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楠　宋来胜

摘要：创业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拓展价值链生产和保持竞争力，现阶段更是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本文采用2000-2014年湖北省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创新和创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创新；创业；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0 引言

一直以来，创业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拓展价值链生产和保持竞争力，现阶段更是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通过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扩大我国就业水平、增加居民人均收入、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使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自身价值。关于地区创业和创新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创新能力影响方面，而对于创业活动的研究，侧重于现有创业理论的解释，更多从管理学的角度关注具体创业过程、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相关创业政策效果等微观层面问题，宏观层面对创业的研究比较少，缺少对于创业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科尔（Cole）（1965）将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目的性行为。可以理解为创业者将自己所能拥有的资源、机遇和制度环境进行优化整合，以产生更大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创业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的综合使用，致力于发现理解新事物，如新产品、新市场、新原材料使用、新生产组织方法等，然后在商业领域产生各种结果。而创新能力的实现是依赖于企业进入某产业并开展后续竞争，以获得生存发展和相应经济租金，从宏观层面来看就是通过创造性破坏来实现新产品、新企业对原有产品、企业的替代，从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本文将对现有关于创新和创业能力对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然后实证检验地区生产率与地区创新能力、创业之间的关系。

1 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1.1 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

创业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离不开创业活动的主体一创业者，创业者是研究创业活动的核心，他们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开拓新事业，创业家履行多重职能，根据不同研究角度的定义，创业家可以被认为是：企业所有者、生产要素雇佣者、监督指挥企业活动的管理者、金融资本提供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创新决策者、以及新企业的创办者等。在产业经济学中，创业被看作是导致新进入行为的过程、实务和决策等相关活动，创业者打破旧市场来创造新市场，实现获得最大经济的目标，这也改变了现有市场的要素组合关系和市场结构，最终引起市场绩效发生变化（schumpeter，1934）。

以Solow（1956）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了劳动力、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资本和劳动投入只能解释大约12.5%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驱动，通常物质资本只有在大企业才能达到更理想的配置，具有更高的技术和效率，所以大量的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不大。但在现实经济中，越来越多和创业活动有关的中小企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产业中各种规模的企业并存，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小企业作为主体是发生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要环节，推动了产业升级进化，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虽然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针对创业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说明为以后内生增长理论提供了基础，通过引入知识溢出的概念来说明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

Romer（1990）提出了知识外部性、产出收益递增、新知识收益递减三个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知识溢出对技术变化的影响，假设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特征，能够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分享，本地区能自动从投资生产新知识中获益，这将进一步推动创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该理论并没有说明新知识是怎样产生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等一些问题。例如Ejermo&Kander（2006）发现了“欧洲知识悖论”的问题，例如瑞典、日本等国家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收益非常低，而一些研发支出低的国家却获得较高人均GDP增长。Glaeser（1992）提出了“知识过滤”的假设，即实际经济有很多阻碍知识从生产地点向商业化应用地点扩散的阻力。同时Audretsch（2004）进一步将创业这一因素加入到经济增长分析，在假定新知识具有公共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知识创造方与使用方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双方对新知识、新专利的实际价值定价存在偏差，这就形成阻碍知识外溢的过滤作用。在市场难以作出准确定价时，如果新专利、知识商业化应用的难度比较低，则创造方将会争取创业机会，所以创业是促进知识溢出和提高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企业在研发方面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创造新专利知识，并且进行商业化应用，才能转化为地区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那些创业能力差的地区，高创业能力的地区将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率。

1.2 创新能力与地区生产率

Schumpeter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1934）一书中提出关于创新的定义，他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也就是生产新产品，引入新生产过程，开拓新市场，采用新原材料和中间品，生产重新组织。Arrow（1962）认为那些知识存量丰富的地区能够有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本地企业将尽可能争取获得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良好机会。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能够更容易跨国界流动，它们会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但是鼓励创新出现的知识基础是无法流动的。对一个地区而言，低水平的创新产出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私人企业和公共机构无法产生新知识、新设计、新理念；第二是私人部门在利用新知识方面比较失败（ACS et a1.，2006）。新知识产生不足主要与本地产业基础薄弱，或是缺乏激励创新的制度体系有关。而个人、企业在将新知识商业化的失败，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例如他们看不到潜在创新收益，则那些拥有新知识的主体将不会进行商业化投资；或者是缺乏市场信息、开拓市场失败等。Porter（1990）将创新能力作为衡量地区竞争优势的主要指标，发达国家要在产业层面维护竞争优势，就必须扶持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其公共政策偏向于人力资本、研发、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来强化现有的知识、创新平台。本文检验新知识创造能力和地区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那些创新程度越高的地区，将得到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因而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那些创新能力差的地区，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将产生更高水平的生产率。

1.3 创新和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共同影响

本文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具有较好的创新能力，且经济社会环境能够促使创新技术的商业化推广，那么该地区将具有较高的地区生产率。前文提到的“欧洲悖论”也说明创新作为单一因素不一定能促进经济高增长。Braunerhjelm etal.（2010）认为知识转化为经济增长要通过知识创业活动这种途径来扩散，企业家是知识转化和知识一经济增长之间缺失的一环。他们利用OECD从1981～2002年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得出企业家创业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随着知识经济的产生发展，从1990年代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增强。Audretsch（2009）指出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通过企业家创业活动，才能不断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创新和创业活动之间的衔接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那些创造新知识，知识溢出途径更通畅，且创业氛围更强的地区，将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那些能力差的地区，创新和创业能力更强的地区将获得更高水平的生产率。

2 模型的建立及数据说明

（一）建立计量模型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到Y=Af（L，K），其中，Y、L、K和A分别为地区GDP、劳动力投入、实物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指标。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将创新I和创业E作为影响A的地区变量，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方程（1）Y/L=A（I，E）f（K/L）

于是我们可以建立如下初步计量模型

PGDP_i=ξ₀+ξ₁·E_i+ξ₂·I_i+ξ₃·k_i+ε_i （2）

方程（3）中，PGDP_i、E_i、I_i、k_i、ε_i分别为i地区人均收入、创业因素、创新因素、资本深化程度和随机误差项。其中，PGDP_i亦表示i地区竞争力水平。

考虑到诸多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因素，我们在方程（2）中增添非物力资本、金融支持、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等四个控制变量，以便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准确。为进行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在方程（2）的基础上添加时间维度及动态因素，并在方程（2）右侧添加地区竞争力的一期滞后项我们可以得到方程（3）

PGDP_it=ξ₀+ξ₁GDP_it-1+ξ₂E_it+ξ₃I_it+ξ₄k_it+ξ₅HR_it+ξ₆FI_it+ξ₇OPEN_it+ξ₈FDI_it+μ_i+η_t+ε_it （3）

其中，下标i=1，2，3，…，17代表市，t=1，2，3，…，11代表时期，PGDP_it、E_it、I_it、k_it、HR_it、FI_it、OPEN_it、FDI_it分别为第i市第t期地区竞争力、创业因素、创新因素、资本深化程度、非物力资本、金融支持、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η_t为时间效应，μ_i为个体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其中，ε_it～i.i.d（0，σ_ε²），μ_i～i.i.d（0，σ_μ²），E[μ_i·ε_it]=0。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PGDP_it为第i市第t期人均收入水平指标，表示地区竞争力水平，用平减后的地区GDP除以各地区年末人口数计算得到（2001年为参照年份1。

（2）自变量E_it为第i市第t期创业因素指标。现有衡量地区创业因素的指标主要有自我雇佣比率、企业进入退出比率、所有权比率、参与创业人数和小企业市场份额等。由于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本文采用地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比重以及规模以上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加权值来表示，其中，各指标权重均为50%。

（3）自变量I_it为第i市第t期创新因素指标。现有衡量地区创新因素的指标主要有R&D内部经费支出、R&D内部经费支出占地

GDP比重、R&D人员投入、R&D人员占地区就业人员比重、专利授予量、新产品增加值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地GDP的比重等。由于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本文使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来表示。

（4）自变量kK_it为第i市第t期资本深化程度指标，反映资本深化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表示（固定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折旧率为5%）。

（5）控制变量：HR_it为第i市第t期非物力资本指标，反映非物力资本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用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与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示；FI_it为第i市第t期金融支持指标，反映金融支持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用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I的比值来表示；OPEN_it为第i市第t期外贸依存度指标，反映对外贸易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用外贸总额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FDI_it为第i市第t期外资依存度指标，反映外资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本文湖北省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对各市归类为高创新（低创新）地区或高创业（低创业）地区的定义原则为：将湖北省17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作为参照值，如果某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GDP比重大于平均值，则为高创新地区，反之，则为低创新地区。将湖北省12个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比重以及规模以上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加权值的平均值作为参照值，如果某个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比重以及规模以上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加权值大于平均值，则为高创新地区，反之，则为低创新地区。根据这些定义原则，我们可以将湖北省17个城市城市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高创新高创业地区，包括宜昌市；第二类为高创新低创业地区，包括武汉市、黄石市和襄阳市；第三类为低创新低创业地区，包括恩施、仙桃、天门、潜江、神龙架、十堰市、鄂州市和黄冈市。第四类为低创新高创业地区，包括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咸宁市和随州市。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相关，内生性问题比较严重，动态项OLS估计量、固定效应OLS估计量、随机效应GLS估计量都有偏，DIF-GMM估计量亦会因为工具变量较弱进而出现偏差。为了解决以上的计量问题，我们采用stata10.0软件运用Blundell和Bond提出的SYS-GMM分析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3 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从湖北省整体来看，创业因素变量E和创新因素变量I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461927和4.94705，t值分别为1.82和2.01，均仅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创业和创新因素对湖北省竞争力的促进效应整体偏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

一是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相对缺失。据统计，2014年湖北省全社会从业人员数为3687.50万人，R&D人员数为21.81万人，R&D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为0.59%，与发达国家企业R&D人员占企业从业总人数的10%相差甚远。

二是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相对不足。据统计，2014年湖北省R&D经费内部支出为510897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41401.49亿元，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23%，与国际惯例2%左右才能生存，超过5%才具有竞争优势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与企业R&D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自我筹资，政府扶持财政投入较少和风险投资发展相对不够是分不开的。

三是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湖北省拥有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众多，只不过产学研优势互补、合作互赢的机制尚未形成，并且其技术输出能力较弱，创新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并不明显。

四是区域创业环境不够理想，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还存在部分领域平等开放障碍、融资渠道狭窄和社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

继续对表1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除创新能力对高创新高创业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外，创业和创新能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最多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创业和创新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湖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投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数量的增加，创业和创新对于加快地区经济增长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因此，促进技术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仍任重道远。并且，我们还发现，创新更为活跃的地区，估计系数相应更大，并且高创新高创业地区创新因素变量I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而低创新地区的正效应要么仅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要么不显著，这说明创新可以加快地区经济增长，假设1成立。比较不同地区创业变量E的估计系数，我们发现高创新高创业地区与高创新低创业地区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0%的情况下，高创新高创业地区的估计系数较高创新低创业地区更大；低创新高创业地区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分别大于和强于低创新低创业地区，这说明假设2也是成立的。对于假设3，我们比较高创新高创业地区和低创新低创业地区，相对而言创业和创新活动更为活跃的地区竞争力水平更高，因此实证结果是支持假设3成立的，创业和创新都是加快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采用了汉森（Hansen）过度识别限制性检验。表1数据显示，汉森J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1，没有证据拒绝GMM估计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由于一阶差分的残差项中可能存在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性，我们进行了Arellano-Bond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一阶差分的残差项中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性缺乏证据支持，但是我们能够拒绝在一阶差分的残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其中，后者仅为一致性检验的必要条件）。

4 对策建议

我们都知道资源限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创业活动和新知识创造通过新创意以及商业化过程拓展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与劳动力和资本不同，创业和创新因素可以看作是促使地区生产率进步的无形资产。为了加强湖北省创业和创新活动，提升地区竞争力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应当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建设。政府部门应降低省内人才流动成本，实现区域内科技创新人才自由流动，加快知识、技术和信息的转移扩散，有助于提升湖北省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要重点培养各级各类“领头羊”，即具有冲击科技前沿实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学术研究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创新团队，培育熟知国际国内市场的知名企业家；可以实施人才特区政策，面向海内外吸引高素质的国际人才'鼓励他们向湖北省有序流动，提高湖北省人力资源的素质。

4.2 加大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撑，企业难以取得相应成果。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快速有效满足企业R&D融资要求。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形式获取研发资金，依据科技创新的阶段性特点，合理安排资金投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4.3 加强湖北省内产学研合作。建议依托R&D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的大企业或科研机构，集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建立各类高级别工程实验室或行业工程中心；支持产学研联合起来参与中部地区重点技术的攻关工作；支持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对于那些有明确市场前景的领域，政府要引导实现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所联合参与的机制。

4.4 帮助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政府在这方面要破除阻碍一些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壁垒，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活力的发展机制。要进一步学习沿海地区经验，推动一站式主动服务，优化政务环境，简化审批制度，缩短审批时间，构建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同时还要改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商务成本，杜绝不合理收费，切实为中小企业发展减负。建议政府、银行、企业三方联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以及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等，有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