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路良（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基于群体案例的高校廉政风险聚类分析

齐路良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 要：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规范高校办学行为、办人民满意教育，推进依法治校、实现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要素，促进高校科学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高等院校廉政风险的群体案例为研究对象，对群体案例进行编码及文本分析，构建了高等院校廉政风险典型案例的概念图谱及主题聚类、共词分析以及腐败关联性分析模型，凝练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关键点及重点工作。

关键词：群体案例；高校廉政风险；聚类分析

高校肩负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抓好廉政风险防控保持校园风清气正意义深远。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已毋庸置疑，部分高校在重点领域、对关键环节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完善程序、广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规范权力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高校系统腐败土壤并未根除，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每年教育系统查处的腐败事件中高校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后勤、基建、采购、招生、财务等部门和环节腐败依然易发多发，科研经费使用的违纪违规现象和学术腐败甚嚣尘上，廉政风险防控在理论和实践上仍需进一步深化（吴晋生，张继坡，2010[1]）。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形式日益多样，高校学生和教职工的数量、资产购置、基建投资规模、教学运行以及科研经费总量都有了大幅增长，高校领导干部处置人、财、物的权力越来越大，其面临的廉政风险也越来越大。部分高校开展了以防范廉政风险为核心内容、以风险排查为重要手段、以制度建设为主要途径、以预防腐败为根本目的的廉政风险预防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仍未明显下降，令人担忧，部分案件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相当一部分是单位“一把手”，让人触目惊心（熊孟强，谭小军，2011[2]；Hakhverdian，Armen May ne，Quinto n，2012[3]）。进一步完善高校反腐倡廉惩防体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文章试图对于高校廉政风险的典型规律展开研究。

一 高校廉政风险的典型案例基本情况及案例编码

案例1：高校招生贪污受贿案

2004年高考录取工作开始以后，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向当地报社反映了高考录取受贿事件：不久前，他的孩子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在此之后却收到了一位自称是该校招生人员的电话，要求考生家长入学前需先交10万元才能获得入学通知书，否则退档不能入学。该考生的家长听了后果断在电话中拒绝“先交费再提档”的要求。然而就在两天以后，该学生查询自己的档案，发现已经被该校拒档了。迫于无奈学生家长决定同意先交10万元所谓的“提档费”。

经检察机关的调查，向该名考生索取高额“提档费”的均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其中包括该校计算机系副教授××冰，学校所属公司的员工××平，以及汽车工程系教授××峰。同年三人总共收取除该名考生以外，其他各省市考生合计费用55万元。

案例2：高校采购贪污受贿案

2004年四川省检察机关接到举报，对各大高校教材购买与销售情况进行了缜密的调查。通过调查，教材书商贩涉及各大销售商（出版社）、校园周边书店、以及在校学生等，四川省检察机关相继侦破10所省、市级重点高校在教材采购与销售环节的贪污与贿赂案件，多人涉嫌私吞采购公款、收受贿赂以及挪用公款，其中重大贪污受贿人员涉及共42人，包括高校行政级别县处级干部13人，高校副教授职称以上14人，涉案情节严重，金额巨大，总金额高达1000万元。

案例3：高校职务犯罪案

天津××大学属下的一所名为天津×××××集团有限公司的校办企业，该校办企业的总裁杨××于其任职期间，多次将公司公用经营款项私自挪用，并多次伪造相应的会计凭证，隐瞒挪用款项的真实用途和资金的流向，导致该校办企业的大量资金流失。其公款私用涉及金额巨大，造成挪用公款及伪造凭证的情节十分严重，构成了渎职罪。

案例4：高校工程建设“钱权、权色”交易案

2010年安徽省的检察机关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有部分高校在其基本建设领域内存在贪污贿赂的情况。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查处了4所高校的多项工程建设当中的贿赂情况。其中涉嫌受贿的人员当中，副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3人，涉及金额巨大。在调查过程中，被查处的四所高校的建筑招标均走形式化流程，缺乏监管部门和监管力度，此外，部分涉案人员还通过钱权和权色交易获得更大的收益。

案例5：“软硬兼施”腐败预警案

广州壮族自治区某高校行政监察管理人员钟某坚信高校管理工作当中必须实行软硬兼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态度，才能真正管理好高校的腐败不正之风。他曾义正言辞的说到，“只要是触犯高校行政规定，任何人违纪违规都必须得处理，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钟某坚信，高校的廉政管理如同任何一个企业的廉政管理一样，必须当软则软，当硬则硬。

上述选取的五个案例，来自于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些高校廉政风险的典型代表，从五个不同的侧重点，即高校招生贪污受贿、高校采购贪污受贿、高校职务犯罪、高校工程“钱权、权色”贿赂、积极正面的腐败预警，体现当前高校廉政风险的危害与控制风险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将对以上五个案例的高校廉政风险进行案例编码和文本分析。

通常，编码是对样本类目和分类单元进行分析和确定的过程，它是内容分析法的一个特有手段和工具，而内容分析法又是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编码它能够保证内容分析法得出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即如果编码是客观的，那么内容分析法所得到的结论就可能是客观的。而文本分析通常代表文字挖掘和信息检索的一个过程，即是从一大堆无序信息排列的文本中，选取所需要分析的文本特征词和关键词进行量化的分析，通常可以将无序排列的大量原始信息转化为可以简洁化、抽象化、结构化的量化文本。

依据编码的特点和文本分析方法的优势，对上述五个高校廉政风险的典型案例，进行文本的编码并列出具体文本信息，如下表1所示。

表1.高校廉政风险群体案例编码及文本信息

上表中，R是Risk（风险）的首字母缩写，A是Admission（招生）的首字母缩写，P是Purchase（采购）的首字母缩写，D是Duty（职务）的首字母缩写，I是Infrastructure（基建）的首字母缩写，W是Warning（预警）的首字母缩写。

根据文本分析法的特点，即归纳总结文本内容中特定词汇的关联图谱、主题词及共词规律等，选用国际通用的文本分析软件T-lab9.1分析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由于该软件不能识别中文，故先将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逐句翻译成英文，再进行T-lab9.1软件分析。

二 高校廉政风险的群体案例文本分析

（一）高校廉政风险群体案例模糊聚类

群体案例的聚类通常是将所选取的案例，根据特定的方式确定其亲疏关系从而划分等级、类别等，而群体案例的模糊聚类则是用模糊数学的方法把案例样本之间的模糊关系准确客观的进行聚类。

高校廉政风险典型案例的概念图谱及主题聚类。借助T-lab9.1软件，本研究将可获取的最大聚类数限定为4，文本单元的最小共词频率设定为 10。针对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的概念图谱功能、成组共词分析以及亲疏关系等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概念图谱和主题聚类如图1。图1基本上较为直接地给出了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文本的概念图谱，该概念图谱所反映的是廉政风险五大典型案例文本中与各个核心主题关联性相对较高的高频词汇聚类结果。

图1.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的共词分析与概念图谱

（二）高校廉政风险典型案例的共词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高校廉政风险规律，本研究对corruption和university的共性展开研究。运用T-LAB9.1文本分析软件的共词分析功能，定义A=corruption，B=university，对于高校廉政风险的五大典型案例来看，其中出现的“腐败”与“大学”两个词展开共词分析，其结果如图2所示。图2中，红色表示与“腐败”共同出现的频次，蓝色表示与“大学”共同出现的频次，绿色表示与“腐败”和“大学”同时出现的频次（包括前后均出现的情况）。

图2.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典型案例中“腐败”与“大学”的成组共词分析

由图2高校廉政风险典型案例中“腐败”与“大学”的成组供词分析可知，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关联性最高的词汇为 college，反映了高校腐败在学院型高校中尤为普遍。高校是指能够为公民提供高等教育的院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高校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档次。

由图2所示，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的成组供词分析结果还表明，不考虑case、year、education、million、yuan等直接与高校腐败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词汇外（包括腐败的主体、时间、目的等），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之间存在着相对较高相关性的词汇还有student、kickback、investment、equipment、management等。其中student反映了高校腐败危害的主要利益主体，即学生。kickback、investment、和equipment反映的是腐败行为所产生的途径或者方式。仅在本研究所选取的5个典型的高校腐败案例中，我们已多次发现高校相关岗位工作人员收取回扣的行为，例如私自截收和侵吞书企对学校的返款款项和回扣；与多家书商私下协定购书事宜，收取巨额回扣等等。Management表明高校腐败行为主要产生在管理岗位上，尤其是行政管理的岗位之上。

（三）高校廉政风险典型案例的腐败关联性分析

将上述5个典型案例的文本内容导入T-lab9.1软件，并通过应用该软件所具备的供词分析功能，设定供词频率门槛值为X，由此得到关于“腐败”的关联图，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腐败”位于中心位置，与“腐败”相关词汇位于其四周，它们之间的距离长短不一，距离“腐败”越近，说明该词汇与腐败的关联性越大。

图3.腐败关联图

由图3可见，除campus、college、university等与腐败发生的高校所处层次直接相关的词汇外，其他词汇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高校腐败的主要类别、高校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及高校腐败监管的具体措施。Management反映的是行政管理腐败，而education反映的是学术腐败。Kickback、purchase、equipment等词语反映了高校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即回扣，以及回扣发生的主要方式。Process反映了预防高校行政管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在于对高校廉政风险的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化和规范化管理。Case、investigate、report等则反映了针对高校腐败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高校腐败的case不计其数，学术界应加强对高校廉政风险案例的调查研究，以探索廉政风险发生的内在作用机理，给予高校以及政府部门一定借鉴以及启示作用；而高校则应该分析探讨本校之前所发生的腐败案例，积极总结风险预防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进工作。针对高校自身来说，除了要对腐败案例进行分析调查之外，还要对廉政风险预防工作及时的进行反馈和报告，让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理解并主动地融入到反腐工作中去，形成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自我监控和群众监控。

三 高校廉政风险的群体案例模糊聚类结论及管理启示

（一）高校廉政风险的群体案例模糊聚类结论

1.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关联性最高的词汇为college，反映了高校腐败在学院型高校中尤为普遍。高速成长的环境既增加了学院型高校腐败的机会，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措施的不完善为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刺激力，外加上廉政风险的“无用论”、“抵触论”、“形式论”以及“无关论”的蔓延，在这些内外要素的作用下，腐败行为更易在学院型高校中发现自己滋生的温床（牟丹，2012[4]）。从而，相对而言，腐败在学院型高校中更为猖獗。从微观角度出发，高校的廉政风险重点在于抓住关键性环节、关键性岗位以及关键性流程，而从宏观角度出发，廉政风险监管亦要根据高校的具体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某些廉政风险高发性的高校进行重点监控。由于学院型高校自身的发展特征、发展周期、所处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学院型高校的廉政风险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高校风险较高，从而从外界媒体、专门监督机构、监察机关等角度出发，它们应加强对学院型高校，尤其是那些处于高速成长的学院型高校的监控。从学院型高校自身的角度出发，它们首先则应该端正自身的廉政风险态度，用改革的方法完善廉政风险预防监督机制，构建贪耻廉荣的、反腐人人有责的文化氛围，并最终形成行政管理人员、教学人员、科研人员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自我约束以及外部监督（李进宏，2011[5]）。

2.在不考虑case、year、education、million、yuan等直接与高校腐败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词汇前提下（包括腐败的主体、时间、目的等），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相关性处于第二位的词汇为student。student既体现了高校的最终目的，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也体现了高校的腐败行为最终损害的是学生的利益。从一般意义的学生角度出发，腐败行为极有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或者教育资源的浪费，在既定教育资源供给量前提下会抑制学生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高校腐败不仅降低了教育的质量，而且降低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Rumyantseva，2005[6]），同时还提高了学生受教育的成本（Whitsel，Christopher，2011[7]），增加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性，降低了学生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最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负面影响（AraratL.Osipian，2009[8]）。从教师这一特殊层次的角度出发，高校腐败会影响高校教学和研究资源的合理分配，影响高校腐败会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长远来看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3.与corruption相关程度很高的两个词汇分别为education和management，反映了高校廉政腐败主要分为两种，行政管理腐败以及学术腐败。相对而言，当前我国高校的腐败在行政管理领域内形势更为严峻，这与高校权力结构中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赵祖地，杨鹏，2013[9]）。招生录取、基建项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校办企业和人事管理等事项的各个具体环节主要地由行政权力所支配，是高校廉政风险的多发领域。高校行政管理岗位风险的高发性告诫我们要加强对行政管理岗位的监督管理，尤其是那些关键性的岗位的监控。高校腐败主要以行政管理腐败为主，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学术腐败。相反学术腐败与高校的特质联系紧密且近些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而越来越受关注。

（二）高校廉政风险的群体案例模糊聚类管理启示

1.与corruption相关程度很高的两个词汇分别为education和management，这一结论启示我们针对高校腐败的预防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管理腐败的预防，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腐败的预防和治理，而在于全员性、全方位、全过程、系统性地杜绝学术腐败和行政管理腐败。从全员参与的角度出发，高校高层管理者的廉政风险认知、风险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因素，中层管理者执行能力、执行方式、沟通方式、沟通技巧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廉政风险认知、廉政风险态度等等方面均会影响到高校廉政风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很有必要对高校的各类工作人员开展廉政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在教育对象上要突出重点、分清层次，在教育方式上要创新教育培训手段和培训机制，在教育内容上要正反典型教育相结合，防止腐败风险教育形式呆板、内容空洞和方法教条现象的发生，切实提高教育实效。要将廉政风险教育主动纳入廉政教育统筹推进，主动与警示教育、党性党风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DiTellaR，SchargrodskyE，2003[10]）。实际上，研究发现让曾经犯过错误的人员，现身说法，能够带来良好的警示效果。廉政教育还能够促进廉政文化的形成，廉政文化能够对师生员工的行为和目标进行规范制约、调节整合以及引导激励，从而构筑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的坚固防卫。

2.学生在高校廉政风险中的最终或者终端利益相关者地位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充分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维护学生的利益，善于发挥学生在高校廉政风险监管中作用（张金刚，孙郁，2012[11]）。高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高校腐败的发生会对高等人才的培养产生直接的危害作用，不仅仅对大学生思想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消极影响，而且通过减少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对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的提升也会产生直接的阻碍或者妨碍作用，危害了学生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具体说来，腐败会损害高校的形象，进一步削弱高校的功能，腐败的滋生还会破坏高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物质基础，因为腐败首先是公器私用、权力寻租，直接破坏制度、挑战公平，加剧高校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另外，高校的廉政风险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一个领域或某个环节的腐败行为会引起另一个领域或环节产生腐败，出现溢出效应，导致腐败蔓延，对于正在形成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学子而言，有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高校腐败现象也会导致社会对高校的期许降低，腐败频发的高校培养的人才也难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尊重和重用（陈海波，2013[12]）。

3.与corruption和university关联性最高的词汇为college，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微观角度出发，高校的廉政风险重点预防在于抓住关键性环节、关键性岗位以及关键性流程，而从宏观角度出发，廉政风险预防亦要根据高校的具体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某些廉政风险高发的高校进行重点监管。之前学术界针对高校廉政风险的研究当中，对高校廉政风险的重点预防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例如陈士林等（2011[13]）指出校廉政风险资源有限，因而需要采用重点反腐的策略，对关键性环节和重点领域的腐败进行重点治理。李燕凌等（2011[14]）指出高校腐败的重点环节是腐败监管工作的切入点，应以权力制约和规范为核心，对权力集中的岗位和关键性环节进行重点监控。贺丽君（2012[15]）对高校廉政风险重点预防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其指出对于那些对学校发展和声誉有重大影响，并且风险级别较高的重点环节（干部选拨、专业测试、职位评聘等）、重点对象（具有审批权、人事权、监督权的岗位）以及重点领域（招生录取、物资采购、基建工程等），要加强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吴晋生,张继坡.推进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践与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3):12-14.

[2]熊孟强,谭小军.构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3):54-59.

[3]Hakhverdian,Armen Mayne,Quinton.Institutional Trust,Education,and Corruption:A M icro-M acro Interactive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s,2012,(3):739-750.

[4]牟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以H大学为个案[D].华中师范大学,2012.

[5]李进宏.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39-542.

[6]Rumyantseva N L.Taxonomy of 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2005,(1):81-92.

[7]Whitsel,Christopher M.Counting the Costs:Informal Costs and Corruption Expenses of Education in Post-Soviet Tajikistan[J]. Problems of Post – Communism,2011,(3):28.

[8]Ararat L.Osipian. Corruption hierarch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B loc[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09,(29):321-330.

[9]赵祖地,杨鹏.高校廉政风险评估探究[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4-78.

[10]Di Tella R,Schargrodsky E.The role of wages and auditing during a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 ics,2003,46(1):269-292.

[11]张金刚,孙郁.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思考与对策[J].中国轻工教育,2012,(5):3-6.

[12]陈海波.高校廉政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建设探讨[J].华章,2013,(2):33.

[13]Yang,R.Corruption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 M alignant Tumor[J].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05,(39):18-20.

[14]贺丽君.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初探[J].药学教育,2012,(5):1-3.

[15]李燕凌,吴松江,胡扬名.我国近年来反腐败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11,(11):115-119.

（责任编校：周欣）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4-0103-05

收稿日期：2016－03－28

作者简介：齐路良（1970－），男，湖南永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