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　鸣　王勇兵



新浪大V传播行为的变化与思考*
——以突发公共事件为例

■ 靖鸣王勇兵

【内容摘要】微博大V在传播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过程中，主导微博舆论，影响事件发展与结果走向，进而在改变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大V在“净网”前后具有代表性的突发公共事件中不同传播行为的研究发现：“净网”后，大V在舆论表达上变得规范、有序；在态度立场上，变得理性和专业；在角色转化上，由危机舆论的诱发器和扩散器转为了危机化解的助推器；在影响力上，虽然大V群体影响力辐射范围有所减小，但是辐射效果更加明显，传递了更多的正能量。针对大V的一些新动向和传播特点，应采取内部自我约束和外部强制规范的刚柔并济的方式引导规范大V行为，吸纳有正能量意见领袖的声音，努力构建一个理性、多元、有序的网络舆论格局和生态环境。

【关键词】网络大V；突发公共事件；网络治理；舆论引导

意见领袖是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这个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把“意见领袖”解释为:传递重要的竞选信息给大多数选民，并且为他们解释相关的竞选问题，最终影响竞选结果的一类人。①2009年新浪微博诞生，不久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大V”这个词汇。网络大V都是网络世界的活跃者，他们中从不缺少愿意针对公共议题进行批评的建言者，也有人称之为“微博意见领袖”。敢言、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是他们的特质。他们占据信息高位，引发话题、设置议程，成为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然而近年来，大V在突发公共事件和热门公共议题中随意表达观点、刻意夸大事实、恶意散播谣言、导致舆情行为与实际行为相悖等多种失范现象愈发严重。国家有关部门2014年开始的净化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以下简称“净网行动”），在互联网领域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这次行动过后，以网络大V为主的意见领袖如何正确地引导微博舆论、网络公共空间如何加强“把关人”意识和角色定位等成为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管理的重要问题。2016年2月底，国家网信办依法关闭了＠任志强、＠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网络大V账号。由此，网络大V如何自律、如何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再次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采取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式，在深入分析“净网”前后具有代表性的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在微博中舆论反应比较强烈而且多元化事件的基础上，对大V的舆论表达、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的机制、原理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提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价值的相关理论、模型和对策，为加强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一、“净网”前后大V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为变化

本文选取潘石屹、姚晨、何炅、罗昌平、胡锡进、于建嵘、徐昕、作业本、五岳散人9位大V作为研究对象。他们都是粉丝超过10万的新浪微博用户，符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3年互联网舆情报告中对大V的定义。②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2011—2014年间每年的热点舆情事件的排行榜，从中选取8起舆情热值排名靠前的突发公共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并以“净网”前后（2013年8月）为分界点分为两组，即“净网”前（以下简称阶段A）和“净网”后（以下称为阶段B）。八起事件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一）发帖数量：总量和相关度都有所下降

从图1可见，在阶段A中，9位大V的发帖总数量都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趋势却有所不同。下降最明显的就是商界大V潘石屹，但是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V，他们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其次是媒体界大V胡锡进，作为传统媒体记者的代表，在阶段A是突发事件报道的先行者，在阶段B显然变得比较谨慎。学者大V于建嵘和徐昕的下降幅度最小，这说明国家的“净网”行动并没有对这些学者大V产生影响。阶段A中大V发布与事件相关的微博总数为490条，阶段B中总的微博发博数只有222条，总发帖数量下降了268条。

表1　9名新浪大V的微博基本信息（截止时间：2015年8月30日）

表1　8则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信息（截止时间：2015年3月1日）

图1　两个阶段中大V发帖数量图

“净网”后大V们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明显下降，如大V们在两个阶段的事件相关度统计表（详见表3）所示，这些大V在阶段B突发事件发生的整个时间段内，发帖总数并不少，但是与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的微博却凤毛麟角。正如表3所示，阶段B中大V的微博数下降非常明显。排名在2014互联网热点舆情事件排行榜头条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在微博中的发帖量为24900180，而9名大V总的与事件相关的微博为147条，平均每人不足15条，可见大V的关注议题逐渐远离了公共突发事件。

表1　两个阶段大V发帖数与公共突发事件的相关度

（二）发帖形式：原创增加，转发减少

从微博发布的形式分析，如表4所示，阶段A中大V发布原创微博的比例只占17%，转发及转发加评论两种形式相加占83%，说明“净网”前大V们在公共突发事件的发生期和发展期都很少发布自己的原创微博，而更多地是在转发和评论他人微博。这些转发的微博，大部分来自媒体微博。他们只是以“传递信息”的姿态进行信息的传播。然而一些原有的微博带有明显的态度、立场等倾向性，因为“转发即是态度”，大V们即使只是随手转发，仍然会对整个舆论走向带来不小的影响。而在阶段B中，大V原创微博的比例上升到32%，这说明大V开始注重原创观点的表达，不再盲目转发他人微博，即使是转发他人微博，在评论的时候也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能够独立鲜明地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

（三）发帖关键词：从尖锐到缓和

笔者运用ROST NAT词频分析软件对两个阶段9名大V的所有相关微博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这里把两个阶段排名前10的有效词汇列表如下（见表5）:

表1　两个阶段大V发帖形式对比图

表1　两个阶段大V发帖关键词

从表5中可见，阶段A中大V的政治话题倾向比较明显，政府、官员、体制、真相等问责型文字成为高频词汇，这说明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大V们开始充当正义的使者，急于寻求事情的真相。在微博中，大V们比较喜欢用反问句和设问句，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来拷问政府的公信力。这一阶段的大V把微博看成一个自由的舆论场，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一次次激发粉丝的情绪。阶段B中大V们从“台前”走到了“幕后”，在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哀悼之情的同时，开始转向对整个社会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无论是作为媒体精英胡锡进、罗昌平，还是专注于社会法制问题的于建嵘、徐昕，他们都从侧面表达了对当下中国所处的风险社会的一种担忧，他们希望政府的信息发布体制更加公开透明，希望国家的预警、应急机制更加完善。这种反思总结式的传播词汇赢得了粉丝们的认可与支持。

（四）发帖态度：从感性到理性

研究发现，在突发事件的发生期大V的微博内容和评论态度一般都比较单一，主要对事故救援的情感呼吁和转发。正如表6所呈现的，在阶段A中，大V的积极乐观的发帖态度占了将近23%。如何炅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3个小时后转发了＠新浪浙江的一条微博并评论道“恳请急救”，并且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被转发了4396次。潘石屹也多次转发各救治医院的伤员名单，同时为温州市民深夜排队献血的行动“点赞”。这一阶段，大V们的态度以认同和点赞为主，在传递救援信息的同时，不断更新伤员名单，为受伤家属提供了帮助，同时他们也为网友们的“温暖献血”而感动，一时间微博成了寻亲和救援的阵地。

表1　阶段A中大V发帖态度比例图

而在阶段B中，大V的态度明显变得比较缓和、理性，如表6所示，以反思总结和客观陈述为主的观点占了将近50%。大V们以提供事实信息和答疑解惑为主，有效遏制了谣言的传播，使得事件不断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2014年3月8日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大V们不再盲目猜测飞机失联的原因，也不再对马来西亚政府的信息发布延迟进行无休止地指责，而是不断安慰粉丝耐心等待结果。还有在云南鲁甸地震当中，由于灾区交通拥挤，大V们在网上呼吁不要独立前往，还在网上发起了捐款行动，一度受到粉丝们的响应。大V们的信息传递和评论的态度，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体现了他们作为意见领袖的责任与担当。

参考李杨在研究“乌坎事件”时将网民态度主要分为客观陈述态度、追问质疑态度、戏谑态度、积极乐观态度、反思总结态度③，从表7中也可以看到，“净网”之后，大V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追问质疑的态度从33%降到了17%。这说明大V在面对复杂的公共议题时开始用专业、理性地思维来对事件进行分析，在向粉丝传达意见时少了几许情绪化，而增加了几分专业化。即使是代替媒体行使议程设置的功能，大V的功能属性也开始由自媒体向专业媒体转变。

表1　阶段B中大V发帖态度

（五）粉丝互动：单一化的认同减少，多元化的评论增加

考察大V在突发事件中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与粉丝的互动，而粉丝对大V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其转发次数和评论态度进行探讨。为此笔者选取9位大V在两个阶段中所有相关微博的被转发数和被评论数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8所示，从粉丝互动的情况来看，阶段A中被转发次数在500次以内的占27%，这部分转发属于常规性转发，大多是由各个大V的粉丝经一层转发而成的；转发次数1000次以上的占41%，这部分转发属于扩散性转发，除粉丝自己转发外，转发范围扩充到第二层，即粉丝的粉丝也会对其进行转发；“净网”前转发量在5000次以上微博也占了将近11%。这说明在阶段A中粉丝非常信任和崇拜自己的偶像，大V无论转发什么，他们都积极参与，大V俨然已经成为了话题中心，粉丝们在这里进行观点的碰撞，或赞同，或反对。大V与粉丝们也积极沟通，针对粉丝的评论基本都会给予相应的回复。

表1　两个阶段中大V与粉丝互动情况表

研究发现，在阶段B中，大V微博被转发次数在500次以上的比例明显下降，将近一半的微博的转发量都在500以下，这与大V粉丝量的不断增长显然不成正比。然而阶段B中评论量在1000次以上的微博比例大幅增加，粉丝们开始变得理性，注重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唯大V是从，敢于面对大V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中对抗性的观点开始出现。但是即便如此，大V们对此也“视而不见”，不再轻易为了毫无意义的对抗而进行口舌之争，有意回避粉丝们多元化的评论态度，大V开始展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

（六）表达失范：被处理数量减少

在对大V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时，笔者发现阶段A中不少大V的微博被删除，无论是转发的还是原创的都有被删除的情况出现，统计发现完全被删除和半保留的微博占全部微博数量的10.1%。已经删除的微博，笔者无从考证他们的行为是否失范，但仅从半保留的17条微博来看，大部分在言语表达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他妈的”“猪狗不如”“嘴脸”“混账”等不雅词语多次出现。在目前可以查看到的微博当中也有不少微博出现极端的表达失范问题，有明显失范行为的微博有17条（见表9）。

表1　阶段A新浪对大V微博的处理情况表

笔者在阶段B中总共发现8条微博被删，分别是潘石屹1条，作业本4条，五岳散人3条，占总样本的6.1%，相比较阶段A中的10%下降了不少。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在阶段B中并没有发现言辞极端或者污秽、谩骂的言语失范现象，即使在表达自己谴责质疑的过程中，大V们也都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主，理性辨析的微博并不会受到来自新浪其微博屏蔽或删除的处理。国信办2016年二月底依法查处网上违法违规行为，对有关网站580余个违法违规公众账号和一批误导公众、影响恶劣的网络名人账号予以关闭、暂停更新，其查处力度前所未有，表明未来将进一步强化对网络大V违法违规行为等表达失范的遏制和打击。

二、“净网”前后大V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行为变化的原因

从如上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大V们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行为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无论是扮演的角色变化还是传播作用的变化都非常明显。那么大V在“净网”前后之所以判若两人，我们认为，国家的“净网”行动功不可没，另外大V增强了责任意识、坚持自律和自治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大V传播行为变化的客观原因

1.国家对互联网治理的力度明显增强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④。2013年8月以来政府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警方遏制网络谣言，依法处置违法大V，对互联网展开一阵急风骤雨式的洗礼。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体现了网民自律和网络社区自治的双管齐下的治理思路。主流媒体从2013年8月20日开始频频报道大V被依法拘捕的消息，一时间微博意见领袖群体开始注意规范自己在网络传播中的言行举止。随后国家又把互联网治理推向法治化轨道。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国家对网络失范行为的治理提升到法律层面。⑤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过几个月的清理，大V网上爆料社会负面现象特别是批评政府管理部门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负面情感词减少，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网络舆论环境开始回归理性和平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也指出:中国是网络主权的坚定倡导者和有力维护者，坚持正确处理网络空间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开放与自主的关系，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之道。⑥

2.体制内媒体微博、政务微博的崛起，开始与大V争夺话语权

当大V主导的微博舆论出现明显的消极倾向时，为了抢占舆论主导的先机，改变微博的信息传播结构，国家开始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于是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便应运而生。据统计，2014年底全国开设政务微博的已有20多万户，已成为政府新闻发布和突发事件处置的首发力量。党政部门通过政务微博第一时间通报突发公共事件的权威信息，成为主导舆论和事态演变的重要力量。在厦门公交纵火案中，＠厦门警方在线发布了9条微博，不仅通报案件信息和救援情况，而且发出“今晚无眠，厦门之痛”“坚强厦门，爱厦门，共努力”等充满正能量的微博，累计收获网民转评近2万条。⑦体制内媒体和政务微博这两支“国家队”的崛起，推动了突发公共事件在微博中的信息流通，他们的最先发布信息，抢占了舆论引导的先机，消解了以大V为中心的社会话语中心和信息传播权的既有壁垒。这支“国家队”以其本身的权威性加上微博信息发布的速度优势，进一步奠定了他们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主导地位。

3.多重利益逐步分解

“净网”前大V是多重利益勾兑的产物。大V产生之初，在微博平台上常常被人们理解为“申张正义”的角色，然而意见领袖身上的光环越多，就会滋生很多危险的因素。很多网络热点事件涉及到经济利益、人际关系、权力等多方的利益。这些因素以不恰当的方式介入到大V对舆论的引导，那么这种参与必然会导致各种畸相，使得大V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沦落为“收买”或者“对抗”。大V这一群体不再单纯是影响力、引导力的代名词，而变成了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和嘲笑声的集合。微博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我们知道，粉丝数量是一个微博账号影响力的最直观表现。于是这些大V催生了一些新名词——“买卖粉丝”“僵尸粉丝”，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转发。通过畸形的微博营销，一个个体或者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而这些大V被赋予的“影响力”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这些被金钱、被权力利诱的大V势必会阻碍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对于这些大V而言，受到网络整顿和清理也就成为了必然。国家的“净网”行动逐步将这些不合理的因素稀释掉，使得大V作为意见领袖的动机更为单纯，他们影响受众的目的变得简单，既不追名了也不逐利了，甚至对待影响的结果也并不看重，完全在私人聊天中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传递了许多正能量。

（二）大V变化的主观原因

1.大V的自律和自治，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大V薛蛮子嫖娼事件让很多网民大跌眼镜，他面对记者的采访，不经意的一句“回复粉丝留言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更是成为网民热议的话语。微博平台给予大V很多特权，大V们掌握着最顶端的话语权，很多事件必须经过大V们的转发、评论才能推至公共视野。普通的草根用户要想发出声音并实现诉求，也要首先博得大V们的关注。揭发官员腐败行为、控诉自己不平遭遇或是寻求好心人帮助的微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私信或者在发布的微博中＠粉丝数众多的意见领袖们，希望能通过他们的转发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诉求。大V权力愈来愈大的趋势也造成一些大V个人虚荣主义的滋长，产生飘飘然的感觉。

无论是出于对国家治理的威慑力还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净网后”大V们已经开始理性地对待自己在微博中的角色。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不少大V已经开始进行私下学习，或者在发布微博之前都会进行相关资料的查证。其目的就是为了正确运用自己在微博上的影响力，给予社会公共问题更多有益的关注。微博从一种紧张、激昂的情绪逐渐转变为一种轻松、舒适的状态，绝大部分大V们不再大谈政治、经济等宏观的话题，开始转向一些碎片化、私人化、生活化的东西。其与粉丝们的互动也逐渐增多，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家人，用真诚去打动他们。这样一方面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的言论有所不当，粉丝会及时提醒，避免了大V出现传播行为失范，或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另外大V有自己的一套自我约束机制，例如当涉及敏感话题时，大V的微博可以设置仅自己可见或者仅相关粉丝可见，对于某些帖子设置只能评论、不能转发等，以此来限制和约束自己的传播行为，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舆论影响。

2.大V转向新的舆论场——微信、新闻客户端

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们才刚刚适应微博传播和人际交往的模式，微信的崛起对微博用户进行了明显的分流。微博的用户出现流失，其热度有所下降。从2013年6月30日到2014年6月30日，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网民的喜新厌旧，微信分流了微博的人群。⑧大V们厌倦了在微博上的无证据吐槽，得不到及时回应与互动的他们开始转向微信熟人间的相互博取归属感。微信是一种基于现实社会关系的高粘度的社交媒体，微信的传播呈现一种圈子化脸对脸的传播，人际传播的特点更加明显，相对于微博的无障碍传播，微信传播范围受到了限制。例如在微信中A和C均是B的好友，以B为中心的信息传播，A和C均能接收到并予以评论，但是如果A和C不互为好友的话，那么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对中心B的评论，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于是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微信公共账号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微信人际传播的缺陷，使得传播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不少大V开始转变舆论阵地，由微博转移到微信，申请新的公共账号，并自造议题，供网友们讨论，形成新的舆论“小圈子”。

尽管微博热度下降，但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发现，2014年在马航客机失联、东莞扫黄、山东招远血案等突发事件和热门议题中，微博在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上仍然展现出微信无法比拟的强大优势。微博可原生态地展示社会舆论，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表达相互融合。保留微博这个公开的意见平台，以避免让各种意见下沉到私密的微信里。这样有利于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脉搏，及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并澄清其中的谣言，对负面声音进行引导。⑨

三、关于规范大V行为和微博舆论引导的思考

（一）政府：加强监管与信息公开

首先，在对大V传播的微博信息内容方面的监管，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近年来，由于微博不断显现出其强大的舆论控制能力，政府逐渐加大并完善了对网络传播的治理力度，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网络谣言传播的量刑不是很清晰，对转发“500次获罪”的规定只是提及并未实施，这些都给某些不法大V在微博上兴风作浪以可乘之机。当务之急就是针对网上出现的一些案例，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以惩治不法大V的违法活动，维持安定祥和的互联网环境。2016年初国家网信办依法关闭＠任志强、＠罗亚蒙、＠演员孙海英、＠大鹏看天下等网络大V账号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政府净化网络空间的决心与力度。其次，政府应督促相关部门开发相应的过滤技术，对大V传播的有害信息进行筛选，从源头上切断其有害信息的传播，从而有效防止有害虚假信息进一步传播。此外，还可以设立针对大V用户的诚信制度管理，对每个大V所发的信息进行检查和评定，一旦发现有虚假或危害的信息，就可以降低该大V的诚信指数。这样一来大V就会重视自己发出的每一条信息，主动维护自己的诚信度。另外政府还应该积极培育好强化自己的专业大V，以专业技能和经验还原事实真相，均衡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有利于对冲某些大V的不良言论和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引导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突发公共事件。

（二）微博运营商：强化监管，及时引导

目前新浪微博既有的监管体系并不完善，过滤技术有待加强。例如只对文字方面有自动净化筛选功能，对一些敏感的图片和视频链接却难以处理，往往只能是在舆论危机形成之后进行补救处理，此时的危机舆论已经形成，再想把舆论引回正轨，难度和成本比之前要高很多。因此运营商应加大对信息监控技术的优化升级，通过设置关键字过滤等手段对微博进行事前自动审核，必要时可以暂时中断信息同步和转发机制来切断不良信息的传播链。另外微博网站可以强化微博用户管理，制定较为严格的用户注册信息审核机制，通过网站的规章制度约束大V的行为。目前我国的新浪等多家微博要求用户注册时输入身份证和手机号，但是这种实名制审核并不严格，随便填写就可通过，所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信办在就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一事发表谈话时也再次强调，各类网络传播平台要坚决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严格执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制度，决不允许已被关闭账号的用户以“换马甲”等方式改头换面再次注册。⑩

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的美国传播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⑪中国的微博是以名人路线为主导的，大V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名人，他们是微博中的意见领袖。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微博运营商应充分利用微博大V资源，积极引导大V对事态的看法，并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大V有见地的言论进行推荐，吸引受众的关注，促进信息的公开，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

（三）大V：规范社交行为，提高责任意识

意见领袖或者大V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微博舆论场就像是生意场，它同样需要经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利用微博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是意见领袖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姜军发表谈话所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网络名人、“网络大V”更要正确运用自身影响力，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传播正能量。⑫大V们应该积极传播自己已经掌握的真实信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对公共事件做出权威判断，避免没有依据的情绪化言论或行为。科学性、合法性、专业性，这些都应该成为大V在微博传播时的主要行为准则。以往种种由于大V的不专业而引发的舆论偏激、群体极化的严重后果都在警示大V，当突发公共事件到来之时，应该利用其微博适时、恰当地说明事件本身的核心信息与宏微观及近远期的背景，提供事态的进展信息，分析其逻辑，预测甚至引导其转危为安，乃至化危机为转机等等。如果碰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大V可以运用媒体融合的优势，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布相关博客、互联网视频、新闻网站乃至官方通告的链接，以对微博本身简短内容形成补充，以此来增强自己的专业性。要作为长期的意见领袖，大V还要有互动意识。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不仅大V彼此之间可以抱团，相互关照发言内容和参与程度，大V与草根、大V与专业人士、大V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平日里实现互动知晓乃至认同有助于公共事件突发时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解决。

三、结语

大V的崛起，使得整个网络生态和舆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大V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终究是微博议程设置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培养理想的大V，和大V们经常交流和沟通非常有必要。国家的净网行动并不是专门针对大V而展开的，无疑某些大V的失范行为影响到微博舆论正常秩序的运行，更有甚者触犯法律的边界，才会招致相关部门的治理，包括大V任志强账号被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微博账号长期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其实自2015年以来的新浪微博就已经呈现出相对良好的态势，曾经影响力广泛的大V们逐渐褪去犀利、感性的面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专业的、理性的面目。这次国信办的重拳出击，再次给广大网络大V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表明了依法治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V只有正确地处理好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的“声音”恰到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V们将会在较为理性的讨论气氛中重新看待虚拟世界和真实社会，这两者不再是对立和撕裂的状态，而大V和官微也不再是争锋相对的舆论格局，我们应该看到微博仅仅是一个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平等协商、理性探讨的交流互动平台。

（本文写作得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相关数据支持，特此感谢。）

注释：

① ［美］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②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318/c364391-24662668.html，2015 年10月15日。

③ 李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引导机制探析——以“乌坎事件”在强国论坛中的讨论为例》，《今传媒》，2013年第3期。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七）》，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08/c164113-25428563.html

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2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2/1221/c210123-19974822.html，2015 年10月15日。

⑥ 鲁炜:《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原则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体会与思考》，《求是》，2016年第5期。

⑦ 禹建强、李艳芳:《对微博信息流中意见领袖的实证分析:以“厦门BRT公交爆炸案”为个案》，《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期。

⑧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yuqing.people.com.cn/GB/392071/392072/index.html，2015年10 月15日。

⑩⑫ 国信办:《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就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发表谈话》，http://www.cac.gov.cn/2016-02/28/c_1118181170.html。

⑪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作者靖鸣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勇兵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编导）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浪大V传播行为与失范应对研究”（项目编号: 14BXW02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