均成本回归模型的结果。

表7 平均成本模型回归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平均地块规模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值为-0.08,表明地块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会带来平均成本下降8%。由于规模经济或外部性影响,地块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使用农业机械等新技术。辛普森指数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辛普森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带来平均成本增加39%。地块的小规模分散是造成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妨碍了建立在规模较大面积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也无法有效地分摊农业生产的固定投入。地块数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也侧面说明了地块数增多加大了平均成本。尽管结论验证了样本地区存在地块规模经济,但不同地区自身约束条件和种植品种不同,最优经营规模也会存在差异。在控制地块数的前提下,地块规模的适度扩大有利于平均成本的降低,农业生产存在地块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至此,H3得以验证。

可获得信贷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却同预期假设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信贷资金的获取尽管缓解了农户种植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使其能及时购置农资和雇佣劳动力,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户平均年龄在58.1周岁,年龄偏高使得农户种植更多地依靠传统或保守的种植方式,采纳现代农业新技术和农机推广技术的积极性不强,种植方式的落后使得成本难以下降。自投工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系数为负,表明家庭拥有劳动力的比重越高,对平均成本下降更为有利。雇工的监督成本高且具有卸责倾向,经营的农业生产要素也不是自己的,相对会采取比较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降低要素使用效率。

六、结论与启示

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函数测算土地细碎化对农业产量和成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规模经济角度衡量地块规模的增大是否有利于农业平均成本的下降。可以得出两条研究结论:一是土地细碎化并不是以具体要素投入的形式作用于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影响要素使用效率来影响农业生产。具体表现为土地细碎化降低了劳动、化肥和其他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使其对农业产量提高的弹性系数变小。农业劳动机会成本越高的地区,土地细碎化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更大,对农作物产量的负面影响相对更明显。二是地块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平均成本下降。地块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带来平均成本下降8%;辛普森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带来平均成本增加39%。地块的小规模分散是造成农业生产平均成本上升的关键因素,在不增加地块数的情况下,适度扩大地块规模有利于平均成本下降,农业生产还存在潜在地块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

以上结论对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政策启示。随着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确立,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效率会不断提高,平原地区的土地细碎化现象或许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在推进路径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考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善人地比例关系,使土地成为可替代的农业生产要素,为保留土地的农民提供可扩大其经营规模的空间。进一步,尝试采取税收优惠、生产要素补贴及信贷资金等配套政策,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互换并地,使农户放弃严格意义上的物物对等交换,促进地块规模扩大。丘陵地区由于地形条件限制,流转效率较低,土地流转可能面临更高成本。在有效控制地块数和综合考虑各地农业生产条件基础上,适度扩大地块规模,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低成本替代,提高机械作业效率,增强农业新技术在实践中的使用和扩散。其次,根据种植结构的不同,统筹考虑小规模农户的精耕细作和承包农户的规模经营,防止规模经营带来农产品品质下降。最后,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提供农业市场信息和农技推广服务,加强农机作业的公共组织与服务,加强田间道路和灌溉设施的公共提供能力,有选择、有条件地开展农业专项基础建设,充分发挥农业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为农技扩散和资源有效配置等创造条件。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之间存在差异,地块的适度规模在不同品种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在刘易斯拐点和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土地细碎化的负面作用可能会被不断放大。本研究受数据质量限制,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观察到这种动态的细致变化,也无法细分不同作物品种,使得研究结论及启示意义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的深入研究应该细分不同品种,从长时间序列角度予以实证检验,使结论更具针对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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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章成

作者简介:卢华,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及关联产业;胡浩,农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耿献辉,管理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及关联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研究”(71333008);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30097110033);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PAPD);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省2015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1500167)

收稿日期:2016-03-07

中图分类号:F323; 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6)04-0081-10

Land Fragmentation,Plot Size and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in Jiangsu

LU Hua,HU Hao,GENG Xian-hui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household data of Yangzhou,Huaian and Xuzhou in 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plot size on yields and average co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output and cost.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ositive returns to scale exis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and fragmentation reduces the yields by the change in marginal output of agricultural inputs.A one-unit increase in the Simpson index leads to 39%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cost,and a one-unit increase in plot size causes an 8% decline in average cost.The moderate expansion of plot size contributes to reducing average cost.The paper implies that steadily promoting land transfer and moderately expanding plot size are the favourable ways of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economies of scale.

Key words:land fragmentation; plot size; averag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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