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丑

摘 要：从人类伦理视域来看，中国传统义利之辨的基本伦理精神是以君主为目的、以臣民为工具。为此，义利之辨既要假借家国同一之名来实现家天下，又要使君主凌驾于臣民之上而具有绝对权威。前者需要分析命题以便混淆家国之别，后者需要综合命题严格区分君主与臣民以便论证君主的神圣权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内在矛盾把义利之辨最终推向绝境。这意味着，作为古典经验伦理学形态的义利之辨的终结，同时也预示着现代理论伦理形态的义利之辨即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发端。义利之辨扬弃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把自身提升到先天综合判断，实现由自然暴力为基础的自然法则向自由人性为基础的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现代理论伦理形态的功利论和义务论，为追寻当下人类道德视域的应用伦理体系提供了某种理论思路。

关键词：人类伦理视阈；义利之辨；分析命题；综合命题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3-0051-09

一、引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人类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诚如程颢所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在人类面临种种道德冲突和伦理问题的当下，从人类伦理学视域反思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既是中国伦理学重构的重要使命，也是人类伦理学的实践需求。这里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人类伦理学的演进轨迹中，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和中国传统伦理学处在何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