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家银



社交媒体与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

■ 卢家银

【内容摘要】在回顾互联网对公民政治抗议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N=2188），系统分析了社交媒体和移动APP使用对中国青年政治抗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微信新闻使用和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但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其中，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最大，影响力远远超过微信、微博和传统的线上线下媒体。同时，虽然政府网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表现出削弱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在政府管控的环境中，微信新闻使用仍然促进了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

【关键词】社交媒体；移动APP；政治抗议；青年群体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特别是风靡全球的社交媒体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渗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细胞，颠覆并重构各类复杂关系。在当下，社交媒体已不只是传统媒体之外的一种新兴媒介平台，它正在成长为一种改变和重塑社会权力关系与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力量。在我国，截止2015年12月，社交媒体用户已突破6亿，其中微信活跃用户达到6.5亿①，微博用户2.04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4.82亿，社交媒体成为网民的主要使用形态。②公众特别是青年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和移动APP获取时事新闻、参与政治活动的频度也越来越高。从我国台湾学生的“反服贸”运动到香港学生的“占中”游行，均普遍反映了社交媒体和移动APP使用对青年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一方面，青年群体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和移动APP使用获取政治信息，了解和掌握事件进程；另一方面，青年群体还凭借社交媒体发布和传播最新信息，进行线上和线下的行动动员和实施。然而，国内学术界目前尚未对此展开深入研究。本文正是藉此尝试分析社交媒体和移动APP对政治抗议的影响。

所谓政治抗议（political protest）是指民众为了影响公共政策而采用对抗政治的方式向特定部门或组织施加压力的公开性表达活动。③政治抗议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方式，既包括和平的方式，也包括暴力的方式；既包括合法的方式，也包括非法的方式。它通常包含请愿、示威、游行、静坐、罢工、罢课、抵制货品、占领工厂或建筑物等。在国内，政治抗议主要表现为网络抗议、网上请愿、越级上访、散步游行、反抗拆迁和暴力攻击领导干部、执法人员及国家机关等。对于影响公民政治抗议行为的因素，除了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政党社团、社会环境等，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也是影响公民政治抗议行为的重要因素。

其中，社交媒体和移动APP作为新型的网络形式和应用，正在对抗争性政治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尽管有学者主张它削弱了政治参与，④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坚持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促进政治参与及抗议行为。社会学者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Christopher Wilson）在对埃及解放广场的抗议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社交媒体影响公民做出是否参与抗议的决定，影响抗议的实行以及抗议成功的可能性。”⑤埃里克·劳伦斯（Eric Lawrence）等人也发现，脸谱（Facebook）上政治群组的积极参与会导致线下群体性政治参与。⑥在此基础上，汉摩尼·法罗（Har-monie Farrow）和袁郁（Y.Connie Yuan）进一步指出:关注政治博客等获取信息的行为与志愿参与集体行动、签名请愿等线下抗议行为直接相关。⑦对于青年群体，蒂莫西·麦克菲（Timothy Macafee）等人通过对威斯康星2011年的一项争议性法案抗议事件的研究发现，尽管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获取该抗议事件的信息，但仅有对社交媒体的表达性使用才与线下政治抗议参与相关。⑧在我国，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及影响日益扩大的移动APP同样可能会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H2: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H3: 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同时，我国为了防治网络谣言和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还于近年来相继实施了网络实名、网络删帖和网络诽谤入刑的互联网管制举措。尤其是自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网络管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从2014年至2015年相继出台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等管理规定，对帐号注册使用、时事新闻的发布和违规处罚等作出了详细限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网络规制有可能会发挥预期效用，削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行为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不会产生实际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一个研究问题:

R1:政府管控是否调节了微信新闻使用、微博新闻使用、APP新闻使用三者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状况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范围覆盖了东中西部的七座城市、15所大学，按照地域、城市、学校、专业、年级和班级进行分层抽样，在东部地区抽取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在中部抽取的是武汉和郑州，在西部抽取的是兰州和西安，抽取的院校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城市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委托被抽样班级的学生志愿者和访员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和手机短信四种方式邀请所在班级的学生在网上填写问卷。从2014年7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共向9114人发出邀请。截止9月20日，共成功收回有效问卷2188份，调查问卷的成功回收率为24%。调查样本的总体状况可参阅表1。

表1　样本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依据荷马·祖尼加（Homero Gil de Zúñiga）等人对政治参与的测量，提取形成政治抗议的量表。⑨本文对因变量政治抗议的测量，主要通过4个项目测量（具体参照表2）。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抗议的赋值（M=8.49，SD=1.12，α=0.75）。

表1　青年群体的政治抗议状况

2.自变量

本文主要依据祖尼加等人拟定的社交媒体量表对微信、微博、移动APP的新闻使用和政府网络管控进行测量。⑩

微信新闻使用与微博新闻使用:

对于微信和微博新闻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测量，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填写他们在微信、微博上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1）使用微信/微博获取时事新闻；（2）使用微信/微博获取当地或社区的最新信息；（3）使用微信/微博获取来自报刊或电视的时事新闻；（4）在微信/微博上通过朋友或家人获取新闻。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的微信新闻使用状况（M=11.28，SD=3.26，α=0.84）和微博新闻使用状况（M=11.27，SD=3.54，α=0.86）。青年人群的微信、微博新闻使用情况可分别参阅图1、图2。

图1　青年群体的微信新闻使用情况

图2　青年群体的微博新闻使用情况

APP新闻使用:

对于移动APP新闻使用的测量，主要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他们在移动APP上参与下述活动的频率（1=从不，5=总是）:（1）使用新闻媒体的APP获取时事新闻；（2）使用党政机关的APP获取时事新闻；（3）使用知名人士的APP获取时事新闻；（4）使用所在单位或社区的APP获取时事新闻。这4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群体移动APP的新闻使用状况（M=8.92，SD=3.13，α=0.77）。青年人群的移动APP新闻使用情况可参阅图3。

图3　青年群体的移动APP新闻使用情况

政府管控:

政府管控的测量主要是依据受访者的自我报告，测量受访者对政府网络管控的心理感知，这种心理感知通常可以反映管控的严厉程度。本研究请受访者在李克特五级量表中填写对下述各项心理感知的变化: （1）被删帖之后，评论政治话题的可能性；（2）网络实名制以后，对抗议政府决策会受到处罚的担心程度；（3）网络诽谤入刑（规定虚假信息被转发500次可被判刑）后，对在网上发布或转发时事信息受到处罚的担心程度。这三个项目相加的得分即为政府网络管控的分值（M=8.72，SD=2.39，α=0.57）。得分愈低说明政府管控愈宽松，得分愈高说明政府管控愈严厉。

3.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政治社会化研究成果的变量设计，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媒介使用变量和政治前因变量三个部分十个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五项。其中，教育程度通过受访者报告已就读年限进行测量（M=3.01，SD=1.60）。家庭经济收入通过询问受访者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总体经济状况进行测量（M=6.60，SD=1.78）。

媒介使用变量包括一般媒介使用和网络规模。对于一般媒介使用的情况，本研究使用日本学者山本正弘等人设计的量表进行测量⑪，受访者需要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中分别填写他们在线下和线上阅读报刊新闻、收看电视新闻节目、访问大型新闻网站、阅读名人论坛文章、搜索时事新闻等活动的频率，这九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一般媒介使用的得分（M=24.16，SD=5.80，α=0.80）。对于网络规模，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过去一个月在线下面对面讨论时事政治和在线上讨论时事政治的人数而测定（M=4.20，SD=1.84，α=0.81）。

政治前因（Political antecedents）变量包括政治面貌（M=0.31，SD=0.46）、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其中，政治兴趣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和对选举活动感兴趣的程度进行测量（M=6.17，SD=1.50，α=0.79）。政治效能的测量融合内部政治效能量表⑫和外部政治效能量表，⑬通过受访者报告其对于下述观点的赞成程度进行测量:（1）政府的工作太复杂，像我这样的人很难明白；（2）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事务；（3）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4）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四项相加的得分即为青年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M=12.21，SD=3.33，α=0.80）。

（三）数据分析

为了防止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带入回归方程之前，本文将微信、微博和移动APP新闻使用和政府管控四个主效应变量进行对中化处理。

三、研究发现

表1　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H1假设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政治抗议对微信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0.066，SE=0.028），H1得到了支持。这说明，微信新闻使用越多，青年的政治抗议就越频繁。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政治前因模块和传播变量模块的基础上，主效应模块对政治抗议因变量增加解释了2.62%的变差。

与H1不同，回归方程显示，尽管政治抗议对微博新闻使用作用方向为负向（β=-0.019），但无统计学解释力，H2遭到拒绝。这表明，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H3假设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政治抗议对APP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0.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0.136，SE=0.033），H3得到了支持。这意味着，青年人群对APP的新闻使用越多，其政治抗议行为就越频繁。

对于R1，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政治抗议对交互项“微信新闻使用×政府管控”的回归显著（p＜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0.062），交互变量模块对政治抗议因变量增加解释了0.38%的变量，调节作用明显。这说明，网络政府管控和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相互增强的作用，意即政府管控并不能减弱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验证这种交互效应，本研究做了简单斜率检验。简单斜率亦显示（如图4），政府网络管控度较低时（95%CI: 0.086 to 0.297），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网络管控度较高时（95%CI: 0.088 to 0.683），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图4　微信新闻使用与政府管控的交互关系图

与之类似，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政治抗议对交互项“APP新闻使用×政府管控”的回归显著（p＜0.05），作用方向为负向（β=-0.047），交互变量模块对政治抗议因变量增加解释了0.38%的变量，调节作用明显。这表明，APP新闻使用和政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相互削弱的作用，意即政府管控越严厉，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就越小。为进一步验证这种交互效应，本研究又做了简单斜率检验。简单斜率亦显示（如图5），网络政府管控度较低时（95%CI: 3.611 to 7.171），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网络政府管控度较高时（95%CI:-1.348 to 9.498），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则变得不显著。

图5　APP新闻使用与政府管控的交互关系图

同时，回归方程显示，尽管政府管控有调节作用，它对微博新闻使用和青年政治抗议影响的作用方向为负向（β=-0.025），但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说明，网络政府管控对微博新闻使用和青年政治抗议影响的调节效应并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效应模块中，回归方程显示，政府管控变量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负向作用（β=-0.111），且回归显著（p＜0.001）。这表明，政府网络管控越严厉，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频度就越低；政府网络管控越宽松，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频度就越高。

另外，除了主效应模块，媒介使用模块和政治前因模块分别解释了因变量政治抗议9.61%、5.46%的变差。这说明媒介使用仍然是影响政治抗议的重要因素之一。媒介使用模块中，回归方程显示（参看表3），政治抗议对一般新闻使用的回归显著（p＜0.001），作用方向为正向（β=0.183，SE=0.018）。这表明，青年人群对传统线下媒体和线上媒体的新闻使用越多，其政治抗议行为就越频繁。但一般新闻使用对政治抗议的这种影响，随着社交媒体新闻使用的出现而减弱（β从0.183变为0.095）。其中，网络规模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最大（β=0.257），且回归显著（p＜0.001），这意味着青年参与时事讨论的人群规模越大，其政治抗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中，性别、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三个变量对政治抗议均具有负向影响，且回归显著。这意味着与女性、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青年人群相比，男性、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频度较低。同时，回归方程显示，当增加社交媒体新闻使用的变量之后，政治抗议对民族变量的回归变得显著（p＜0.05），且作用方向为正向（β=0.050）。这说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青年的政治抗议频度相对较高。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块对政治抗议因变量解释了1.64%的变差。

四、讨论与结论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和移动APP已经成为传统线下和线上媒体之外重要的政治动员的信息结构化平台，它直接影响着青年人群的政治参与和抗议行为。

第一，微信新闻使用和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具有差异化影响。其中，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而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非显著意义上的些微削弱作用。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微信新闻使用越多，其政治抗议的频度就会越高，而微博新闻使用则并不具有这样的效用甚至可能作用方向相反。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微信使用的迅速扩展，不仅使用者倍增，而且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快速发展，已经将传统的许多新闻应用融合到新兴的微信平台，所以微信新闻就成为传统新闻应用的延伸平台。已有研究发现，网络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具有正面推动作用。⑭那么作为网络新应用的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具有促进作用则完全符合逻辑。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用户生产内容的参与性环境，它更能激发使用者抗议性参与的动机。⑮对于微博而言，由于使用者人数的缩减、特别是平台融合能力的衰落和非明显优势，导致其对青年政治抗议产生非显著影响亦属正常。

第二，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意即青年人群对移动APP的新闻使用越多，其政治抗议频度就会愈高。与其他媒介使用相比，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最大:既高于传统线下媒体（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的影响，又大于传统线上媒体（包括在线报刊、网络电视和新闻网站）的作用，还强于社交媒体（包括微信、微博）。其中，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几乎是微信新闻使用的两倍之多。已有研究指出:移动APP中对时事新闻的使用对青年的线下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⑯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发现。移动APP新闻使用之所以对政治抗议具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移动APP能够让用户及时获取最新时事资讯，并了解和观测同侪群体（或群组）的讨论、行动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件或行动的最新变动。并且，移动APP提供的这类动员信息能够促进集体政治行动的开展。⑰

第三，尽管政府网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具有削弱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和有效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网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确有遏制作用，这表现为政府管控愈严厉，青年的政治抗议频度就会愈低；另一方面，政府的网络管控却并不能有效调节微信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这表现为，政府管控越严厉，微信使用对青年的政治抗议的积极推动作用反而越明显。其中，政府管控所能减弱的也只有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这样，政府管控就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表现出了它的能与不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有两个:（1）我国现在正值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确实比较尖锐，社会民众对环境、教育、收入、就业、腐败等问题确有不满和利益表达的强烈诉求；（2）社交媒体是基于熟人关系圈的用户自生媒体平台，虽有网络管控，青年用户仍然有机会围观与分享，也敢于表达和抗争。政府严厉的网络管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仇官类谣言的数量比例和偏激程度，推动网络表达趋于理性。⑱

第四，虽然个人的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会激发政治抗议行为，但是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等因素直接制约着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本研究发现，与非党员、教育程度较低和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青年群体相比，中共党员、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频度较低，参与线上线下政治抗议活动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并且，与女性相比，男性青年参与政治抗议活动的意愿和可能性更低。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利益冲突的加剧，各类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达行为为社会稳定带来了挑战，但是只要各级党组织继续推进全面改革，发展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能够继续保持青年群体对党组织的信任感、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国民经济收入，就可以有效减少民众的政治抗议活动，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固。

注释：

① 李立:《“技术狂”微信家有森林初长成》，《中国经营报》，2016年1月4日，第27版。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7次），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 53271.htm，2016年1月22日。

③ Terchek，R.J.Protest and Bargaining.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74，Vol.11，no.2，pp.133-144.

④ 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编辑之友》，2015年第5期。

⑤ Tufekci，Z.，Wilson，C.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2，Vol.62，no.2，pp.363-379.

⑥ Lawrence E·Sides J·and Farrell H.Self-segregation or Deliberation？Blog Readership，Participation，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0，Vol.8，no.1，pp.141-157.

⑦ Farrow，H.and Yuan，Y.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Alumni Through Facebook to Increase Volunteerism and Charitable Giving.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Vol.16，no.3，pp.445-464.

⑧⑮ Macafee，T.and De Simone，J.J.Killing the Bill Online？Pathways to Young People' s Protest Engagement via Social Media.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2012，Vol.15，no.11，pp.579-584.

⑨ Gil de Zúñga，H.，Molyneux，L.，and Zheng，P.Social Media，Political Expression，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nel Analysis of Lagged and Concurrent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Vol.64，no.4，pp.612-634.

⑩ Gil de Zúñiga，H.，Jung，N.，and Valenzuela，S.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2，Vol.17，no.3，pp.319-336.

⑪⑰ Yamamoto，M.，Kushin，M.and Dalisay，F.Social Media and Mobiles a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orces for Young Adults: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New Media & Society，2015，Vol.17，no.6，pp.880-898.

⑫ Niemi，R.G.，Craig，S.C.and Mattei，F.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1，Vol.85，no.4，pp.1407-1413.

⑬ Gastil，J.and Xenos，M.Of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Clarifying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c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Vol.60，no.2，pp.318-343.

⑭ Boulianne，S.Does Internet Use Affect Engagement？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9，Vol.26，no.2，pp.193-211.

⑯ Campbell，S.W.，and Kwak，N.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Civic Life: Linking Patterns of Use to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Vol.60，no.3，pp.536-555.

⑱ 熊炎:《惩罚能抑制谣言传播吗？——以“转发超500次入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2期。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交媒体对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与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4CXW03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