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宁?龙剑平

【摘 要】 文章认为，近代海南出现了出洋热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海南人长期活动在南海，养成了他们冒险进取的精神；海南社会的动荡黑暗逼迫他们不得不出洋求生存；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稠密，再加上农业生产的诸多不利因素，无法容纳这些人口较为便利的生存发展；西方殖民者不断输入海南的洋货，冲击了各个阶层，破产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不得不另寻出路；同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大搞开发，诱使海南人去充当劳动力。

【关键词】 海南人；近代；出洋原因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条款规定中国人原意出洋，政府不得阻拦，[1]拉开了出洋热的序幕，这种出洋热在海南基本上持续到民国时期。根据苏云峰统计，“从1882年至1928年，由海口乘轮船出洋者，约在100万以上”。[2]根据海南区善后公署专员黄强调查，这些人多数前往了南洋地区，“至今已经达到39万人，其中泰国为15万人，马来亚为10.2万人，印度支那为3.8万人。这一数字约占海南岛全部人口的18%。”[3]多方面叠加的因素促使了这么多海南人抛下亲人、离别故土，本文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一、海南人有冒险进取精神，敢于出洋

“琼民多由他省移殖而来，富于冒险及进取精神，稍受经济之压迫，则飘然远引，赤手空拳，自食其力。虽遇困难之环境，不因终日劳苦而稍戢其求生奋斗之志。”[4]海南移民多由福建、广东移居海南，他们精通航海技术，在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明清时期的海南渔民长期以来就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捕鱼，对于这些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渔民前往东南亚不是难事。今人陈泽宪“曾见到一张同治乙丑年（1865年）海南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四十二人出海去西沙捕捞海螺，在叻埠（新加坡）过冬的公凭。[5]”《海南岛志》记载了：“琼山、文昌、澄迈、琼东、定安、乐会、万宁、陵水等县，以地偏岛之东北，接近大陆交通，风气开通较早，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的事实。[6]

海南人在大海中拼搏的传统，使得他们“身上都流淌着敢于冒险、不轻易服输的热血”，[7]再加上他们又有世代相传的航海技术与经验；当他们在受到压迫或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时，敢于出洋求生存谋发展。

二、海南地方政局动荡

清末，海南爆发汉族与黎族人民起义多次，尤其以光绪四年、七年、十一年爆发的汉、黎族人民起义均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动。如光绪七年的暴动，客家人“勾结黎匪，剽劫乡村，…叠次滋扰崖州、万县，戕官抢杀”；[8]光绪十一年的暴动，起义的客民“所到村庄，恣意焚杀，勒索资财”，[9]崖州“抱寨、抱丑、打荡等村黎匪四出，焚杀甚惨”。[10]这些暴动使海南的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给老百姓带来了危害，使得一部分海南人出洋谋求生存发展。

进入民国，海南先后有龙济光、李根源、邓本殷等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南又受到因广东陈济棠、陈铭枢、陈策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这些使得海南的社会极为动荡黑暗。海南割据军阀为了争夺海南的控制权往往将正常的捐税用于军费开支。如1924年，邓本殷为了筹集军费，“令各县依岁额加倍征收，时称为双粮”。[11]同时，为了维持岛内各类政府职能机构的运行，不得不允许这些机构向岛内各类人群开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海南岛志》云：“各县市署及城乡警团学各机关团体，皆得自由征收杂捐。税目繁苛，几于无物至税，轻重由己，办法错杂，重重抽剥，有一物数税或十余税者。”[12]海南政局动荡之际，盗匪横行肆虐。“民国五年，西南各省护国军讨袁，四方民军蜂起响应。县知事黄炳煊先逃。四月二十四日，阳江匪首冯兰波乘机冒民军名目率匪党数十人蜂拥入城，假张布告，人不及防，被掳商民数人落船，勒赎钱八百千文，并劫港内商船一只，货物甚多。”[13]

由上述材料可知军阀、职能机构与盗匪的共同剥削、掠夺与抢劫下，海南各类不同的“无辜民众惨遭祸害，财产荡然”，这才会出现“壮丁散之四方…亦有以地方不靖，前赴南洋经商”的潮流。[14]

三、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生计困难

海南岛可供耕作的农田少，尤其东北部地区。[15]小叶田淳云：“海南的农村，每一户的耕田面积本来很少。”[16]《海南岛新志》列出文昌县昌锦村每户平均耕地8.32亩，下铎村每户平均耕地2.58亩；乐会县石头村每户平均耕地4.80亩，孟居园村每户平均耕地3.95亩；琼东县春田村每户平均耕地2.85亩。通过这些调查，可得出海南东北部沿海县农户“由于平均耕地面积过少之结果，农民生计实难维持”的结论。[17]而此时，“广东省全体户平均为12华亩，全国户平均为20华亩”，[18]海南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低于广东农户，更低于全国农户。再加上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使得这些县的老百姓难以维持生计被迫出洋谋生。

四、农业生产不易

其一，雨量分配不均导致生产不易。海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雨量充沛，但降雨“以中部山岳地带为较多，平原丘陵地带则较少。…又从地域言之，则东部之琼东、万宁、陵水一带，雨量较多；西及南部之儋县、昌江、感恩、崖县一带，雨量较少。北部之儋县，年仅500公厘。临高、澄迈、琼山、文昌诸县，则介东及西南各县之间。从月份言之，则全岛平均，自十一、十二至四月为干季，九所、崖县、三亚一带一、二月间尤难见雨；四、五至十、十一月为雨季，八、九月雨量尤多”。[19]雨量不均致使农作物生长只能看老天爷了，必然导致“耕地之休闲废弃者，诚不可以数计也”局面。[20]

其二，水利设施缺乏导致生产不易。根据广东省海南区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调查：解放前，海南水利设施缺乏，修建的农田水利只有65宗，并且是日本占领海南期间修建的，其中已修建好的有50宗，未建成的有15宗。这些工程修建草率，再加上管理不重视，现大部残破不已，失去效用。[21]因此，直至1949年，“全岛耕地面积仅有43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3%，绝大部分都是‘望天田。粮食单产66.5公斤，总产28.59万吨。”[22]

其三，耕作方法落后导致生产不易。陈元柱通过调查归纳了琼崖农民落后的耕种方法有：稻田所插秧距离太近；同一块田中多品种混杂在一起；很少施肥料，即使施肥也是将山草或牛骨焚灰撒入田中，不用化学肥料；耕种器具落后陈旧。[23]日本人后藤元宏也描述：海南农民施肥“仅有少量的牛粪及花生壳，地力消耗殆尽，农夫就自然地放弃此地的使用”。[24]所以陈植称海南岛“除都市外，尚滞留于原始农业时代。”[25]

这些因素造成了“全岛人民陷于衣料无着、食粮不敷之困境”，驱使海南人不得不出洋求生存。[26]

五、洋货涌入海南，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把琼州辟为通商口岸，自此琼州门户大开，洋货蜂拥进入海上交通便利的琼州。[27]

《海南岛志》列举民国琼海关洋货进口价值：民国十一年，洋货进口3897213两；十二年，洋货进口3898445两；十三年，洋货进口4568973两；十四年，洋货进口6562763两；十五年，洋货进口3689839两；十六年，洋货进口6527528两；十七年，洋货进口5120870两。[28]众多洋货中，洋纱进口数量多。《琼崖志略》有民国棉纱进口税：民国十七年，185994两；十八年，369540两；十九年，491650两。[29]从上述不断增长的棉纱进口税可知，洋纱大量涌入海南。“洋纱通行”导致感恩县原来“恒纺织吉贝为土布，以供自用”的妇女“自纺均废”。[30]甚至连“南丰、三亚、藤桥、岭门、兴隆、陵水县城附近的黎族人民，很久以来就没有自种棉花了，男女穿的衣服，或购洋纱织布缝制，或买制成品。”[31]

当然这不仅是棉纺业如此，其他多种产业无不受洋货的冲击，导致海南大量小手工业者破产，表明海南“正是走上经济破产的过程”。[32]洋货的输入“极大地冲击了海南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量农民、手工业工人失业，“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许多居民不得不迁移海外。”[33]

六、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需大量劳动力，诱使海南人出洋

19世纪中叶，英、荷、法先后占据了东南亚地区，他们在这里大力发展锡矿业和橡胶业，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筑路、开矿、掘河、建城市等工作。[34]而此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世界范围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于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便把注视的目光投向紧邻东南亚的中国华南沿海”。[35]因此这些殖民者联合国内绅商棍徒诱骗华工前往。《文昌县志》记载：“去南洋者不愁无工做、无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贫苦的文昌人到南洋谋生。”[36]《海南岛新志》根据琼海关统计列出海口港出国华侨数：前往海峡殖民地，民国二十四年，16861人；二十五年，23410人；二十六年，35633人；二十七年，20891人。前往暹罗，民国二十四年，5017人；二十五年，9873人；二十六年，8605人；二十七年，8193人。[37]上述内容进一步证实了成千上万的海南人前往东南亚谋生求发展的情况。

此外，“华侨出国往往是宗亲相引，即以族授族，以戚引戚，以乡引乡。”[38]据韩铣丰先生的调查统计：“在北婆罗洲沙巴的海南华侨中，80%是由于亲属关系而出洋的。”[39]

简而言之，近代多数出洋的海南人是“因为贫穷，穷得没有办法，不能在家等死”，才“外出找条活路”。[40]近代的琼属华侨身上发生的出洋血泪史，并没有冲淡他们对故乡的感情，他们在海南危机之时，总是及时挺身而出地出钱出力。历史证明：他们确实是海南有力的资源，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今天也是如此。

【注 释】

[1] 《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船只，毫无禁阻。”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卷17）[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海南历史论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05.

[3] 日本东亚调查所《海南岛の民族と卫生の概况》，转引自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J].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8.

[4][12][29][32] （民国）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M].郑行顺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96.191.163.159.

[5]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华侨史研究论集（一）[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55.

[6][28]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M].郑行顺校订.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80.

[7] 唐若玲.海南华侨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贡献[J].湖北社会科学，2013（8）104.

[8]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清实录广东史料[M].广州：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49.

[9][10] 赵德馨.张之洞全集（一）[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434.537.

[11] 王家槐.海南近志[M].1993.72.

[13] [30] （民国）周文海重修，卢宗棠，唐之莹纂修.感恩县志·海防志[M].杜惠珍，蔡昌其点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264.42.

[14][17][19][20][25][26][37] （民国）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84.90.33.33.145.146.83.

[15] 海南荒地多，但因降雨分配不均、水利设施落后等原因导致便于农民耕种的高产田数量少.

[16] 小叶田淳.海南岛史[M].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195.

[18][24] 据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报告.后藤元宏《海南岛全貌》.转引自张兴吉.民国时期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126.136.

[21] 参见广东省海南区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广东省海南岛亚热带资源勘察资料汇集（农业、林业）[M].1956.335.

[22][33] 高海燕.海南社会发展史研究（近现代卷）[M].北京：光明出版社，2011.74.64.

[23] 陈元柱.琼崖实业问题.参见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199.

[27] 《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准通商处，即在牛庄、登州、台湾、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货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31] 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4.

[34][36] 参见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491.491.

[35] 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J].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7.

[38] 寒冬.海南华侨华人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104.

[39][40] 谢鹏飞.海外海南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业绩.海南文史资料（第6辑）[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139.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