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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游牧圈与绿洲圈融合的分析

2016-07-05刘威

新西部·中旬刊 2016年6期
关键词:生活圈天山特征

刘威

【摘 要】 天山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和古代西域地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历史价值。本文以松田寿男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为视角,探讨了独特的地理特征与历史价值,认为天山的存在并不仅是一道地理意义上的山脉,在历史上更重要的意义是游牧圈和绿洲圈两种不同生态圈的混沌地带之所在。

【关键词】 天山;特征;价值;游牧文化;绿洲文明;生活圈;历史地理学

松田寿男(Matsuda Hisao,1903-1983)日本著名东方学者。擅长中西交通史、中亚史、西域史。祖籍熊本县,出生在东京。毕生致力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及中亚史等研究,著述甚丰,为日本中亚史、西域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突破了前人仅从地理、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其历史的局限性,进而从经济方面探讨。他把这一地区放在“干燥的亚洲”世界里,侧重研究历史地理和经济史,提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为连结亚洲东西两方的中转商业。《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出版于1956年,是集松田寿男先生多年研究内陆亚细亚成果之大成的一部巨著,对于研究内陆亚细亚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的学者有着巨大的参考。本书围绕着天山山脉详尽的介绍了汉唐时期天山南北的地貌生态以及对一些譬如且弥、蒲类、卑陆等国家,乌孙、柔然、高车等民族进行了文化生态和地理生态等方面的考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意见。笔者通过读这本书,受益颇多,但带来最多方面感触的当属丝绸之路给西域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就此谈一谈对商贸中的西域的一些看法。

天山位于新疆的中部,被视为是南北新疆的分界线,对于整个西域来说,天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天山分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这里既是南北新疆的地理分界线,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山是整个新疆的精华的所在。在《天山地图》当中,胡文康认为:中天山的特点包含了许多的山间盆地,包括伊犁盆地、昭苏盆地、巩乃斯盆地、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等代表了新疆精华的盆地,是天山富庶的象征。[1]裕勒都斯河谷、钠林河谷更是成为了丰美的草场和肥沃的耕地并存的地带。因此,天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分界线。拉特摩尔将长城作为两种不同生活圈的分界线,他认为长城是“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2]书中松田先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将天山视为长城的延伸线,“也就是说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做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3]要知道作为游牧民而言,观念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去界定他们的游牧范围,即使是在中国内部,长城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条界线。更不必说在概念更为模糊的天山地区了。这里与其说是“分界线”,倒不如说是两种文明的缓冲地带。松田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唐代安西四镇的四次变迁,这一点不是恰恰可以说明这一界限的模糊性么?“从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脉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 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 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4]由于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丝绸之路的商贸,使得天山山脉成为了游牧和绿洲两种不同生活圈的混合地带,在这里两种生活圈互通有无实现了共生。

一、天山山脉的特殊性

在前文当中,提到了天山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天山山脉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5]在地理生态上,天然的将新疆一分为二,南北疆也因各自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因此如何去理解天山,跳出中国王朝史的叙述框架,建立从天山看西域的视角是我们做边疆研究的关键。

松田先生在书中将亚洲分为湿润亚洲、森林亚洲和干燥亚洲三个部分。[6]而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由于西域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水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水,导致了天山在整个新疆地区能够冠之以“天”姓。也正是因为充足的水源,可以在天山中的盆地孕育出譬如蒲类国、伊吾州等一大批西域文明。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一。

作为北疆的游牧文明与南疆的绿洲文明缓冲区,天山地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汲取来自于两种不同生活圈的精华,因此在散落于天山山脉中的大小盆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被哪种文明独占的现象,二者似乎在这里这里达到了一种共生的状态,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做详细的阐述。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二。

丝绸之路对于西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域的内部游牧民需要定居者提供的粮食、布匹和手工制品,农耕文明需要放牧者的牛羊、毛皮和奶制品。而天山地区,成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这种商贸导致了天山地区的富足,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历史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将西域都护府设立于乌垒的一部分原因,不是正是为了达到能够由官方来控制和保护这种商贸的目的么。此为其特殊性之三,也是本文主要阐明的内容之所在。

二、绿洲民的职业问题

似乎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张骞出使西域,才形成了丝绸之路。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松田先生在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中原中心观的视角,破除了中原王朝史下的新疆历史研究,以一种特有的以“亚洲史”为背景的内亚视角,来看待丝绸之路的形成问题。笔者认为绿洲民内部的自发性才是促使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原因。出于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最先出现了绿洲与绿洲之间的贸易行为,慢慢的,这种贸易行为逐渐扩展到了游牧民对于定居商品的需求上,最终导致了南北交换以及东西交换的形成,在张骞之后,这种商贸延伸至长安,形成了所谓的丝绸之路。因此这里就存在有一个绿洲民的考证问题。

并不是有了丝绸之路以后才有的西域三十六国,而是三十六国在先。没有张骞凿空西域 ,就没有三十六国的记录,可以说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三十六国已经存在。因此,绿洲文明的兴起必然是依靠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绿洲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的闭塞性,也真是这种闭塞性决定了,绿洲文明建立的基础必须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当这种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像松田先生在书中写的那样:“绿洲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在最初的时期,起到了保护、组织、统治绿洲生活的‘蛋壳作用。但是无奈因土地的狭小,水量、耕地有限,迟早会发生人口和耕地失去平衡的状态,并且资源丰富也谈不上能满足生活提高的需求。也就是说随着地理的发展,绿洲地理上的封闭性便成为障碍。在这里,当地居民依靠与其他绿洲或其他生产地区的交往突破了这个难关。因此,我们应该说克服了沙漠的艰难险阻的商队的发展是极其自然的。”[7]依靠农业建立起绿洲,依靠商贸使得绿洲变得富足。因此在绿洲民的职业上,就有了一个讨论的空间。他们不是纯粹的商人,因为他们需要耕种去满足自己的吃穿,但是在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笔者认为,商业无疑是他们生活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部分,不然也不会像松田先生在文中所叙述的“在绿洲内的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商业的巨大利润推动了绿洲文明的发展,最后形成了绿洲上的商业国”。[8]这个商业国与平常意义的商业城市还是有差别的,同长安罗马相比,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驿站”,既非货源地也非最大的集散地,它的中转的作用可能来的更为重要。这是对于丝绸之路而言,绿洲的存在能够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但对于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来说,绿洲对于其生活的重要性不可不言了。

三、西域商贸圈中的游牧民

天山山脉作为内陆亚洲的重要山脉,其重要性是多方面的。造成两种不同形式的生活圈的对立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准格尔盆地当中的游牧民族,对于草原文明的依赖程度,显然要比后者对于他的依赖要来的强烈的多,如同松田先生所言:“游牧经济是一种单纯、片面的经济,因此,它与农耕经济比较起来,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方面明显的不如。简单地说,最好是拿家畜的繁殖力同农业生产力进行比较。尤其是依靠家畜为生的民族,由于气候的突变和畜疫的流行,甚至有完全丧失生活资源的危险。”[9]正是这种生活上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游牧民在一定的环境中必须同绿洲生活圈进行商贸的活动,也就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于农耕文明的制约。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中国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10]杉山正明也写到“由于城市和聚落是经济生活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余姚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11]这样看来,作为两种生活圈的天山地区, 商贸成为了游牧与农耕实现共生与互补所在。

此外,作者在书中评价游牧生活是一种“吃了虽然能活下去,但却不能肥胖”的生活,[12]游牧民对于定居文明生产的粮食、茶叶、布匹、食盐乃至于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因此,用自己的牛羊去换取生活所需的商贸行为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放在商品经济的体系当中甚至可以这样去理解,游牧民在同绿洲的商品交换当中甚至成为了绿洲文明过剩商品的倾销对象。因此在文献的记载当中,经常会出现游牧民流入绿洲并转换为农业民族的现象,譬如回鹘。但在西域相反方向转换的情况却鲜有发生。正是由于这种商贸行为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中,当商贸无法满足游牧民生活所需,甚至会发生冲突,出现以掠夺商品为目的的战争。松田先生评价道:“在游牧民族的活动,绝不是在鼓励的环境和仅在相同的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他们与其他生产圈的关系,是左右他们自己国家生死存亡的巨大力量。因此,这也正如本文迄今所论述的那样,游牧国家的开辟疆土,是和商业路有着很深的关系。”[13]列举一个小例子证明游牧民对绿洲文明的依赖。

在蒲类海地区,[14]这一地区汉唐时期一直为游牧民族所占有,汉族势力采取挤进来的形式去达到这一地区,例如汉代在伊吾的屯田。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地区最为丰美的蒲类海周边草场一直为游牧民所占有。这一地区,即适合游牧又易于耕种,在西汉时期就一直为匈奴的重要的粮食来源,此地还先后为北匈奴、柔然、高车等游牧民族作为其西方基地而重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此地为中天山山脉当中的盆地之一,丰富的水源造就了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其次,丝绸之路的毕竟之路,造就了这一地区的繁荣,重要的商业要冲,决定了此地的商业价值。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在蒲类海南面,一字排开了伊吾、交河、庭州三地,此三处均为农耕文明建立起来的重要州县,在这里游牧民可以通过商贸从南面获得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必须品,另外也可以将自己多余的畜牧就近处理,如此便利的条件,难免为游牧者念念不忘。由此,也可进一步的证明了,游牧者对于绿洲文明的需求性。

四、结语

天山作为内亚地区的十字路口,承载着连接中亚,沟通南北的重大作用。笔者从天山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游牧和绿洲两种不同生活圈在天山这个混沌的融合地带,两种不同文明在这里共生、冲突和互补,实现了游牧与农耕的并存,乃至于相互转化。邯郸学步,做出此文,仅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注 释】

[1] 胡文康.天山地图[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8.

[2]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63.

[3][6][7][8][9][12][13] [日]松田寿男,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5.1.4.4.16.17.293.

[4] 黄达远.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J].学术月刊,2013(6).

[5] 天山山脉全长2500公里,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中国境内为1700公里,西起乌恰县克孜河谷,东至哈密星星峡,南北宽100—400公里,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山势东高西低,多冰川。最高峰为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在阿克苏地区境内.

[10] [美]拉特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田嘉绩译.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30.

[11] [日]杉山正明,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M].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13.

[14] 即今天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巴里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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