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国胜 柳如眉

一、引言

2009年底，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公共债务危机，特别是“欧洲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债务危机尤为严重。根据欧盟 《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盟各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60%。余永定（2012）[1]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没有一个稳定值或者稳定值过高，超过100%甚至200%～300%，就表明其发生了公共债务危机并且财政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从2010年开始，PIIGS五国公共债务都超过了60%的警戒线；2014年希腊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178.6%，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为130.2%、107.5%、132.3%和99.3%。持续的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对本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而且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也产生了较大冲击。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主要有经济发展失衡论（Higgins和Klitgaard，2010[2]；韩国庆等，2012[3]）、欧元区制度 缺 陷 论（Hallerberg 等， 2007[4]； Panico，2010[5]）、福利制度论（余永定，2010[6]；郑秉文，2011[7]）、 美国次贷危机传染论（Matheron等，2012[8]）等几种观点。虽然关于欧债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但毋容置疑它是诸多内生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各国长期实行高工资、高福利的公共政策，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福利支出成本大幅攀升，因此，高福利政策与人口老龄化也是对公共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变量。吴帆（2013）[9]基于人口视角对欧债危机进行了诠释，认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欧洲一些国家债台高筑的罪魁祸首。郑秉文（2011）[7]认为欧洲国家的长期高福利政策导致一些国家从福利国家走向高债国家，并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障等“老龄化成本”上升是欧债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国外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Bröuninger，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