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方金+贾菲

【摘要】社会和谐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各要素运行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各社会因素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社会和谐”思想十分丰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扬弃、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促进和实现当代中国和谐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传统文化 社会和谐 传承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和谐”一词的含义是指事物构成要素配合协调，保持动态平衡，实现事物整体功能的最优化。社会和谐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各要素运行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各社会因素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由于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促进社会和谐主要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身心和谐。我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十分丰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扬弃、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社会和谐”思想，对于促进和实现当代中国和谐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和谐思想的主要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以合致和”。“以合致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天人合一”，即主张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而是相生相依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并不都是指与主体“人”相对应的作为客体的纯粹的“自然界”，“天”意指多种多样：有作为自然、社会最高主宰的具有人格神含义的“主宰之天”、有具有道德意义的赏善罚恶的“德性之天”或“义理之天”等等，但是与主体“人”相对应作为客体的“自然之天”是“天”的最基本含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他各种涵义都是由此引申或演变而来的。

“天”的一个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自然界。“天人合一”学说不仅是一种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主要以“天人一体”、“性天相通”、“天人合德”为视角论证“天人合一”。荀子虽然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但他并不否定“天人合一”。荀子的“顺天”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其“顺天”思想并非指人消极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指人在“与天地参”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道家主要从取消人为努力而顺人于天、合人于天的角度论及“天人合一”。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中致和”。儒家思想中的“中”即中庸，是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孔子以“持中”作为促进和保持和谐的方法与手段。孔子认为，“过”与“不及”皆不为“中”，“中”是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中”是实现“和”的途径和保证。而“中”以“礼”为原则，如果越“礼”或背“礼”而“和”，则是“德之贼”。孔子的以中为度，以中致和的思想得到自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认同和推崇，并努力践行。

当然，儒家的中和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它强调“持中”而不越“礼”，以维护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为原则；它以对统一体的维持和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它一味注重对统一体的维持，力图使对立双方所达成的统一、平衡长久不变，永远不能超越“中”这个度，这就为事物的发展，即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人为地设置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一特征必然使其成为一种阻碍事物发展的保守理论。尽管如此，儒家思想的这种“贵和尚中”、“以中致和”的特质，在社会处于积极向上、稳定发展时期，对于维护大一统的团结局面，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容致和”。“以容致和”，即我国传统文化之“和而不同”思想所倡导的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和方法。“和而不同”思想承认和尊重系统内要素的差异性；强调系统内相异要素的和谐共处；维护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西周的太史史伯提出了“和”与“同”的概念。“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在此，“和”与“同”相对立而存在，是包含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以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基础的协调统一。

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思想体现了在尊重个性和差异基础上和谐共处，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社会发展理念。“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记·乐记》）“乐”与“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乐”使具有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和睦相处。“礼”则承认人与人在职业、身份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乐”和“礼”皆不能超越界限，“乐”过则同流合污，“礼”过则貌合神离；而“和”则是通过礼乐教化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

荀子指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维护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可见，在我国的传统思想中，社会和谐不是通过相“同”的因素简单相聚、相加和累积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相“异”因素在统一体中求同存异，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而实现的。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责致和”。中国古代先贤哲圣、志士仁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各种治国之道、安邦之策，他们忧国、忧民、忧时、忧世，均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出的救国治国之策，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八德”之“治国”、“平天下”所体现的正是社会责任意识。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以“仁”和“礼”来实现其“大同”的社会理想。孟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也。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他不患个人得失，而忧国忧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能够担当重任的人必须经历各种磨砺和考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北宋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体现的也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法致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德致和”，主张统治者应通过施行“德政”、“仁政”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将民众的思想行为纳入规范有序的轨道，以维护社会和谐。但“以德治国”对统治者和民众思想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是软规范和软约束，刚性约束不足。因此，我国古代的法家们提出了“以法致和”的主张，即以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刚性约束，以维护社会和谐。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积极因素主要表现为：其一，法是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

其二，立法明分，即以法确定名分，明确权属关系，以保护“定分”之物。关于“定分”之物，商鞅比喻道：“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商君书·定分》）；管子认为，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明确物权，物权确定了，关于物的归属的纷争就消失了。“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

其三，法律既不能一成不变，守陈法而不易，要随着形势的变化，适时而变法，但法律也应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不能频繁更法，更不能朝令夕改。关于法律要“宜其时”而变，商鞅指出：“君亟定变法之虑”（《商君书·变法》）。韩非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至于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管子指出：“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管子·法法》）

其四，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法家的这一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却道出了法律的真谛。“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论六家要旨》）这虽然是对法家的指责之词，但却说明了法家严明执法的实情。

其五，法令应合乎民心。管子指出：“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管子·形势解》）

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华文明这些“和谐”文化思想，对于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当代中国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一，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一闪光的传统思想不仅与“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西方文化相异而且为解决或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其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肯定人有‘能知、‘能参、‘能治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又强调人必须尊重、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基本正确的认识，是一种朴素辩证的天人统一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现实意义。新发展理念，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挖掘、继承、发展、弘扬“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21世纪初中国国情的绿色发展观。

第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今天，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中致和”的“中庸”思想、“以容致和”的“和而不同”等思想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其一，有利于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各民族在传统、信仰、习俗等各方面存在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中致和”、“以容致和”等思想，要求我们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要持“中”有“度”，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大汉族主义，坚持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发展繁荣。

其二，有利于促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由于历史、社会制度等因素，当前海峡两岸仍处于分离状态。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容致和”等思想，要求两岸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尊重历史、尊重实际，尊重差异，寻求两岸和解与统一。

其三，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容致和”的“和而不同”思想，为处理国家、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尊重各国家、各民族在文明形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性，存异求同，谋求共同发展。这无疑会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三，有利于经济社会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下持续健康发展。从组织和谐及所带来的效率和效益来看，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之“和而不同”思想，要求组织中的个体尊重组织成员间的差异性，在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使组织结构最优化，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从而在和谐共处、共生共荣中实现组织目标。从社会大系统协调高效运行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思想主张系统内相异要素和谐共处，维护系统的整体性、统一性和有序性。这一思想体现了“容”的精神，即整个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如此博大，以至于能容纳所有相异事物，使相异事物在统一体中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使系统达到整体最优化，使社会成员在彼此尊重个体在个性、学识、能力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同时，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责致和”思想，要求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勇于担当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赋予的责任，为社会稳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正能量。这些无疑有利于经济社会在和谐安定有序的环境下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毋庸讳言，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存在缺陷，甚至存在重大问题。如，它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违背人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压制民间议论法律的自由，等等。但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那么，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对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其一，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物权。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有“定分明权”保护物权的思想萌芽，传承与弘扬这一思想，有利于明确物权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其二，既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又要“宜其时”而变法。这一思想的当代启示是，既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要使法律随着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的变化，与时俱进，保持法律的持续有效性。

其三，法律制定和实施要尊重民心民意。中国古代法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法律合乎民心，民众才会拥护法律，民众拥护法律，法律才会得到自觉遵守。这一闪光思想昭示我们：只有立法为民，执法为民，法律才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社会才能在民众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的情况下有序运行、和谐发展。

（作者分别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