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慧娟 赖配根 任国平

21世纪初，当教育界喊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口号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均GDP迈过7000美元大关。但同时，标志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社会公平仍牵动着老百姓最敏感的神经。

虽然人的财富、地位、幸福感与多种因素相关，但教育毫无疑问依然是改变个人命运最重要的流动通道。教育资源的分配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的后天发展机会和可能。

然而，国人对“择校”的高度焦虑，难道仅仅是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在作怪吗？

作为2100万常住人口（其中810万是外来人口）的特大都市，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聚集了诸多教育的矛盾与问题。

几十年重点学校发展史，北京名校云集，但弱校同样数不胜数；北京有发达的城区，也有相对落后的乡村。

更具挑战的是，已经固化的利益藩篱，成为教育改革的巨大阻力。

出人意料的是，2016年4月底，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全国19个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的调查报告中，北京的满意度与5年前相比增幅达24.18%，增幅排名第一。

而在北京的民间，很多人费尽周折，最后还是选择了就近入学，而且心态平和。

北京动的不仅仅是择校治理这一步棋。作为“综合改革”的实际考量，北京从“择校”和“减负”两大热点问题入手，开启了构建区域教育新生态的整体转型之路。

读懂“择校热”背后的时代诉求，以公共政策转向推动教育生态变革

为什么“择校热”会热到烫手？“就近入学”早在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就作了规定，为何在许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分配规则；二是资源分布不均衡。

从1962年开始的重点校发展思路，到今天已然形成了投入、政策、名校长、名教师高度聚集状态。

一篇报道对比了某地重点中学A与普通中学B的差别。体育设施，A校拥有篮球馆、天文台、科技厅及校办电视台；B校主要是十幾张乒乓球台。在师资上，A校进来的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还有很多外籍教师；B校对新进教师的学历要求是本科，却面临严重的年轻骨干教师流失。教师能够享受的培训也有天壤之别，A校接受培训的地方遍布欧洲、美洲甚至大洋洲，而B校教师培训主要在国内。更不用说生源上的差异了。

历史形成的鸿沟，在一轮又一轮的运行中，逐步形成资源聚集效应，最终导致优者更优，弱者更弱。

在这种情况下，分配规则就成了众矢之的。

2014年，北京出台了史上最严15条禁令，剑指“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分择校”。从禁令内容看，北京市教委显然对各类择校手段、途径与寻租办法了如指掌，并且显示了治理的决心和魄力。例如，学校不得允许培训机构到校进行各种测试和招生；严禁公办学校通过民办学校选拔学生；严禁要求学生家长将捐资助学款交到基金会、商场等其他单位及账户。

不让择，并不能管住怨气。住房作为入学依据，很多人不甘心。“就近”背后依然是“就钱”。

对此，北京没有单兵作战，而是做了几件事：第一，取消共建，进一步规范特长生入学工作；第二，实行弱势补偿，加大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由2014年的30%增加到2015年的40%左右，2016年进一步提高到50%，并向一般初中倾斜。为了便于老百姓“心中有数”，北京2016年还在小升初的录取通知书上“知会”家长，3年后该校升入各优质高中的具体名额。在城六区开展“1+3”培养试验，一般校优秀学生在初二年级结束后进入优质试验学校，完成初三及高中共4年学习，种种措施目的是实现“校额均等”和“机会均等”；第三，九年一贯制，减少升学焦虑；第四，入学服务系统对接学籍管理，增加透明度。

“择校治理新政”并没有像有的人担心的那样，引起强烈反弹。相反，在都择不了的情况下，加上补偿措施的实施，大家的心态反倒平和了。2015年，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达94.06%、初中达90.6%。

择校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因此择校治理就不仅仅是学位分配规则的改革。它涉及教育发展阶段的深层次问题，也涉及政府公共教育政策的转向。

“如何看待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一轮改革，我们感觉首先是基本教育价值观的变化，教育到了要思考它核心的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这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李奕回忆起从2013年开始的改革，印象深刻，“这一轮教育改革大的思路，是教育民生观。所有的政策，都是要去支持所有学生的成长。”

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时任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站在大屏幕前对着PPT，出人意料地完全脱稿作了一个多小时的“专业”演讲，讲为什么要“把学生放在正中央”。这正是此轮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理念。

从这一理念出发，教育公共政策必然要从延续了几十年的少数效率导向，明确转向均衡导向。

北京市教委鲜明地亮出“三不一聚焦”：不直接支持名师的成长，不直接支持名校长的成长，不直接支持名校的发展，而是聚焦支持学生的成长。今后学校竞争靠的不是资源优劣多寡，而是育人的增值力。

问题是，把每所学校都办成一样的，是否可能？我们既不能削峰填谷，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把弱校变成强校。

北京另辟蹊径，既基于均衡，又超越均衡。基于均衡，是要在义务教育学校资源投入上秉持平等原则，不能人为继续制造新的差距；超越均衡，则要基于人才培养的需要，走出简单平均主义的误区，避免陷入因平均导致效率整体下滑的陷阱，构建全新教育生态。

“过去是以校为单位提供教育资源，现在我们要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公共教育资源供给。这不仅可以突破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瓶颈，还能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全面发展对丰富立体教育资源的需要。”李奕说。

与此相应，北京各区从刚开始盛行的名校办分校，到学区制、集团化、集群化，打破学校边界，形成新的教育资源供给方式。

与早期的学区制不同，东城区进一步把学区落到课程上来，实现本质上的资源“共享”。2015年，东城区成立青少年学院，整合区校内外的学科资源、文艺体育资源、科技资源，并在所辖8个学区设分院、学区课程中心、学区课程基地，形成了学生课外学习学院制体系。每个学期，东城学生都拥有一张大课表，所有区域内学生打破学校壁垒，在全区内选课培养。“走校”成为东城学生新的学习方式。

丰台方庄教育集群经过5年的摸爬滚打，逐步建立起了在地缘性关系基础上的生态治理新机制。为防止集群机制对集群校的负面抑制作用，方庄教育集群构建的是一种既自主又合作的“1+N”区域教育共同体，龙头校起的是引导、示范、号召、建议作用，与其他学校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集群是靠满足各校的内在需求、激发内生动力来实现发展的，是一种“生态”关系。

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2015年集群校共享使用北京十八中音乐厅78次，篮球场24次。集群还进一步从区域、生源等方面打破界限，促进各类人才的融通培养。如“足球一条龙”，就是从集群的12所幼儿园一直贯通到高中的15年培养体系。这在过去单一学校资源供给形态下是不可想象的。

盘活教育资源存量的办法几乎想到了极致。如何提升教育资源总体质量？

北京把目光投向了高校。能不能借外脑，促进“系统升级”？

这方面最有优势的是海淀区，区内有30余所高校和100多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014年开始，海淀教委就相继与12所高校、3家科研院所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框架，明确三方权利和义务，建立大中小联合的新型教育合作共同体。

这种合作不再是挂个牌、挂个名的事，而是进入“准附属学校”模式，在中小学隶属关系和办学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高校实质性地参与中小学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师资培训和特色创建。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开放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所、实践基地等硬件资源，中小学引进高校优质学科资源。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直接参与了北外附中的特色课程顶层设计和育人模式创新，构建了以核心课程为主题，以培养学生民族精神和国际视野为两翼的特有育人模式。

北京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观给人诸多启发和思考。

如果从学生的实际获得出发，教育资源按校分配的模式就应该打破，尽管按照现有的教育设计，学生大多数时间仍在学校这一场域完成学习，但随着资源重组的深入，教育资源的流动将更为有序，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方法都将发生深度变革。反过来，对教育公平的理解将越来越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与教育规律取向上达成一致。什么是公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语中的：用平等对待平等，用不平等对待不平等。

北京基础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在政策领域是教育民生观的实现；在教育领域，则是对未来学习模式，特别是对适合学生的教育的一场新探索。仅仅机会的均等已经无法满足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无法满足现代国民对教育的要求，在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有限的条件下，个性化选择性无边界的资源供给将成为未来教育的趋势。

新的教育资源结构形成后，要使全面个性化发展成为现实可能，还需进行艰巨的改革。

培养有“趣”、有“爱”的孩子，被置于北京教改的中心

教育资源的调整、拓展、优化，将积极促进每个孩子适切的、个性的发展。

但是，儿童成长得是否健康，成长得是否有活力，还取决于我们的儿童观、人才观。北京教改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让新的人才标准蔚为风气。

这就要抓住面向21世纪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综观各国，明辨思维、人生规划、社会责任等，都被列为未来公民的重要通用素养。

这些素养的底座，其实是好奇与热爱。

然而，一些学校造就的恰恰是一群没有了“热爱”的孩子。

培养有“趣”、有“爱”的孩子，被置于北京教改的中心。

一个区域，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教育系统，如何切实关照到每个孩子的“热爱”？北京的选择，是改变中小学教育“指挥棒”的导向。

今年4月，北京考招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与其他地区不同，除了高考改革之外，北京方案的另一個亮点，是中考改革动真枪。

为什么抢镜的是中考？

有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就有了很强的“自我”。让学生认识好自己，保护他们兴趣的起点，不能始于高中。“所以，我们的考招改革，真正的着力点放在中考，重点关注义务教育阶段。”李奕说。

中考成了北京教改的一个战略支点，而“让孩子中考招生时自主选3科参与竞争，而且是用自己的优势学科、热爱的学科参与竞争”则是支点的支点。

具体而言，北京的中考中招，从2018年起，除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外，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思想品德5门由学生选择3门参加考试（每科原始分满分均为100分，所选3门科目成绩由高到低分别按照100%、80%、60%的系数折算为实际分数）。

这一方案的最大特色是赋予学生选择权：一是参加考试学科的选择权。很明显，这一“3+3”的模式，是直接对接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考试招生改革方案，但那是高考的“3+3”，中考也如此是否操之过急？“我们理解国家的高考改革方案，核心是凸显‘扬长教育，尽可能保护、发展、支持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爱好。”这样的“扬长教育”应该贯穿教育的全过程。随着高考高招改革的推进，选课走班在高中将成为常态。学科、课程学习的选择权将大大交给学生。“但这不是高一招进来之后，搞一个摸底测试或导师咨询进行现场诊断就行的。这时已经来不及了。选择一定是孩子在9年的积累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素养和基础，到高中才水到渠成。”

实际上，国外初中升高中时，就有志向陈述这一环节。志向陈述并不是空洞的，而是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

另一个是选考科目赋分权重的选择权。这是北京的一大创造。这样每个学生的优势学科就得到突出，劣势学科就得到抑制。中小学毕竟是基础教育，这样强调优势学科，会不会造成某些孩子偏科呢？其实，该方案已经规定，5门选考科目中理科必选1门，而且，相较目前语、数、英、物理、化学5门固定的中考科目，如今将所谓的“小科”历史、地理、政治也一同纳入，应该说将较好促进文理均衡。

有兴趣才会有投入，有投入才会有专长，有专长才可能有选择。

中考中招赋予学生选择权，实际上为学生的兴趣、爱好准备了发动机和燃料。

如果我们中小学用9～12年的时间，把每一个孩子的兴趣发现好、保护好、发展好，一直到他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乃至成为终生的追求，那么人才的万芳争艳、万马奔腾就是不远的明天。

学会“热爱”，这是第一步。锻造有活力、有思想且视野宽广的孩子，是北京教改的另一重任。

2014年，北京出台了《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该《意见》第一条就规定，要“切实防止教学‘抢跑，不培养‘超学儿童”，而且“小学阶段禁止统考、统测”。

这是回到教育的常识，更是要把时间、空间还给孩子，让他们的天性有自由活泼发展的可能。该《意见》要求：“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中小学校各学科平均应有不低于10%的课时用于开展校内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在他们的中考改革方案中获得了强力保证：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思想品德5门中考科目每门原始满分100分中，都包含10分开放性社会实践活动分数。

让学生走出校门，去接触不同的人，看看不同的风景、事物，与自然、社会的大天地亲密接触，将成为北京中小学的常态。

大世界成就大眼界。生活的圈子大一点，孩子的精神就强健一分。

北京近年来的中高考命题，就向“读死书”“死读书”宣战，而重在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以及解决现实复杂情境问题的能力。用“考宽”倒逼教师的“教宽”，以“教宽”促进学生的“学宽”。

从2014年开始，北京的中高考语文作文题变成大作文和小作文，题目可选择，可叙事，可议论，也可写诗。数学有的也不要求答案精确，2015年中考的一道数学题就只要求列出方程即可。

今年的春季高考，政治学科出了一道阅读材料题，说一匹年轻的千里马等待伯乐的发现，不肯屈就商人、士兵的要求，从而“失业”。阅读材料后，要求考生分析千里马“失业”的原因，并假设千里马生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政府应如何当好让“马”尽其才的“伯乐”。

“要答好这样的题，光死记硬背是不行的。还要看看电视、报纸，甚至跟老师、家长多聊天辩论。”

多读书，多关心现实，多独立思考，做有“活精神”的人，这是北京教改发出的强烈信号。

会“热爱”、有“活精神”，一个个孩子就立体起来了。

于是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更精准地促进这样个性鲜活的每个孩子的成长？北京的思路，是利用信息技术，构建面向每一个学习者的个性化教育服务支撑体系。

这一体系的基础，是提供海量的、可选择的课程学习资源和服务。目前，北京数字学校云课堂上线1.2万节中小学学科的名师同步课程、8000多节重难点突破的微课等资源。建立社会化的教育网络社群，提倡学生、家长和教师在北京数字学校自发组织开设有关学习资源。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为每个学生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他们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力量，探索构建在线学生自我诊断的“体检中心”和“化验室”；启动“学习信息推送”项目，向学生推送学科学习和青春期心理辅导信息等。

这样，学生在哪里，个性化教育服务就跟到哪里。

经风雨、见世面，让年青一代成长得健康、强大

多年来，中小学办学的封闭性问题一直没有被打破。基础教育学科之间、学段之间、学校之间尤其是校内外之间，“自成一统”现象根深蒂固。

这种封闭性的“圈养”模式，磨灭了孩子的自主创造。

我们的孩子6岁之前都有自己的追求，并会为之而不懈努力，但进入教育体系之后，尤其到高三报志愿时，大部分学生翻着报考指南没有任何感觉，志愿书上广泛地填写“服从调剂”。

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教育的边界就应该在哪里。

打破“圈养”，“把学校打开”，应该写在中小学教育的旗帜上。

北京教改的决策者，追根溯源，试图从根本上打通制约学生成长的各种“梗阻”和“断裂”，积极探索“用整座城市的资源办教育”。

关键是，如何撬动、整合校外资源，为学生成长服务？

近年来，北京陆续推出一系列中小学生课外活动，并依据学生对学习资源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而提供广泛的教育资源供给。

2014年，北京市教委推出全市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用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符合学校开展活动需求的高校、民办教育机构的教师，体育俱乐部、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机构的教练员及教师，各类专业人才如运动员、艺术家、科学家以及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等等，都可成为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活动的辅导教师。

比如，西城区推出了“城市学校少年宫计划”，以校内资源为依托引入校外教育资源，使学生不出校门便可免费享受到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两年多来，“城市学校少年宫计划”共为学生开设了101门艺术、科技、体育和传统类课程，组建了3700余个兴趣小组与学生社团。

以前，家长无不担忧孩子三点半放学后去哪儿？现在有了全市层面政府“买单”的课外活动计划，既能让孩子学到兴趣、特长，家长也不用提前请假接孩子，有效化解了广大家长的忧虑。

两年前，北京出台《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要求中小学必须有10%以上的课时在社会大课堂中进行。据此推算，中小学生每周须有半天时间在校外上课。实施“一十百千工程”，要求每个中小学生至少参加一次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走进一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至少参加10次集体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观看百部优秀影视作品，阅读百本优秀图书，学习了解百位中外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优秀品格；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千余个社会资源单位培养和聘用千名课外辅导教师，邀请千名传统文化名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进校园、进课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因此不再缥缈。

北京还在全市层面推进初中生学农教育。学农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集农事教育和农事劳动为一体，实行网上自主选课。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生均标准为每人1800元，还为每个学生上了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

专家认为这一举措“击中了当下一代独生子女学生的软肋”。2016年暑期，北京市56中的师生来到位于房山区的学农基地，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碾玉米，去羊圈打扫卫生……教师每天都把孩子们学农的照片和视频发给家长们。家长感叹：“学农教育让师生都焕发了活力，这是大自然的力量。”“这一课，不能缺失！”2016年，北京市将有1.6万余名城区初中生参加学农。

学科学习要融会贯通，也同样要到社会大课堂中。

2015年9月起，北京新入学的初一学生都要走出校园，走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与博物馆等200余家资源单位，参与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以下简称“科学实践活动”）的学习。

学生们在涵盖自然与环境、电子与控制、健康与安全、结构与机械、能源与材料等领域的1000余个活动项目中自主选择，完成每学期5个活动项目、每次2小时的科学实践活动，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时间为动手实践。

兴趣、自主是开放性教育活动的灵魂。北京不主张学校“整班”成建制地參与科学实践活动，而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让他们自主选择项目。

为保障科学实践活动资源的量和质，一方面，北京定期面向社会发放《关于征集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和活动项目的公告》，鼓励具备相关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与博物馆、企业、教育系统重点实验室、社会团体等申报。另一方面，市教委定期对活动项目资源进行评价改进，更新补充资源库。

为什么如此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我们‘逼着孩子到科研院所甚至民办机构中去学，就是要让他去新的环境，见新的同伴，培养他们迅速融入陌生环境的能力。”苟仲文说。

温室里的花是脆弱的。只有经风雨、见世面，年青一代才可能成长得健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