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巴金故居竟然征集到了丁聪的《巴金论稿》封面设计原稿！

陈思和与我在复旦大学期间开始一起研究巴金，历时六年，完成《巴金论稿》，一九八五年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正好三十年过去。当年开始研究巴金的我们二位，不到三十岁，到了这个丙申年，都该是花甲之人了。丁聪先生生于一九一六年，如果健在，今年正好是他的百年诞辰。

《巴金论稿》是我与陈思和出版的第一本书，对于我们，不只是学术的起步，未来写作的起点。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伴随复旦校园的美好记忆，一直留存心中。这些美好记忆，与恩师贾植芳有关，与我们两人相互信任、相互弥补的友谊有关。当然，更是与充满思想活力、文化活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三十多年过去，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而是依旧强烈。再次看到丁聪的设计原稿，当年情景又在眼前。

也巧，正好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六年，上海倪墨炎先生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主编一套“书友文丛”，分别约请我与陈思和各编一本随笔集忝列其中。我的一本为《深酌浅饮》，思和的一本为《豕突集》。各自的书中，都分别单列一个专辑“关于一本书的诞生”，收录我们在写作《巴金论稿》过程中的往来书信。

记得，我整理出思和写给我的近百封来信，将之寄还，并附信一封。这封信后来被思和引用于文章之中，为写丁聪这篇文章，我再次找出重新阅读：

中午我开始清理你给我的来信，我早就将有关信分了类，你的一整包（总有百封上下）单放着。我打开它们，打开的是一生中宝贵的一段记忆。原准备中午睡上一觉然后再仔细挑选的，谁知看了几封我就放不下了，我像和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在谈心，话真投机，在此心烦苦闷的时刻读这些信无疑是难得的精神慰藉。我是在重温旧梦—不是轻飘飘的、无意义的梦，而是沉甸甸的实在历史。我们的写作生活中，恐怕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如此频繁的、认真的通信。我已记不得当时给你的信是如何写的，但从你的信中感觉到那几年是过得多么充实和有意义，而且，那时人也比现在勤快，信写得多而且长，好像有许多东西要说，共同的意趣和共同的追求，成了这些信中最值得留恋和品味的内容。

看了这些旧信我又想起我常对人讲的话。我常说，我在复旦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良师益友”，良师是贾先生，益友当然是指你。我今天如果说有什么学术创作上的进步，首先得归于你们的帮助。在这些信中你细致地指点（包括这之前的叙谈），虽说是互相探讨，但在我其实是一种受启发、受教育。可以说，如果没有研究巴金的共同努力，我就很可能仍然是一事无成，学无成长。在研究巴金中我学会了许多本事，以后的《人·地·书》《萧乾传》都是它的自然发展，而《文坛悲歌》一书所依靠的，更多的是从贾先生、从你那儿学到的重视材料、从材料出学术观点的本事。这所有一切都记录在你我的通信中，记录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当然更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淡去。

（李辉致陈思和，一九九六年）

在《深酌浅饮》一书中，我挑选思和来信三十一封，列入“关于一本书的诞生”专辑，并写了一篇《简要的说明》。我写道：

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信。

没有文采，没有理论色彩，甚至，有的显得过于简略，仅仅是一些事务性的通告和交待。

然而，这些天，重新阅读它们，我却产生出从未有过的留恋和激动。

最初的起步最令人难忘。这些写于十几年前的信，记录着我与陈思和第一次合作研究巴金的全过程。从刚刚开始的设想，到最终《巴金论稿》出版，一本书的诞生，差不多整整六年。

这六年，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六年。六年中，对巴金的研究，充实着我的大学生活，即使在走上工作岗位，从事新闻工作之后，两个人的合作，对巴金世界的描述，仍然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信，如实地反映着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思考和一点一滴的体会。有兴趣阅读的读者，不难从中发现，我们当年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走进文学研究的领域。

……

（《简要的说明》）

陈思和在《豕突集》中，收录我写给他的十八封信，并写了一篇《关于〈巴金论稿〉写作的通信》。他在文中抒发与我同样的对于母校的美好记忆，还有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前辈和友人的感激。他写道：

李辉的话使我感到友情的温暖，其实他所感的，何尝又不是我的心境。当我从一大叠旧信中翻出他在几年前给我的信件时，同样感受到这样的情绪冲击。近些年来，我们都有了现代通讯工具，电话取代了通信，这样商量工作、互通信息都又快又简单，不用再花费时间写信。但这样一来，这种读旧信的乐趣永远也不会有了。这些旧信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只是一般的信件，但对我们来说，它与一段人生的事业、友谊、理想联系在一起，深深地烙上了我们的生命发展的痕迹。

《巴金论稿》是我们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写作的，毕业时已经成了一稿，并托人打印成油印本。毕业后我们觉得不满意，几乎又兜底改写了一遍，删了几篇，增了几篇，终于成了出书时的模样。现在看这本书仍然有幼稚和粗糙的地方，但它确实凝聚了我俩的许多心血—或许准确地说还不止我们俩，我们的妻子，还有我们的老师，也都为这本书稿的诞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也许我们当时都很幼稚，反复地修改一篇文章，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投稿，为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铅字而庆祝……尽管我们现在都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再回顾当时的情况，真有点像鲁迅编《集外集》时说的，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青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照相一样，足以自愧其幼稚，但我们也并不觉得“有损于现在的尊严”。因为我们走过的路不过是很多文学青年都走过的路。我们所幸，一是在复旦大学遇上了贾植芳这样的好导师；二是遇上了王信、陈骏涛、牛汉、林乐齐、廖宗宣等这样一批好编辑，这些通信的发表，正是对所有在我们进步的道路上提供过无私帮助的长者、朋友，表示我们真诚的敬意。

（《关于〈巴金论稿〉写作的通信》）

看到丁聪的《巴金论稿》封面设计稿，我不能不回想当年写作此书的难忘过程。

请丁聪为这本书做封面设计，也是一种缘分。

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走进《北京晚报》，虽从事媒体工作，但《巴金论稿》的后面部分论文的写作，我们继续进行。

我负责采访文化界，包括美术领域，很快就与丁聪先生认识。应是在一九八三年左右，大学同窗、报告文学作家胡平从江西来到北京，希望我能推荐几位适合写的人物，我当即推荐了丁聪—著名漫画家、“二流堂”人物、北大荒劳改右派……一生具有传奇故事，“文革”结束后，他的漫画创作，以其尖锐的讽刺性而进入一个新高潮。我陪同胡平，第一次走进丁聪、沈峻夫妇家中，当时，他们住在魏公村北京口腔医院后面的单位宿舍，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们的采访，由此开始。很快，胡平完成丁聪报告文学的写作，这也是最早叙述丁聪人生的作品之一。

一九八四年，我编辑晚报“五色土”副刊，新开一个栏目“居京琐记”。我邀请居住在北京的五十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每篇文章配图。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我对同事开玩笑说：撒一张大网，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记得在约稿信中，我写道：“文章可长可短，题目可大可小，风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写，或点评，或抒情，或讽刺。”我的想法是，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现实问题，甚至针砭现实，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而丁聪也满口答应为之配插图。以韦君宜的《京沪生活优劣论》为开篇，“居京琐记”专栏在随后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冰心、冯至、萧乾、胡风、卞之琳、吴祖光、端木蕻良、吴晓铃、臧克家、冯亦代、吴冠中、董乐山等百余位作者的文章。有丁聪的参与，“居京琐记”专栏文与图相得益彰，版面更显生动。

同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巴金论稿》，令人喜出望外。我们的责任编辑之一，是武大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的李昕兄，他后来说，这是他到出版社后经手的最初几本书之一。在与编辑商量封面设计时，我提出，可否请丁聪出马，大家赞同。

丁聪与巴金也是有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曹禺将巴金的《家》改编为话剧，公演时，其海报便是由丁聪设计。八十年代初，他又为巴金短篇小说《月夜》画插图。我们聊天时，他不止一次谈到对巴金提倡“讲真话”的敬重。我找到丁聪，说明缘由，他当即答应。

很快，丁聪完成设计，我前去取回。他画的是一幅巴金肖像漫画，他的笔下，晚年巴金低头沉思，传神地表现出写作《随想录》期间巴金那种忧郁痛苦的精神特征。我将原稿送至出版社，美编基本根据丁聪思路，最终完成设计。此次收集到的原件，在茅盾《蚀》封面打样的后面，美编写到封面设计的印制要求：

制版说明：

《巴金论稿》：大32开。

1.第一套版：假金色，包括封、面上头像好的线框（编按，原文如此）、书名字下边一条线，和书脊上的长条块，参照效果图制版。

2.第二套版：黑版，作者头像为黑版，套准第一套版参照效果图制版。

（编者名和社名等排铅字）

后来出版的《巴金论稿》，封面、书脊等效果，与“制版说明”基本一致。

《巴金论稿》一九八五年出版，拿到书之后的兴奋难以言表。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封面设计，可谓上乘之作。

许多年里，我和丁聪夫妇的交往从未中断。我为他编写过一本画传《画卷就这样展开》，收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拿到画传，他在扉页上为我题跋如下：“编了一辈子画报，终于有人为我搞了一本画册。谢谢你，辛苦了！李辉。丁聪，八十有五。二○○一年秋，北京。”那天，是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我请方成、谭文瑞、姜德明、陈四益、汪家明、杨进等友人也在书上签名。难得的是，高莽先生当场在衬页上为我画像，还写了一段风趣的题跋。

陈思和直到《巴金论稿》出版整整二十年，才得以与丁聪见面。二○○五年十一月，在巴金去世一个月之后，巴金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嘉兴举办，会议邀请丁聪夫妇、黄苗子夫妇、邵燕祥夫妇等出席。会议期间，嘉兴图书馆举办巴金生平展，其中一件展品，便是丁聪当年为《巴金论稿》一书封面所画的巴金肖像。参观展览时，两个作者与封面设计者站在画像前，留下难得的一张合影。四年之后，二○○九年五月，九十三岁高龄的丁聪因病去世。这次见面，便成了陈思和与丁聪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见面。

重见丁聪设计原件，引发一连串的记忆和感怀。谨以此文表达思念，献给丁聪先生百年诞辰。

二○一六年二月十九日，雨水时节，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