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平

不知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关露。

记得一位朋友告诉我，二○○五年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那篇《想念关露》被他偶尔看到了。那天，他刚看了个开头就被喊去开会。他揣着杂志走进会议室，在座位上悄悄地打开，就那么一口气地看完了，不知不觉眼里竟然溢满了泪水，全然不觉身旁的人在争论什么……我的那位朋友是一个对工作严谨认真甚至有些较真的人。他们召开的科研管理方面的会议常常只有十来个人参加，研究的问题通常也非常具体。在那样的场合能够把一篇文章看完并且被打动，很不容易，大概除了我的文章写得还行以外，更重要的是关露的人生经历实在太令人唏嘘感叹了，她牵扯着你，叫人不忍轻易放下。那以后，我还几次接到出版界不曾谋面的学者传来的信息，他们希望我再写写关露。我还能写什么呢？事实上，讲述关露的书已经出版了一些，而我与关露的接触毕竟是短暂的……我知道，他们同样也没有把关露放下。

时间如流水般地逝去，在过去的那些忙碌日子里，我还是会时常想起关露。那一幅幅图像，排列起来，静静地在脑海中闪过，好像连成了一部旧电影，无声的，但每一个镜头都十分清晰生动。

我想起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和关露同住一室的情景。那不长不短的十几天，我们十分快乐。常常在各自忙碌了一天后，我们的房间里充满了笑声。我喜欢听她的笑声，她笑起来仰着头，咯咯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一个小姑娘。后来，每当我想起她的笑声，总是暗自思忖，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灾难痛苦的人怎么还会有如此恬美的笑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我开始在那镜头中琢磨出更多的味道。那时候的我毕竟太年轻了，对许多事情都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这后来被人说成是大大咧咧）。我只知道兴冲冲地跟着荒煤老去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觉得那自然是一件长见识也很好玩的事情，而我的任务也非常简单，就是帮助荒煤老收集资料。记得报道时，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大会秘书长诗人李季，他的热情诙谐让我格外高兴。接着，我就见到了和我同屋的关露。对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人的成就，和曾经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务总部的惊人故事我早有耳闻，对她后来的不幸也知道一些。见到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我充满了新奇和兴奋。那时候开会大都两人同住一室，我虽然对会务组把我与这样一位老人安排在一起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多想。过后仔细琢磨，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个安排对关露来说是有些不公平的。在一个历来都极其讲究等级层次的体制内，谁和谁同住、谁和谁同车、谁和谁同桌吃饭甚至就连谁和谁同坐都是一种身份地位和名誉的象征。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就斐然的诗人，本应该和她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住在一起，而关露却和我这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工作人员同屋。这本身就有些蹊跷。事后，我听荒煤老说起，关露能够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已经很不容易。她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没有下来，是否能参会也有不同意见，是夏衍等老人为她说话，才终于来了。我忽然悟到，大概在安排她与谁同住的问题上会议的组织者也费了些心思吧，和那些颐指气使的女作家在一起，还是和那些忙得脚不沾地的会务人员在一起？显然都欠妥当。估计就在这时有人想到了我。不知这事会不会和会议大总管李季有关？每当想起这些来，我的眼前就浮现初见李季的情景。他放下电话，转身快步向我走来，咧着嘴快乐地笑着和我握手并主动介绍自己，除了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除了他知晓以后会常和我打交道之外，我暗想，说不定他也在为我解决了他的难题而高兴呢。

当我回望那段日子的时候，我知道，对于关露来说，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时间点。历史好不容易翻开了新的一页，周围的新老作家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而她焦急等待的那一纸平反书还没有到来。没有人能说清楚她这个由街道管着的人的情况，她仍旧是一个让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对待的人。一个不是以自己的成就资历，而要依靠别人“说话”才能与会的人。当有的女诗人高声朗诵着“我们这支队伍”的诗句时，她还是一个站在队伍边缘无法跻身其中的人……这种饱含期望又充满困顿焦虑的心境在很多年后当我读到她给一位友人的信时，才更加贴切地体会到。

这是关露一九七八年三月写给梅益的信。据梅益老说，一九七七年自己还没有被解放，但已经有了行动自由。一日，听朋友说关露一个人住在香山，便立即和那位朋友一起前往探望。那天相会的情景给梅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谈了很多，没有更多的怀旧和诉苦，主要是商量如何帮助关露改变当时的处境。关露见到他们分外高兴，一直拉着不让走，梅益叹息道：“看来她实在太孤独了。”正是从那时候起，他们恢复了往来。尽管梅益当时的情况并不好，但他还是自觉地把帮助关露改变处境的责任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一九七八年春关露写这封信时，经历了“文革”劫难的梅益已经走上中国社科院的领导岗位，百事缠身，但他仍旧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朋友施以援手。我每次在社科院里见到他也总为他表面的严峻和内里的诙谐真实而感到惊讶。后来我知道了，梅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受组织委托和关露发生过联系，抗战胜利后身背“汉奸”罪名的关露被国民党通缉，也是梅益设法把她转移到解放区，动荡年代的遭遇使他深知关露的不易，也就更加同情关露的不幸……我常想象他们曾经共同有过的战斗岁月，正是这血与火的经历凝结出的情意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相信对方，也正是这青春年华的纯洁友谊让梅益对自己的老朋友念念不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关露总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托以希望的人。尽管这朋友也只能在一个巨大的政治齿轮的运转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露在给梅益的信中写道：

梅益同志：

我已在春节后（二月十九日）在和平宾馆看见了王阑西同志。他十分诚恳，十分热情。我对他说了我的状况和希望之后，他叫我写份材料给他，他为我转到中央组织部去，并且还要为我说几句话，可是我在上月二十一日回到香山就患了很重的感冒，一连二十天不能看书，不能拿笔，甚至于好些天不能吃饭，起不来。因此这份材料今天才写好，准备寄去。（可惜没有机会先请你为我看看！）你对我的深切的阶级友情，我十分感谢！早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况，免除你的悬念，也因为生病，不能写，所以迟至今天。

关露 三月十九日

从信里可以看出年逾七旬的关露孤身一人遭遇病痛后的艰难处境，也可以看出香山会面后，他们总算商量出了一些办法，并且开始行动了。王阑西是关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电影局工作时的负责人，又是梅益的熟人，在解决关露身份、改变处境的问题上或许可以帮上忙。然而，这行动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关露的材料递上去后没有任何回音，看不到希望的她再次陷入焦虑和无助之中。

在另一封给梅益的信中她倾诉道：

我虽然有些病，但我思想健康，情绪饱满，我认为我还能够并且应该为党工作。螺丝钉不能生锈。我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边。

……信写到这里，文化部政治处来了信，说关于我的问题，要按照国务院即将颁布的关于对老弱病残处理的条例办理。叫我等着。

我有些纳闷，我算是一个老干部呢，还是一个普通的老弱病残呢？你说我该怎样办呢？中央组织部的老干局又管哪些人呢？

关露 七月十二日

她终于说出了埋在心里的话，我是一个什么人？

这是一个纠缠了她四十多年的问题，一个当初她从未想过，却从接受了组织任务、打入敌特机关起就成了问题的问题。当她穿着旗袍化好妆冒着生命危险出入特务机关的时候，当她现身在日本人的轮船上远赴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时候，当她卸下伪装转移到解放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自己爱人的时候，当她两次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这些就都成了问题，像噩梦一样纠缠不已。其实，这样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在梅益看来应该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一九三九年冬组织上交给她的秘密任务是审查她的历史的关键问题”，“当事人都健在”，她可以“向那位领导同志说明在那一年那个月那一天，在香港的那个酒店交给了她什么任务”。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裹挟在潘汉年的案子里两进秦城监狱，每次都是有了结论才出来，但仍旧身份不明，还要等待另外的结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便她不再被指为“汉奸”，但也不被承认是为党工作的“老干部”。或许，还是文化部找到的“老弱病残”这个中性词最适合于她。没有政治色彩，不红亦不黑。但这个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称谓却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我到底是谁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丝毫含糊，深入虎穴也好，在自己人的监狱里挨打也好，她始终顽强地认定自己是党的人，是党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不能生锈”，还要时刻准备着为党工作。她坚守着这个信念，直到一次次灾难过去，直到周围的人都得到解放获得新生，组织上却告诉她，她只是一个“老弱病残”而已……她的心感到了悲凉和无助，她在信中向梅益求教：“我该怎么办呢？”她的老朋友曾经天真地以为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并亲自为她代笔写信给那位决定了她命运的中央领导，希望能够给有关审查部门一个证明，但寄出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除了叹息，只能无言。

这便是当年我遇到关露时她的尴尬境遇。然而，文代会上的那个安排却使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对于关露来说，和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在一起，似乎也显得更加轻松。或许她不需要面对别人迟疑的目光，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戒备。我看到她的一位老朋友回忆第四次文代会上见到她的情景：“发现关露变得很沉默，不大爱讲话，好像对许多事都很冷漠，反应也迟钝了……”这却不是我的印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快活，也喜欢说话。印象里最深的还是她的朗诵。她给我看她正在创作的长诗，一段段地朗诵给我听。有时候，我说点自己的肤浅感受，她会修改词句再朗诵给我听。那些充满激情的诗句常常响在寂静的夜里，有时我已经进入梦乡，醒来还看见她在灯下推敲诗句。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她的长诗并不是很欣赏，总觉得不如三十年代她写的诗，个别句子还流于口号。此时，正值“伤痕文学”兴起，人们暴露昔日的苦难，渴望人性的回归，若以她的真实经历写出来很可能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作。我多次鼓动，她似乎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也绝口不提她在监狱里所受的苦难，这是不是和她当时还没有得到结论有关呢？我不知道。总之，我几乎是在她的充满激情的长诗陪伴下度过了十几天，也不能不为她的真情所打动。那些天，也有不多的人来找她，偶尔碰到，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是低低的，多少带着一种压抑，那时，关露倒真的显出了一种沉默和迟钝。

“螺丝钉不能生锈。我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边”，这是关露发自内心的声音。她需要工作，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投入到写作中去。几十年的时光无情流逝，她多么不甘，多么希望重新歌唱。也正是在她给梅益的信中，我看到她开始热情地帮助梅益的那位朋友修改电影剧本了。从故事的结构到人物到矛盾冲突都颇费心思，极力想要发挥自己的一份能量。

她的诗我最终没有看到发表，她的身体却在等待的煎熬中一天天垮下去。而她的老朋友梅益也只能在她身患重病时，站在医院嘈杂的走廊上给她以安慰和鼓励，在她孤苦无助实在无法支撑下去的时候设法帮她弄到一间小房子让她得以栖身……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几年后，在天天盼，度日如年的等待中，她终于等来了那一纸结论。深知其中曲折的梅益感叹说，在潘汉年的问题还没有公开平反的情况下，关露能得到这个结论恢复名誉是多么不容易啊！但这一切毕竟来得太迟了，她已经数病缠身，再也无法拿笔写作，一个备受冷落备感寂寞的人，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常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有着如此顽强意志、如此执著热情的人在光明来临之际却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呢？是病痛，还是其他？我不知道。

我又想，一个连死都不怕，对人生已无眷恋的人还需要那一纸结论吗？我也不知道。

或许，这都是她留给我们的谜了……

上个世纪末，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了日本学者岸阳子。她发言的题目是沦陷时期上海女性的故事，讲述的主要内容却是关露和那个同样让关露遭受到污名的杂志《女声》。她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作家佐藤俊子创办这份杂志的背景，以及她希望淡化战争，解决女性日常生活问题，协助中国妇女实现自立的初衷。而受组织派遣佯装变节打入《女声》内部，试图和日共党员取得联系的关露，在这一点上却和佐藤俊子“不谋而合”。

岸阳子的发言把我重新带入到那个暴风雨的年代，让我看到刚刚脱离了七十六号魔窟的关露面临着怎样复杂的局面，又怎样在曲折迂回中尽力地做自己可能做的事情。

岸阳子说，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有一份《女声》杂志创刊。它积极倡导妇女解放运动，揭露妇女们被欺压的社会现实，主张妇女走向社会，投入抗战洪流，后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批判，经费上也出现了问题，被迫于一九三五年停刊。那时候，身为共产党员的关露曾经试图接手，但没有成功。而一九四二年关露协助佐藤创刊的第二个《女声》，不仅刊名，就连封面上“女声”两个字的字体、版式设计等等，都无不酷似第一个《女声》。岸阳子认为，其实这一切连同佐藤俊子在内的日本人是不知情的，却显示了关露暗藏的要继承因主张抗日而被迫停刊的第一份《女声》的意愿，并用“盗用”这种形式暗暗向读者转达着这份决心。

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在背负着组织的秘密任务，稍有不慎便可能引来灭顶之灾的复杂环境里，关露机智地摸索着“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她用了好几个笔名，不停地写下了评论、小说、翻译、剧评、电影评论和采访报道等，几乎每一期都有她的文章。”她负责编辑“读者信箱”栏目，通过解答读者生活上的问题为处于困顿中的妇女们指点迷津；还以征集读者来稿、有奖小说征文等形式征募稿件，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女声》发行的三年间，刊物从未脱期，发行量有时甚至超过了一万册。而关露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许多都是谈论女性解放的。

不仅如此，即便在关露作为《女声》杂志社的副主编不得不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她还是巧妙地把日方派给她的“大东亚共荣”题目，换为“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并以自己头痛发作为由，通过“一个神经有恙的人的眼睛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描写成一幅幅戏虐画”。实际上，她“没有将任何一条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精神传达给读者”。岸阳子认为，关露从打入《女声》时就暗自发誓，绝不写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或者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对于这一誓言，她始终没有违背。在这个过程中，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佐藤俊子也给她以保护，尽管对她的身份有所察觉，也并未追查。一九四五年春佐藤病逝，关露更加孤独地坚守着刊物的编辑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女声》停刊。不久，第一份《女声》复刊，主持人在得知自己的杂志被冒名使用后，对昔日抗日女诗人流露出的愤怒和鄙视溢于言表，在复刊《后记》中对关露进行严辞责骂。岸阳子感叹：关露的心声，偏偏没有能够传达给最想传达的那个人。岸阳子叹息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听讲演的我却想着我所认识的那个关露。在敌我以血相见的年代里，关露暗藏的心声无法传达到人们心里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可是后来呢，当胜利终于来临，当人民摆脱了侵略者强加的苦难，当自己忠心耿耿为之效力的党掌握了政权以后，关露的心声为什么仍旧无法传递给她最想传达的人？她为什么总是过着不幸接着不幸的日子？这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了！

岸阳子的研究让我感动。她对往事的精心耙梳，对细节的佐证剖析，对历史脉络的缜密推论，都使我钦佩。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她的那份对历史的公正态度，对昔日苦斗之中的勇士的敬佩和贴近让我在感叹中又有了一些欣慰。

那次会上，我和岸阳子有过一次面谈。她听说我曾经和关露的相识相处感到分外惊喜，细心地向我打听一切，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在她的细致和执著中暗暗地有种说不出的愧疚……那个晚上，我们说着远去了的关露，那个对于她对于我对于许多人还不能放下的关露，觉得历史真的离我们很近也很远。

我们真的了解她吗，她的热情，她的爱，她没有说出来或带走的故事，还有她的失望和哀伤。冥冥中，我好像又听到她的低语：我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