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廷松

自从中国的生猪、肉鸡养殖总量成世界首位以来，中国畜牧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有限的耕地上发展畜牧业，形成了饲料需要依赖于进口，为了养殖效益，引种成了捷径。成本居高不下，养殖结构不合理，这个行业显得如此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震颤。

1兽药抗生素是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保证

抗生素的出现和使用为人类健康作出了贡献，对动物疫病的预防与控制作用同样功不可没。许多致病性细菌，如大肠杆菌0157、副伤寒沙门氏菌等，不仅会感染动物，而且会通过食物链感染人。养殖业使用抗生素，减少了人类感染人畜共患病的几率，保证了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在养殖过程中规范使用兽用抗生素，动物产品不会出现抗生素残留超标情况。规范使用，是指使用的兽用抗生素产品必须是经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并严格按产品标签和说明书使用，包括使用动物对象、适应症、用法和用量、休药期等。

自1999年开始，农业部每年组织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年均抽检动物产品1.4万余批，检测包括肉、蛋、奶等9种动物组织样品，检测的兽药共计24种（类）。检测结果显示，兽药残留超标率从1999年的1.43%降至2015年底的0.11%。畜禽产品兽药残留合格率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

2兽用抗生素滥用问题应提高警觉

2016年2月22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发表于国外期刊的研究显示：上海儿童的尿液中，被查出有21种抗生素，还发现有兽用抗生素。研究课题组于2013年起在对上海地区对586名8到11岁学龄儿童进行随访，测定了尿中21种抗生素，包括5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2种β一内酰胺类抗生素、3种四环素类抗生素、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4种磺胺类抗生素和3种氯霉素类抗生素，同时采用体质指数和腰围判断儿童超重或肥胖。课题组分析尿中抗生素与儿童超重或肥胖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兽用抗生素或主要用于动物的抗生素暴露显示出有明显的联系，而主要用于人的抗生素未显示出有意义联系。

国家食药监总局于2月24日公布最新食品抽检结果，8批次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里，问题都是抗生素超标，涉及磺胺、土霉素、氟苯尼考及沙拉沙星等6种抗生素。来自农业部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下半年禽畜及蜂产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99.9%。但是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是消费者无法识别的，消费的过程中也很难清除得掉，所以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一直是食药监管部门监管的重点问题。因此对食品中的兽用抗生素滥用问题应提高警觉。

经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国家及地方食药监部门的食品抽检检出抗生素超标或使用违禁抗生素的食品达127批次，数量从大到小依次涉及鱼类及水产品、禽类、蜂蜜、肉制品、鲜鸡蛋。鱼类及水产品最多，高达91批次，问题集中在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呋喃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土霉素、呋喃它酮代谢物、喹乙醇等抗生素，多达8种。在127批次食品中，呋喃类药物占到61批次，约为48%，分布在鱼、禽、畜等食品中。而在呋喃类药物中，又以呋喃唑酮代谢物的曝光次数最多，涉及40批次，占31.5%。10批次蜂蜜均为氯霉素不合格，4批次鲜鸡蛋则检出有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另外，在牛、猪、羊等肉制品中，抗生素的使用比较分散，磺胺、氟苯尼考、土霉素、氯霉素、恩诺沙星、呋喃它酮代谢物等抗生素均有涉及。这些呋喃类药物、喹诺酮类药物、氯霉素、土霉素等兽用抗生素种类，与复旦课题组在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的21种抗生素相重合。

3兽用抗生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按照复旦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受试儿童体内的兽用抗生素可能来自食品或环境，呈现出长期低剂量的暴露特点。这一结论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抗生素滥用并最终通过食物链在人体蓄积的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

有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使用抗生素16.2万吨，其中52%为兽用。绝大部分抗生素以原形排出体外，进入水体和土壤中被吸收，又通过食物再回到人体。人类排放的人用抗生素大部分可通过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掉，而养殖环节对兽用抗生素的处理率较低，因此兽用抗生素对环境的贡献率比人用抗生素要大。我国由于养殖密度大，卫生条件不好，一些养殖户常备抗生素，类似于“保健药”使用。养殖环节中在饲料中添加的抗生素种类繁多，主要是预防疾病和催肥，人用抗生素也同样用于养殖。一方面，禽畜在养殖中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可能有残留，进而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另一方面，含抗生素的禽畜粪便通过施肥，进入土壤，也可能被植物吸收最终进入人体，所以“那些用禽畜粪便施肥的有机菜也不一定安全”。抗生素残留量只有达到一定程度，即超过规定的安全限量，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CAC及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抗生素的种类、使用目的等制定了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中抗生素残留的安全限量标准，即最高残留限量（MRL）。这个安全限量是假设人一生中每天都摄入这个量也不引起任何危害。农业部参照国际标准和欧美标准，也制定发布了我国《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根据MRL标准，抗生素允许在动物产品中微量存在，人们食用含抗生素残留低于MRL标准的动物源性食品是安全的，这是严格按科学程序进行风险评估得出的结论。在实际生产中，只要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量低于规定的安全限量标准，该产品就视为安全，可以放心食用。有些人认为只要动物源性食品中检出抗生素残留，就是不安全的，这是一种误解。

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认为，“兽药导致肥胖”的推论太武断。兽药超量超范围使用、不遵守休药期等问题客观存在，一些监管盲区也待清扫，“但综合来看，目前兽药残留的状况不必过于担忧”。

4兽用抗生素面临严格监管

自2000年起，我国禁用兽药的名单在不断刷新，氯霉素、呋喃唑酮抗生素、喹诺酮类部分兽用抗生素相继被禁。据中国兽药协会初步统计，2014年度全国兽用抗菌药（含抗生素）原料药产量为5.30万吨，其中出口0.99万吨。我国是一个畜牧饲养大国，饲养量牛约1.55亿头、羊5.91亿头、猪12.01亿头、家禽173.21亿只和兔7.4亿只。但我国畜禽养殖抗生素的使用量却没有因此而大幅增加。随着养殖业方式转变，绿色养殖的推进，我国养殖用抗生素的使用已呈现逐步规范、趋好的态势。

2016年2月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在今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农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占不合格样品的3.8%，农兽药残留问题依然突出。建立产品追溯体系，是食品安全法的要求。企业建立产品追溯体系，是一个企业的主体责任，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市场上查，更重要的是在源头上治。

5“治未病”或推进“无抗”畜牧业

整治“滥用”的结局是兽用抗生素的合理规范使用，使兽用抗生素回归到治疗的本位，这也意味着中国兽用抗生素制剂企业将踏上残酷的“去产能、调结构”的“洗牌”之旅。“抗生素替代品”不是替代治疗用的抗生素，而是在预防、促生长的环节用什么来填补因为禁用、限用抗生素所留下来的巨大市场空间。益生素、抗菌肽、中草药？

中医药的治未病理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医药的精髓却被他国以“汉方”名扬四海。畜牧业养殖重在保动物健康，“防病”而非治病，与中医药的“治未病”理念相合。在“禁抗”“限抗”的当下，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变革中的1700多家中国兽药企业，北京中农劲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该公司的创业团队来自四川，有着辉煌的“川军”背景，在兽药“地标”时代他们的化药（抗生素）制剂工艺堪称一流。欧盟的抗生素从严政策让他们把战略转移到了抗生素之外的领域，经过9年的拼搏，如今，中农劲腾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专业从事天然植物精提、中药微生物发酵、绿色动保产品（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生产及新技术推广应用为一体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去产能、调结构”的大潮中占了先机。该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以天然药用植物提取物、益生菌发酵产物、植物提取物+益生菌固液结合发酵的新型微生态制剂为特色、主导产品，借助提取、发酵等核心工艺，在提高原料利用率、有效成份获取、提高生物利用度等关键点上做足功课，先后上市绿色、无抗动物保健品40余个，其中中药微生态制剂“勉优”系列产品于2013年荣获由国家四部委认定的“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抗生素回归治病本位后，养殖或进入疫苗防疫、药食同源的中药防病的新格局，抗生素的规范使用，以及更多的可替代产品的出现，才能彻底杜绝畜产品的抗生素残留超标问题，也使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得以改善。生态有好、产品安全的行业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行业，发展中的畜牧业才显得更有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