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楠淞［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　400700］

对《一九八四》悲剧行为及悲剧人物的感悟和分析

⊙周楠淞［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400700］

1948年以前，1984只是个年份。1948年以后，1984成了世界文坛中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一个政治恐怖预言。有人说《一九八四》是一部反苏的作品，但不如说它是反变种社会主义的政治预言；有人说奥威尔是反共作家，但不如说他是坚定的反极权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九八四》使奥威尔成了奥威尔——不但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使人窥见何为远见卓识的预言家。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讲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极权社会，通过对“欧洲的最后一个人”①温斯顿命运悲剧的书写，揭示了专制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预言了无产阶级专政沦为先前的无产者现已变为有产者的党政独裁政治。有人如是评论奥威尔，“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令人想起一句话：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一九八四》 悲剧感悟

从悲喜剧的角度来看，《一九八四》也是一部极为出色的悲剧小说。

悲剧，又称悲剧性，在美学之中，它并不特指古代希腊的一种戏剧艺术，而是泛指艺术中的冲突矛盾。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代表人类积极本质力量（如正义、革新等等）的主人公面对现实或知其不可而为之，承受精神肉体不可承受之痛，而最终主人公的感性存在受到否定，从而使观者感到怜悯或恐惧。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一种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诗学》第七章：“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一个非常小的活的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致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万里长的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体性。”艺术之审美价值表现于事物的整体，也表现于事物内部组成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诗学》第六章：“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是戏剧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可见亚里士多德对行动的重视，即情节组织的重视。所以如果要对悲剧进行分析则要抓住悲剧中的行为部分，而根据美的有机整体思想，行为又可分为整体行为与部分行为或阶段性行为来把握，整体行为也就是贯穿整个悲剧的行为，部分行为或者阶段性行为就是整体行为的组成部分，而整体行为跟部分行为相比更为理念化。此处的理念并不是哲学逻辑中的理念，而是黑格尔《美学》中“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这种整体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理念，真实但具有普遍性，而尚未化为具体对象的真实。部分行为则是这种理念的表现，即具体现实。

我们之所以认为《一九八四》是一部反极权主义作品，毫无疑问首先是奥威尔构建了一个荒诞恐怖的极权社会，而“反”是怎么体现的呢？奥威尔则是通过主角“抗争”这一行为来表现，以及悲惨结局来加强。“悲剧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它同人的最高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严肃的艺术总是以追求善和至善为目的”而“抗争”这一行为自然就是一种追求善的行为也是一种至善的途径，“抗争”背后隐藏的善事实上是一种人之本性，人自身的内在目的，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也就是说温斯顿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民主，更是在极权社会下被压制的人性。

而“抗争”这一整体行为、这一理念，具象化则是衔接全书的两个重要部分行为，两种“抗争”的具体形式，“写”与“爱”。“写”即是写日记，“爱”则是追求情爱和释放情欲也就是性本能之释放。

“写日记”是源于外在令人窒息的极权世界与内在鲜活的思想之间的冲突，外部世界对独立思想的压迫，使思想做出的抗争。这一行为事实上是创生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使得温斯顿摆脱了充满必然性的自然世界，进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自由世界。这是他内在思维的外在显现，日记内容则是直接显示了温斯顿对身处的极权社会的抵触与反抗，同时也展示了极权社会损害的以及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和民主，还有人之善，即令人成其为人的本性。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在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党掌控了过去，掌控了现在及未来，能够通过独裁手段改变过去事实的记录，从而改变客观事实在人民脑中的具体印象，从而掌控人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加强巩固其统治。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温斯顿所提出的自由则是一种事物能够实事求是地自我存在的自由，一种万物自生、真理自在的一种自由，其背后隐含肯定的是人之性中的存在感的需要以及真理求知欲的释放。而温斯顿在日记中描绘的与无产者妓女性爱的过程则是隐含肯定的是人之性中的情欲。而“写”之结束源于“爱”之替代。

“爱”是作为后期代替“写日记”的抗争行为，它与“写”相比更为直接地释放压抑的人性，也是一种与压抑人性的极权社会的更为直接的抗争，它是对“写”这一抗争行为的升华。“爱情的冲突，特别是在爱情和具有实体性的旨意对立斗争的时候，总是具有偶然的和无理由可辩护的一方面，因为恋爱者凭自己单纯的主体性，提出本身并非绝对合理的要求，来对抗按照他的本质他就要维护的那些具有实体性的东西。”和温斯顿与裘莉亚的爱情相对立斗争的实体力量即是政体，老大哥的独裁力量通过洗脑将情欲与婚姻剥离，将性不正常化、肮脏化。党的目的不仅在于防止结成能够超越对党的忠诚摆脱党的控制的盟誓关系，还试图扼杀人的性本能。性本能是一种生命本能和内在驱动力，将生命与个性相连。对性本能的压制也是对一种对非理性精神力量的压制，造成的歇斯底里党就将其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已经干了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分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要是在以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身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已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斗争，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可见，温斯顿对裘利亚的性之发生并非源于爱情之发生，而是对于党的抗争，其爱情则是建立于对党的抗争之上，而爱情形成之时又超越了对党的抗争。

悲剧的核心在于冲突，而冲突对立的双方终将走向统一，也就是冲突的和解。和解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对立双方两败俱伤玉石俱焚；一种是一方的毁灭。而毁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肉体存在的毁灭；一种是精神实体的毁灭。而《一九八四》采取的则是一方的双重毁灭。奥勃良将温斯顿抓入友爱部，使其遭受一系列的酷刑，严刑拷打不是目的，肉体痛苦才是目的；肉体痛苦不是目的，精神折磨才是目的；精神折磨不是目的，思想改造才是目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同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奴颜婢膝的服从都不要。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我们的人。”也就是说党对于消除异己所采取的手段是对其进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毁灭。肉体的毁灭是简单的，而精神的毁灭是极难的，精神唯有自我毁灭才可毁灭。友爱部对温斯顿拳打脚踢、鞭棍交加、百般辱骂，温斯顿哀声求饶乞怜，出卖他人，身体被击垮的同时精神也开始崩溃。温斯顿开始认可党的主张，“自由即奴役”“二加二等于五”，他的思想开始投降。但是他的抗争依然坚持着，因为他依然爱着裘利亚，纵使他出卖了裘利亚的一切信息，但他并没有停止对裘利亚的爱。当奥勃良将温斯顿最害怕的饿极的老鼠逐渐靠近温斯顿的脸时，“但是他突然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惩罚转嫁上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把她插在他和老鼠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大叫：‘咬裘利亚！咬裘利亚……’”当他叫出“咬裘利亚”时，他“爱”的行为便也停止，“抗争”便也停止了，斗争已经结束，他战胜了自己。冲突在温斯顿的内部和解了，精神实体已经毁灭，当子弹射穿他的脑袋，肉体存在也毁灭了。悲剧冲突在一方胁迫中在另一主体内部自我和解。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的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第三是宗教生活……真正的悲剧人物性格就要有这种优良品质。”

而在主角温斯顿的时代当中，家庭人伦关系已遭受破坏，“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周《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也就是说亲属间的爱在极权社会的党政洗脑下已被割裂。但对于温斯顿自身而言，他是感受过亲属之爱的。温斯顿父母是在50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被吞噬的，在《一九八四》中，他曾梦见他母亲和妹妹，“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亲属间的爱转化为畏惧，温斯顿是见证者，只有见过亲属之爱的人才能意识到除了畏惧，亲属间可以有一种超越党的关怀与关爱。党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和记忆，但梦是最潜意识而不可控的，正如文中所说，“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继续”，也就是说在温斯顿心中存在着那么一种亲属之爱深刻影响着他的生活、他的行为。

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来看，无产阶级专政沦为党的独裁，而党的独裁沦为领袖独裁，国家、政府、政党和领袖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对于老大哥的忠诚，即是对英社的忠诚，即是对大洋国的忠诚，即是对人民的忠诚。这几者在书中融为了一体——“老大哥”，温斯顿对老大哥的感情极为复杂，在对老大哥的憎恨之中同样存在着崇敬。在“两分钟仇恨”中，“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共计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像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也就是说温斯顿对老大哥的崇敬事实上是来自于老大哥对大洋国保护作用，是老大哥之于大洋国的积极意义，其根本是出于对大洋国的一种关怀，也正是一种爱国心的体现。

从宗教生活来看，温斯顿的时代是禁止信仰宗教的，对老大哥的个人崇拜取代了对神的信仰与寄托，而温斯顿却具有一种对此岸世界的关怀同时也有一种对彼岸世界的寄托，写日记这一行为正是对此的最佳写照。“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头一次领悟到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讲，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和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作为站在现代时间基点上的现实主体回首过去，产生极为复杂与深沉的心理，这是历史审美的发生，而发生的基础则是悠久沧远的宇宙和人生苦短的历史悲剧意识，也就是一种宇宙无限性与生命有限性的悲剧意识。日记也就是温斯顿与彼岸世界的一种联系、一种寄托。而写日记也是旨在对于现世的改变，同时也创生了一个意义世界，进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自由世界。

也就是说温斯顿具有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一系列力量，拥有一个真正悲剧人物应有优良品质，能够按照其个性与生活内容结合为一体，而且负责维护它，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悲剧之悲外显于个体的感性存在，温斯顿与党的抗争是以卵击石的结果，失败与死亡已成为悲剧人物无法避免的宿命，为人展示着党政独裁的黑暗恐怖，以及生命的缺憾性。如同一面镜子，反射着我们自然生命的有限以及生命力量之局限。《诗学》第十三章：“怜悯是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温斯顿的命运在观者如感同身受，激起的恐惧怜悯是一种共鸣，是为自己，也是为“人之类”相同渴望着的自由和人性。温斯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其价值是亘古不变的，置于当下则可化为公民意识和人权观念。《一九八四》以其悲剧的面目展示了个人与独裁政体的抗争，悲惨结局激起的怜悯与恐惧也为未来民主自由以及人性的存在提供保障，同时也昭示着人类之伟大——以其生命的有限性追求永恒的无限性。

①奥威尔最初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是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博格（Frederic Warburg），出于营销需求建议他换一个名字。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者：周楠淞，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2017级学生，研究方向：哲学、心理学。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