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官员犯罪问题研究——以脏罪为中心

2016-07-09包志怀

资治文摘 2016年5期

关键词：金代

【摘要】金朝官员犯罪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金朝的国势走向，本文从有金一代对脏罪的法令及量刑标准、对犯脏罪官员的惩治方式与特点来探讨金朝的国运。可以看出金朝统治者对脏罪问题相当重视，但对犯罪官员的惩罚却流于形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治理收效甚微。从而使有金一代官员脏罪问题愈演愈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朝的早亡。

【关键词】金代；官员犯罪；脏罪

一、有金一代对脏罪的法令及量刑标准

有金一代建国一百余年，历经十位皇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法令政策。尤其是对官员腐败的防范，更是不遗余力。天会三年（1125年），曾有禁令：“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金朝1115年建国，在政权草创之际，同时面临外患的情况下颁布如此法令可以看出金太宗对官员犯罪的重视。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八月，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同时世宗在二十六年十月戊寅，定职官犯赃同职相纠察法。这一法令加大了对犯罪官员的监察。章宗继位后，进一步完善关于官员犯罪的法令，明昌元年（1190年）八月，“禁指托亲王、公主奴隶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承安二年二月丁巳，敕自今职官犯赃，每削一官殿一年。这一系列法令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员犯罪的监控。到宣宗时期更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官员犯罪的法令政策，因此金朝的法令政策在持续完善。

纵观有金一代关于官员犯罪的法令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全。但笔者通过整理史料发现以下特点，首先在法令颁布的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太宗、世宗、章宗、宣宗朝，而这些时候是有金一代较为繁盛的时代，可以看出官员犯罪问题的治理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其次法令内容有宽泛到具体，由天会年间的“内外官及宗室”到贞祐四年的“台官、近侍官等”体现了法令内容更加的丰富和详细。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法令的颁布与当时君主的贤明有和大关系，同时法令的颁布也会影响当时的国势。金朝赃罪的量刑主要根据贪污钱数的多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刑标准也随之变化，主要受购买力的影响。

二、对犯脏罪官员的惩治方式与特点

1.惩治方式

由于金朝的《泰和律令》等法典亡逸不得传世，所以考订金朝犯脏罪官员的具体惩罚方式比较困难。台湾学者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此书中有对金朝赃罪惩罚的考证。金朝赃罪的量刑根据情节轻重，实施的主要有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而且根据赃数多少进行不同的处理，比如受所监临赃，一贯笞四十，五贯加一等，二百五贯，罪止徒四年。“又诏吏人但犯赃罪罢者，虽遇赦，而无特旨，不许复叙。其有犯公私罪赃污者，谓之犯选格，则虽遇恩而不得与。”“诏吏犯赃罪，虽会赦不叙。”这一举措堵住了犯脏罪官员的复起之路，影响深远。同时在官员选拔上对犯脏罪官员区别对待，掺杂太多的主观情感。

2.特点

（一）相当重视。金朝对犯脏罪官员的惩罚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金世宗对宰臣说：“太尉守道论事止务从宽，犯罪罢职者多欲复用。若惩其首恶，后来知畏，罪而复用，何以示戒。”可以看出统治者认为对犯脏罪官员的处罚已经关系到国运了。

（二）收效甚微。在如此严厉的关于官员犯罪的法令政策下，我们可以想象的到金朝的官员应该不怎么敢贪污。但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曾谈道：“金人好贿，万一来馆中，须薄赂之，欲乞更增，私觌两分，不来即已。”这种现象似乎不可理解，但从中却可以反映出金朝对犯罪官员的治理收效甚微。

三、总结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金朝官员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史料记载中，关于犯脏罪官员的记录主要出现在世宗、宣宗、章宗时期。难道说其他时期犯脏罪的官员就很少或者没有吗？当然没有。

其次对犯脏罪官员的处罚没有形成定制，决断大权系于君主，增加了处罚的主观性，从而使处罚的威慑力下降。同时由于民族歧视，因此不同民族的官员在犯了同样的脏罪时处罚并不一样。从而失去威慑力。从而导致了金朝官员犯脏罪屡禁不止的情况。虽然法令不少，刑法不可谓不重，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树立法律的权威，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金朝统治者对脏罪相当重视，颁布了大量的法令和处罚措施，但取得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权威性的缺失，以及各种利益纠葛削弱了犯罪处罚的公正性，从而使惩罚失去威慑力。因此有金一代官员脏罪问题愈演愈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朝的早亡。

注释：

[1]《金史》卷46《食货志一》，第1033页

[2]《金史》卷8《世宗紀下》，第194页

[3]《金史》卷9《章宗纪一》，第215页

[4]《金史》卷10《章宗纪中》，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