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妍

【摘 要】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为蓝本，试图全面深入地分析格林短篇小说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童年，进而了解格林对人性的态度。他的短篇小说《破坏者》中特雷弗的悲剧弱点——暴力使之成为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式英雄的变体，而从天真到经验完成了灵魂净化之旅，从而揭示了格林对人性和生命的怀疑和悲观。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悲剧；悲剧弱点；人性；短篇小说《破坏者》

一、引言

亨利·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他的作品以探讨当今世界政治道德问题见长，以天主教的宗教主题闻名。格林的小说独树一帜，被评论家称为“格林之原”，压抑焦虑的气氛是其特色。格林不限于宗教主题，运用想象创造出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作品中无不体现着人文主义关怀。“一个由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

短篇小说《破坏者》关注的是青少年犯罪问题。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伦敦为背景，历经纳粹德国的空袭（the Blitz），这座城市满目疮痍，而托马斯先生家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房子安然无恙。在特雷弗这个小头目的带领下，一群自称是“沃姆斯利团伙”的青少年密谋对老房子进行破坏。他们设计精心，装备精良，步骤有序，最终成功摧毁了托马斯先生的老房子。

二、特雷弗的悲剧弱点—暴力

根据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定义，悲剧英雄性格具有双重性——高贵和缺陷（hamartia），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特点具有很高的辨识度。《破坏者》故事中的主人公特雷弗的缺点是内心暴力。主人公天性暴力暗合了格林对人性本恶的坚信不疑。

虽然很难从文本找到特雷弗种种破坏行为明确的动机，细读字里行间，特雷弗的虎狼之性的形成原因却是有迹可寻。一方面，诸如特雷弗这样的少年犯易于对美好事物心怀憎恶，托马斯先生的房子不幸成为受害者。托马斯先生的老宅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名设计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作品，在平民聚集、穷困落后的伦敦东部地区实属罕见。当小伙伴们集结成群，要求小头目特雷弗给出此次行动的出师之名，特雷弗的回答只有一个形容词“漂亮”（beautiful），这印证了他天性中摧毁美好之物的暴力倾向。

另一方面，托马斯先生的大宅子幸免于战时的种种灾难，成了避难所的象征。从这个层面讲，特雷弗的破坏行为是他毁灭和平的极端激进、扭曲变态心态的外化。这所宅院侥幸躲过1940至1941年间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支离破碎的诺斯伍德市第一间被占领的房子是3号房间，它倚靠在停车场的一边，准确地说，确实是‘倚靠，空袭轰炸后，侧墙勉强由木头支撑着”。

讽刺的是，不幸的老家伙（Old Misery，即托马斯先生）竟安居于此，无忧战争阴霾，无虑即将降临的灾难。欧培蕾（OPrey）一语见地，“一场欧洲的战争是避开了，但是暴力行径每天还在上演，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战争可能会结束，凶恶暴力没有尽头。特雷弗和他的伙伴们自带的负能量可逆转眼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演化为下一个战场。

在第一天的工程进度完成后，特雷弗和布莱基的对话值得关注。当时，“余晖（light）即将褪去”，暗夜（darkness）来袭，夜色亦影射人性的黑暗。无巧不成书，特雷弗烧毁纸币的行为发生在夜晚，他坦言整个计划无关私人仇恨，无边黑暗之中的自白再一次暗示了人性极致的蒙昧无知。整个情节过程中特雷弗的唯一倾听者是布莱基，后者的名字Blackie时刻昭示着人性的黑色地带。

或许特雷弗的成长背景可作为其愤怒状态的不尽然的解释。他的家族也曾显赫一时，俯视着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到了特雷弗父辈这一代，他们只有仰视他人的姿态了。特雷弗的父亲先后做过建筑师、职员，母亲的职业不详，但他们现在“潦倒窘困”。文中只提到特雷弗母亲优越感很强，自认为高人一等，由此可以推测她无法和邻里友爱相处，因而小小的特雷弗早早种下了仇恨之籽，世间所有美好的情感事物都无法触动他。

卡尔（Karl）认为格林笔下的魔鬼式英雄颠覆了公认一致的价值观，只有坠入地狱和恶魔共舞后他们才愿接近天堂追寻上帝的光芒。

他们试图超越已知的有关上帝和撒旦的知识，在腐坏败落的世界寻找一种平衡。简而言之，他们在魔鬼横行的世界寻找上帝。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英雄主义。他们在殉道中饱尝痛苦，更清楚地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认识到卑微的欲望和超然的希望两者之间的差距。骄傲足以毁灭他们，谦逊却能得到救赎，在跨越两个极端的鸿沟之时，他们势必接受良心的拷问，而只有历尽煎熬，不断妥协，灵魂才能得救。

三、灵魂的净化

悲剧情节发展到后期，主人公和读者都会经历一个“发现”（anagnorisis）的阶段，完成净化（catharsis）。往往在危难关头，悲剧英雄获得自我认知，幡然醒悟命运之不可逆。作为读者，他们也经历着相似的过程，反省自己，反思生命。怜悯（pity）源于同情悲剧英雄不幸的遭际，推人及己，想到相似的厄运不定会降临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恐惧（fear）不已。

1、特雷弗的净化之旅：从天真到经验

对于格林而言，人类悲剧之源是欲望和能力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格林作品中的堕落天使具有神奇的色彩，身怀超自然能力，然而这些力量也无法阻止他们走向毁灭的末路。格林尊崇亚里士多德悲剧英雄的堕落（fall），但他认为这种堕落是人类自甘落后，丧失美德所遭受的惩罚，在这个无所敬畏世界的面具之下坚定信仰，才是他的英雄作为。

因为格林相信只有污秽肮脏方能至纯至洁，信仰过魔鬼才懂至爱至善，他作品中的英雄更愿堕落为恶魔，而非从善为圣。对于特雷弗而言，从天真到经验的成长是一个关键时刻，那时，他的性格、人生观和命运铸成，未来随即到来。不幸的老家伙的院落曾将迷惘敌意的成人世界隔离在外，院内葆有孩童般纯真安宁。院墙坍塌的一刻，特雷弗发现复杂的成人世界已强加于他，天真无邪的孩提时代是再无回首可望了。

特雷弗失去天真，老于世故部分归咎于对上帝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无知蒙昧或者说是冷淡漠视。特雷弗和他的一伙追随者实施破坏计划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正如世代沿袭下的惯例，这本应是人们去教堂做礼拜的日子。迈克的父母这一辈竟推脱道身体不适，虽讽刺至极，却也是战后宗教信仰破碎飘零的真实写照。孩子们无所信仰，迈克从去教堂礼拜中解脱了，还以为是“交了好运”。特雷弗公然蔑视上帝，一种交织着恐惧、刺激的心理作祟，诱使他越界踏入未知陌生，错综复杂的危险地带。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特雷弗将文明和传统抛却身后，进入荒蛮之乡，不知残暴为哪般。库托（Couto）是这样描述格林所处的战后废墟，“传统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曾经备受推崇的英雄气概、荣誉道义、豪侠风骨都葬送在战争中了”。

格林的主人公是自负和谦逊的矛盾体，这点与希腊悲剧英雄异曲同工。尽管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堕落，特雷弗从天真到世故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是无法实现理想的结果。特雷弗的自负挫败了理智，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从天真到经验的成长是痛苦的，他为此付出代价。小时无知逃票搭便车，长大无故破坏老人住宅，当调皮胡闹演变为违法乱纪，特雷弗的纯真时代一去不复，取而代之的是愤世嫉俗，个人主义的叛逆少年。战争留下的创伤剥夺了他的青春活力，只剩下一个幻想破灭，格格不入的问题少年，发誓颠倒世间黑白。在破坏行动的进程中，特雷弗展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应变之时的镇定自若，“所有人都认可他的沉着缄默”。正是他的能力和沉思助长了自负狂妄，“只消听到他的名字，小伙伴们便会追随”。自信满满，他挑战了社会的秩序，试图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自负和虚荣满溢之时，命运反转，他的人格极致变态。

特雷弗从纯真到成熟的转变实则是作者以本人童年为原型的再创造。欧培蕾（OPrey）追溯了格林的家庭关系和教育背景。“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中，格林重温了家庭所谓的‘欢乐氛围，他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他的母亲对年幼孩子们总表现的疏远漠然，‘他们的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父亲虽忙于事业，也能够关心照顾他们”。在13岁这一年，格林成了伯克哈姆斯德的一名寄宿生，他的父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哥哥雷蒙德是学生会主席，校园生活在格林的记忆中是恐怖的。“学校纪律严明，周围一切在格林看来都深怀敌意，宿舍嘈杂喧闹、臭气熏天，公共厕所毫无隐私可言，对这个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小说《破坏者》中特雷弗从孩童般纯真到炼狱般成熟的剧变，体现了作者格林对充满爱的世界的怀疑。只有当悲剧英雄为自己恶行痛苦，才能达到净化情感的目的，以此揭示作者对人性的悲观论调。

2、读者的净化之旅：从怜悯到恐惧

特雷弗历经纯真到经验的转型期，与此同时，读者的情感产生共鸣，格林的悲观主义触动了他们的悲悯和恐惧。

阅读过程中，读者感受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边界，污浊混沌的现实和世外桃源似的老先生家之间的界限，无知与世故之间的区别，善与恶之间的分界。边界（border）这个概念早在格林童年时代就是一个不愉快的记号。

13岁的格林独自一人，悲伤地走在黑暗之中，躲藏于在学校和家中间的地带。“两个世界毗邻相接，你一定得小心翼翼地迈步，因为边界紧挨着砾石小径，如果你通过我父亲的书房推开那扇走廊中绿色的粗呢门，你会误以为走进相似的另一条通道，但实则踏入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边界的生活如此多变不宁，你深陷爱与恨之间，左右为难”。

显然，在很小的年纪，格林已了然于心，爱恨矛盾对立，却相生共存。童年的失乐园是作家创造之源，格林深深迷恋边界地带的邪恶荒蛮、未知刺激，因为在推开那扇绿色粗呢门之后，他第一次知道了危险的边缘。

学生时代和之后生活中驱之不散的恐怖，逼迫格林想出多种逃避方式。旅行、寻求刺激、友谊都曾是格林的避风港，但只有小说-从读小说到写小说-让格林得到解脱。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雷弗的破坏行为也是一种逃避方式，逃离精神荒原，逃离丢失信仰的世界，逃离灵魂深处的阴暗。读者移情，仿佛置身于故事情节之中，怜悯特雷弗的境遇，痛心他的暴力性格。从发言人特雷弗到作者格林，悲观情绪感染着读者，共鸣之中产生同情心。

《破坏者》故事的开放式结尾虽气氛神秘，充满张力，却真实诚恳，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感悟人性的真谛。这样一个悬而未定的结局也可能并不是故事的收官，特雷弗的邪恶不会让他收手，因为魔鬼（the Devil）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想及此，读者心生恐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雷弗，缺点不尽相同，却都从天真走向世故，历经善恶冲突，终会体味崇高与悲怆。

四、结语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解读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小说《破坏者》，分析了主人公特雷弗的悲剧缺点-暴力，正是他的暴力激发了内心的邪恶力量，导致托马斯先生老房子的倒塌。有别于名声显赫，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特雷弗更贴近于亚里士多德推崇的介于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主人公；亦有别于其他悲剧英雄往往逃不掉的厄运，特雷弗的命运并没有跌宕起伏，也并未惨遭不测，他的负能量导致了一场悲剧，他更像是一个魔鬼式的英雄。

悲剧人物特雷弗的破坏性选择是他由单纯到经验转变的加速剂，天性中阴暗的一面释放后，坠落地狱深渊成了必然。小特雷弗决然走向迷途让读者心痛惋惜，而读者的良知和道德也接受同样的拷问，格林笔下的世界是普世的，阴暗凶残、血腥遍布，人性能否获得重生，人类命运的出口在何方，令读者们恐惧不安。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Poetics[M].Ed. Ross Richard.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Inc.，1997.

[2] Booz， Elisabeth B.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1914-1980[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4.

[3] 何其莘.格雷厄姆·格林[J].外国文学，1992.2.65-72.

【作者简介】

赵 妍（1989.01-）女，陕西西安人，任职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