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六鹢退飞过宋都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吉之先见的老子丢下这句话，便西出函谷，留给孟子来不停感叹：“春秋无义战。”“义战”长什么样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吗？是一种合法而超越性的暴力吗？是人们对战争“若大旱之望云霓”，像唐诺写的那样吗—“理应在战争中最受苦的底层人们，很奇妙居然可以是欢欣的、渴求的、引颈等待并生出希望。这里有一幅极著名的如斯美丽画面流传着，不少人还相信这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比方周文王时），从而没理由不相信它仍会再度发生，那就是，战争在东边打，住西边的人们是羡慕的甚至哀怨起来，反之亦然，‘为什么不先动手打我们呢？”

如此完美到动人的美好，当然是追溯性的图景，或是永不可能实现的梦，人们最终只能陷在战争的泥沼里，慨叹人灭绝了人性，只剩下动物性。不过，这真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误解，有污名化动物的嫌疑：“大自然的生命竞争基本图像绝不是一纸杀戮史，这在今天同样已经是常识了，真正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在摄食、维持生命所需的大前提下，生物如何各自精巧地处理、避免、欺瞒、替代和限制（自我限制）冲突。”即如位于食物链最高阶的狮子，就不会动辄发动“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攻击，它们“甚至放弃猎杀太强壮的‘食物，在大自然生存受伤不起，它没有面子问题，也不会因此丧失威信引发政治风暴”。劳伦兹说得很明确：“动物的攻击性愈强，其对攻击的本能抑制力也就相对愈强，尤其同类之间几乎都止于示威、吓退、驱赶，以气味以声音以一堆仪式行为（比方横向夸大膨胀自己体形的所谓‘宽边作用）……这是生存演化的必要，否则很容易相残灭种。”

从这里看过去，我们再来体味帕默斯顿所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是否看出这是清朗的理性，而非唯利是图的乡愿之见？人的理性被利益左右，多少有点让人难堪，可这是事实，你没法跟事实较劲，就像风吹瓦片下来砸了头，你没法怨恨瓦或者风一样。设想一下，如果国与国，或者大型团体之间，真的可以把自己约束在利益的范围内，战争甚至冲突，是不是会大规模减少？

答案是不会，因为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局限在切实的利益上。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讲到“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财富有了证明以后，不但可以深深打动别人，使人感觉到这位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这个活跃的印象而不磨灭，而且可以使这位所有人建立起并保持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情。”对财富和尊荣多余的证明，就是对利益多余的显示和夸耀，这正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并不证明自己的动物性，它们只取维持它们生存的那些，而人会贴上胸毛、用过多的杀戮和暴力来强调自己的动物性。战争，差不多是人们忘记了与自己切身的利益，“发展出人类才有的生命意义、目的和其使用方法，是这样，自然的冲突才会逐步上升成有意识有目的的战争”。很多时候，人就是如此炫耀性地使用着意义、目的这些属人的东西，渐渐把这本该是荣耀的一切变成了耻辱：“人会练习，还会发明使用工具，包括各式各样杀人工具，以至于，人的冲突猎杀，遂从最难以致命演变成难能幸免。”

谁会最支持灾难性的战争呢？当然是“少数能够从战争攫取利益的人”对吧？“当政者、军方、军火商石油商等大企业以及某些脑筋心理不正常的人……战争也是一种事业，投资报酬率巨大，或者说，成本极低，成本是别人的身家性命”。故事到这里远没结束，如果只是这样，倒让人安心多了。楚康王即位五年，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却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不谷（楚王自称）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为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也就是说，五年不曾发动战争的楚康王，很担心人们“认为他是个偷懒、享乐、不积极履行国君职责的人，还是一个背弃历代先祖的不肖子孙；也就是说，更主动要攻击要作战的居然是老百姓，而不是当政掌权者，这和我们今天对战争的基本理解正好背反。”

卡尔维诺的《做起来》，很短，翻成中文不足四百五十字。说的是有一个镇子，除了尖脚猫游戏，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人们便整天聚在一起玩这游戏。有一天，官员觉得没理由再禁止人们干其他事，于是宣布开禁。可人们仍然不停地玩着尖脚猫游戏。因为无人理会政令，官员们便下令禁止尖脚猫游戏。然而，人们却开始反抗，杀死了部分官员，“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或许，卡尔维诺是用寓言的方式，讲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人们会被不良的惯性裹挟，走向某些自己未曾预料到的深渊，比如战争，“直接开打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甚至唯一选择，人丧失了可贵的多样可能，同时智商陡降”。

这寓言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怎样完善的制度设定，都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懒人一样不思不想地使用它，万灵药一样什么都使用它”，“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现在通行的、无疑该被赞美的制度，有其明确的堪用界线，界线的一边是多数，“另一边是为专业，是事物的正确因果和道理。最困难的正是这一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便是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当然，不用循例嘲弄一遍春秋及其之前的决策方式，不管是事实还是理想状态，那时对决策复杂程度的考虑，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谓予不信，请参看《尚书·洪范》“七稽疑”。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写道：“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这真是让人沮丧不已的事实—无论先知先觉的人洞察了怎样的真相，这真相却无法告知更广泛的人们，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少数智者的体力太弱，无法强制多数不智者，而且他们也无法彻底说服多数不智者。智慧必须经过同意（consent）的限制，必须被同意稀释，即被不智者的同意稀释。”于是，提前感知到危险情势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会处于极其困窘的“半间不架”局面，“有一段难熬的又像加速进行拉不回、却又像停滞窒人的特殊夹缝时光，一段不断刺激人想事情还想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光，进入到某种自我处境检视、自我反省辨析的时刻”。

然后呢，他们带着反省的成果，“个别地带着意志地通过教训、记忆、觉醒、学习、思索、判断、谈论、书写、劝导，以及更多我不知道或者人类也还不会的方式，可能还得包含祷告”，才可能让人们体察一点点危境，不会为了尖脚猫游戏就贸然发动战争。也许只有这样，才可望“减少一些战争杀戮，让人类的战争杀戮次数和强度是人还可以承受的”。

是的，又要说到练习。对战争这样极度无理性却重大到必须极其认真对待的事务，“没有一种单一性的巧妙方法，更没有那种一次解决、所谓‘一治不复乱的省力方法，只能是人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随时随地，见招拆招”，不断地练习—像孔子那样“累累若丧家之狗”，却不放过任何一个促使社会变好的可能；像子产那样几乎做对了所有事，仍然得面对每一个可能招来诅咒的具体。属人的一切，都逃不过这日复一日的辛劳。在时日里劳作，是人的本分，人的困窘，却也是属人的荣耀。

《春秋》僖公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五颗陨石落到宋国，宋国都城上空，则有六只鹢鸟倒着飞行。公羊传此，称赞记述准确，“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左传》因宋襄公视此为吉凶之兆，引出周内史叔兴一段精妙无比的议论。这些暂且不管，让我们来设想，如果这鸟是现代战争中的飞机，而陨石是飞机投下的炸弹，那将如何？是风的力量也好，是人的劳作报偿也好，只要有办法让战争倒回去，是不是很炫很酷很幸运很有想象力？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里，就让战争倒了回去，“书中的主人公毕勒，把一部二次大战的轰炸影片倒着播放”，于是，我们看到了铁鸟退飞的景象。这景象，唐诺喜欢到在《读者时代》里引过一次，在这本书里，又引了一次—

一批满载着伤患与尸体的美国飞机，正从英国某一机场倒退着起飞。在法国上空，几架德国战斗机倒退着飞过去迎战，从对方飞机上吸去了一排子弹和炮弹碎片。接着这批战斗机又对地面上残破的美国轰炸机采取同一方式，然后倒退着爬高，加入上面的机群。

这批飞机倒退地飞临一个正在燃烧中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了炸弹舱门，发出一种能够吸收炮火的神秘磁力，把吸来的炮火聚集在一种圆筒形的钢制收容器中，然后再把这些收容器收进了机舱，整齐地排在架子上。德国战斗机也装有一种神秘的设施，那就是一套长长的钢管，用来吸取敌机上的子弹。不过，美国轰炸机上仍然有几个受伤的人，而飞机本身却破损得不堪修理。

当美国轰炸机回到基地后，他们从架子上取下钢制的收容器，然后再运回美国。国内的工厂正在日夜加工，拆卸收容器，把其中具有危险性的成分取出，再变为矿物。

令人感动的是，做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妇女。继而，这些矿物被运送到遥远地区的专家手中，专家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矿物埋藏在地下，以免伤人。

接着，美国飞行员都缴回了他们的制服，变成了中学学生，而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婴儿。每个人都变成婴儿，而整个人类都在作生物学的研究，共同合作，希望生产两个叫亚当与夏娃的完人。电影里并没有这些，只是毕勒这么想。

善念进入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秋：“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赵文子，也就是后来以“赵氏孤儿”为人所知的赵武，向穆叔（叔孙豹）这用心高贵的人讲述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谨慎地表达自己减少战争的理想。赵武没有明言的前提是，晋楚争霸已逾百年，虽然仍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势力均已稍衰。作为晋国执政，赵武主动降低了各国的贡赋，并向他们示好地回报以重礼，战争已有缓解的迹象。更有利的是，庞大的齐国“崔庆刚上台得广结善缘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敌对的楚国屈建（子木）刚接掌令尹大位，赵武觉得他或许听得懂话，可以拉入自己的阵容。这个阵容的终极目标是“兵可以弭”—“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做对所有事（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那战争有机会可以真的止息下来”。也就是说，“这是个有条件也有限度的小心翼翼的现实目标，是做事情的人而不是梦想家的目标”。

这是那些反思过战争，知道世界的运行状况，却仍对这世界保持善意的人的做事方式。差不多要两年之后举行的一次会盟，此时已经酝酿于赵武的头脑里，细致，周密，带着清醒的理想色彩：“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而是人奋力想出来的一个目标，人的一次努力、寥寥那几个人带着务实判断也带着特殊意志的努力，跨国串联，试图在不该放它这样下去的现实世界拉开一个缝隙，寻求另一种可能。”

这场襄公二十七年夏举行的后世称为“弭兵之会”的重要盟会，《春秋》只记下了三十个字：“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要不是《左传》，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盟会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幸赖《左传》，我们详细知道了这段故事的原委，其“书写成果超过任何一场其他盟会；而且，不惑于道德之名，没有那些说得很顺的冠冕堂皇的话，认真、洞察、冷静，每个人物皆接近真实的样子，说着他应该会说出的话语”。

这场盟会因为不是惯例，是一种借助形式，却谁也没有预案的未来可能，因此得比以往的盟会更多些谨慎和努力。因为前景不明，参会的人，都满怀着未知、不信和恐惧。对这场盟会的态度、期许，盟会的地点选择，是不是需要在盟会上穿“防弹衣”（衷甲），自己国家能争取到多少利益，各国代表都有细致的考虑。此外或者更重要的，他们还得应付喜欢遥控指挥的、不了解具体情境的诸侯王，随时出现的偶发事件，突如其来的未知部分，有些人不知餍足的贪求心。好在，“这不是一群笨而好心的人，而是老于世故且非常专业的人，我们看到的于是不仅仅是‘有人想停止战争这个善念，而是这个善念进入到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

《左传》写这场盟会太精彩了，精彩到我不舍得在这里复述一遍，留着让人自己去读最好。善念进入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就挑冰山一角，也就是盟会的高潮一段来看吧。“盟会是否会破局的最后考验，那就是正式签字（歃血）的顺序谁先。晋方援引惯例，过往盟会皆由盟主的晋先行；楚方则说晋楚既然对等，那这回不恰恰好就应该换人做看看了不是吗？”辛辛苦苦的谈判商讨，支撑到现在，仍然是说翻脸就翻脸，真是让人沮丧。很幸运，像费城会议出现破局危机时的那种幸运，这次盟会从起意到掌控，始终是温如冬日的赵武，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他当然即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个最后难题因为晋国的迅速退让没有引爆，大会也就此平安落幕”。

赵武不是满怀着杀父深仇如林平之一样吗？他怎么不急着报仇，反而成了这场欲求和平的“弭兵之会”的实际掌控者？熟悉历史的人早知道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司马迁先讲出来的，不知是出于他自己的疏忽，还是别有所指，也或者是后人补窜，反正有些失实，有些夸张。实际情况是，赵武的母亲庄姬公主，因丈夫去世后与夫叔赵婴私通，“赵同赵括一干赵家人等联手把赵婴逐出家门……庄姬公主为报复赵婴的流放，回娘家晋君那里告状，赵同赵括以意图作乱的罪名被杀”。诛心一点，赵武不只不是受害者，还可能是受益者，“赵括赵同之死，只等于为太年轻的继承人赵武（彼时才十岁出头）清除障碍，这也许才是他母亲庄姬公主进宫搞这一场的真正用意”。

即便按诛心之说，赵武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算不上幸福，情欲和血腥的味道太重，机诈和翻覆的事情太多了，堆积到几乎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让人阴郁寡欢，或者让人心机重重，或者我们会看到凶残暴戾，“准备做坏事或至少不愿做好事的自私之人会这样，因为我童年受过苦被施暴，所以现在我有某种道德豁免权，社会还欠我、人生还欠我、你们所有人都还欠我不是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过了，没有人故意为恶，他们只是沦陷在固定的误区，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幸赖《左传》，我们有幸看到不被周围的恶事吞噬的典范：“赵武看来人格很健康，没什么童年创伤，没扭曲处没阴湿幽暗面也不把此事一生挂在嘴上。”他最终长成的样子是这样的—“有处女座倾向，平日有计算习惯，有高度务实感细节感”，他愿意在不舒服的现实里发现一个可能的目标，然后悄悄地、一步一步地往下推进，“如同人把质料很接近、看起来很像的一片自己的叶子偷偷藏入现实的树林子里，希冀不被其他人、被现实运行机制、被老天爷挑拣出来丢弃掉。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可想可做的事情有机会变多而且增加”，为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尽自己可尽的力量。

就像这次酝酿已久的“弭兵之会”，赵武的善念除了要穿过春秋一团糟的现实，还要穿过为这次会盟勤于奔走，却只是“为自己创作一座舞台，而不是一个较好的世界”的向戌；穿过处于“一种长不大的幼态持续，一种永恒的年轻，也带着年轻特有的唯我、狂暴、嗜血和抒情”，永远是“无辜的天真”楚灵王样的人；穿过那些从太多梦的理想主义者陡然转为“不信人间有梦还从此见不得别人有梦的诋毁者扑杀者”，崎岖起伏小心翼翼地来到一处地方。在那里，“人因此也不至于一直沮丧下去，沮丧到甚至决定别傻了去当完全背反的另一种人，对现实世界的一次成功欺瞒（成功携带进一部本来不容易出版的书、一条原来不会通过的重要法令云云），可以很实在地保住自己心志不掉向虚无好几年”。对世界的善念，最先获益的是自身。仍然是苏格拉底说的，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幸福，那就是行善本身，此外没有别的幸福。

那么，善念挤进世界之后，春秋是什么样子呢？“大致上，晋楚从此算是不再正式交兵，终春秋之世，也就是至少保用了七十年时间；但战争有因此停止或减少吗？好像并没有，列国依然捉对厮杀，只除了跨国联军式的大会战稀少了，晋楚两国也依然用兵不绝，只是这两强之间仿佛从此竖立了一面隐形的墙，晋楚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兼并整理。”并没有好多少，只是“国际间的气氛的确好多了，尤其晋国势力所及的北方”，辛劳的赵武能偶尔从容地参加大型的国际性宴会而已。或许，这次会盟更重要的成果，是在“弭兵之会”以前，“没人，各种大小尺寸国家的各个政治人物，认为战争这东西可能而且理应废止”。而在此之后，“因为弭兵的提出，大国如晋齐开始感受到一点压力了，意识到这个最底层声音的存在，所以弭兵是被说出来就有收获有价值的”。依然是这样，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价值。

关于这次会盟的故事，理应到这里顺理成章地结束。可是，细心的人可能早就发现了，在《春秋》的记载和《左传》的叙述之间，有个不小的矛盾，即歃血时晋楚的位置先后。事实上，是楚先签字，而《春秋》呢，要肯定赵武的作为，“所以正式的历史记录里，还是把晋赵武置放于楚屈建前面”。是这样的，“《春秋》记史，不像后代必须谨守记实天条，而是侵入性地直接‘更正某一部分事实，试图带进来一些价值，揭示一种应然的图像，或白话来说，不是此事这么发生，而是此事应该要这样发生才对”；而《左传》呢，则是“掉头回来，奋力说出来《春秋》修改之前，这件事、这些事其实是这样这样发生的”。

《左传》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反对《春秋》，而是，“《春秋》的修改事实本来是非常非常激越的书写行为，甚至还可能带着愤怒、不平、讥刺云云，并藏放着孔子特殊的心志”。当那段人人熟知的历史进入无可抵御的遗忘黑洞，“《春秋》的修改不再能被察觉出来，孔子所寄予其中的心志以及对世界的谏言也就跟着全数殒没，我们只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发生的，赵武本来就先屈建签字”。到头来，不再是《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而是《春秋》成了“一次纯粹的粉饰作业，纯粹的‘隐，人做错事做恶事我们连最后说他两句、留存人世间仅仅那一点公平都不再可能了……英勇的书写成为谄媚的书写”。明白此点，《左传》的书写企图就再明白不过了，“好恢复世人的记忆，比对出《春秋》的应然性书写，重新擦亮老师那一条一条慎重但精简的文字”。

人生寔难，把一点善念传递下来，都难免曲曲折折，甚至狼狈不堪。不过，经过两千五百年的时光，那些善念还是崎岖起伏地传递到我们这里了对吧？即使狼狈吧，也狼狈得有了风姿—“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向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