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由于旧权威崩塌，新权威未立，新旧思潮杂处碰撞，站立时代潮头的学生则情绪激昂、血气方刚，致使学生运动非常频繁。最为著名的学运当属以民族主义为主旨的“五四”运动，它也是学运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学运，基本集中于校园内部。

学运高涨亦与近代新式学校的数量急剧增长有关，“五四”前夕，据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统计，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450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三倍。小学虽然也偶尔发生学运，但学运仍以中学为主。

与以往认知大相径庭，“五四”之前的学运多与政治无关。有趣的是，学运爆发的原因，关于校长人事问题的学运占据了39.93%，排名第一，实令人意外。学生们对于自己喜爱的校长，坚决反对更换，而对自己讨厌的校长则群起攻伐，要求撤职。通常，学生们更喜欢拥有“新思想”、能跟自己打成一片的校长。

关于校务问题的学运数量则位居其后，不满学校教学设施的占14.91%，反对教育部门占12.09%，教育经费和收费问题占8.06%；爱国主义和反帝学运数量比较稀少，只占6.85%，学生之间的冲突占4.83%。

苏联末期的惊天贪腐

苏联未实施过市场经济，直到解体前也未培育出稍微成熟的市场，贪污腐化却很严重，特点是“坑国家”，作为冰山一角的“乌兹别克斯坦贪腐案”就已令人发指。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各加盟共和国有各自的经济分工，由中央统一安排，乌兹别克的经济基础是棉花生产。每年，装载棉花的火车不断发往指定的棉花加工厂，但很多时候发去的却是棉花加工废料，甚至是空车皮，成百上千吨子虚乌有的棉花骗取了巨额的国家预算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