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芳

一、前言

反倾销裁决当局、国内企业对于反倾销政策具有不同的偏好。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裁决当局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即使是一国之中的反倾销涉案企业，由于企业间的异质性，也存在不同的政策偏好。最终的政策取决于利益集团间的游说竞争，以及反倾销当局对于不同政策效应的利益权衡。

当企业所期望的政策裁决和反倾销主管当局的政策偏好相接近时，游说成功的可能性高，此时企业有积极性开展游说，但当二者不一致时，政府执行企业期望政策的可能性低，企业可能会放弃游说。不同企业所期望的裁决并不一样，甚至可能是相对立的，如上游企业希望得到反倾销保护，而下游企业不希望上游产业被反倾销保护，因为这会导致上游产品价格上升，使其原料价格上涨，利润降低。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间的异质性，反倾销游说博弈存在多种均衡可能，本文尝试对其多重均衡展开分析。梁俊伟和王中华（2014）［1］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动因，指出虽然国有企业在影响裁决上有天然的优势，但外资企业在反倾销游说方面比国有企业模式更成熟，方法更为灵活多样，效果更好。薛祯（2011）［2］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决策机制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通过实证表明我国贸易决策同样适用利益集团理论。钟根元等（2006）［3］、刘爱东和刘锦芳（2009）［4］研究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反倾销税率机制的设计，一些学者则引入审计手段，研究如何设计能揭示涉案企业成本信息的反倾销政策机制（Kohler和Moore， 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