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毅

1941年12月9日，偷袭珍珠港得手次日，日军就开进了上海租界。工部局贴出告示：禁止市民囤积一个月以上的米粮和煤。同时，埠上各家银行明令限制提存，规定每户每三日最多只能提取存款伍佰元旧法币，为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储券”的全面流通铺路。

汪精卫政权的“新经济政策”甫一登场，就被认为全操之于日人之手。孤岛时期的经济，由此从通胀带来的“畸形繁荣”走向自食其果的泡沫破裂。这一为大陆史学界广泛采纳的论调，最初的发轫或可追溯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初版于1945年的长篇报道《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他进而分析，汪政权的种种措施“目的在于收缩银根，防止物价上涨”，但事与愿违，“再也不会有人肯把活钱送到死库里面去了。”

上海五金店职员颜滨的当年日记在2015年出版，名为《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观察样本。就在各大银行代发汪伪“中储券”代替国民政府法币的最初几天里，他记录“这几天，三百六十行中又多出了一行”，因中储券兑法币的汇率连日上涨了三成，钱庄以高于官定兑换价一成的汇率吃进法币，“而每人可向储备银行调换三百元，不需贴水，因此若一人能调换来的话，可净挣三十元”。靠着食新币发行的“利差”，计算着过日子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小捞上一票。

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名人回忆，比如陶菊隐、陈存仁、朱子家（金雄白）等人的述录多为事后追记，且涉笔日伪人事要么有意避“落水”之讳、要么难脱“自辩”之嫌，多有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