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洁　刘媛媛

内容摘要：在纷繁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中，如何确定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如何逐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使其趋近于现有供应商决定下的最高可靠性水平？笔者就此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以一种供应链形态“1+N+1”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不仅从理论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对实证对象的供应链供应能力与水平进行了提高，为同类型供应链实体对象提高运营能力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供应链 可靠性 效用 计量经济 贡献系数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供应链是一种复杂的体系结构，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供应链在各个产业中逐步分离出来，并随着分工的加剧，供应链的形态逐步增多。在供应链丰富发展与壮大的当下，对于与产业结合紧密的产业链，其可靠性如何确定？在确定可靠性的基础上，能否确定最大可靠性？对于产业而言，利用这种最大可靠性进行供应链选择，能否有效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对此问题，在本研究，选定产业链中的一种典型形态进行研究，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形式，解答上述各类疑惑。在研究之初，首先对供应链建设与结构进行研究，重点是研究了学者林涛、雷蕾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两篇文献的分析，明确了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为供应链可靠性研究提供了总体性思路。与此同时，在研究之初，还参阅了国内学者在供应链体系风险研究中的主要成果，重点参阅了学者王银银、史金召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体系风险研究成果的研究，对在可靠性研究中如何纳入风险，确保高可靠性，有了总体的清晰思路。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参与了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在可靠性研究与效用研究领域，为了与分析思路结合，对于上述两类成果研究，在全文理论研究中具体给出。

基于已经确定的分析思路，此次理论带有实证的分析，将从理论分析论证展开。

“1+N+1”形态供应链整体可靠性理论研究

供应链是一种链条，链条的始端为商品生产的源头，链条的终端为到达消费者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这个从始端到终端的环节中，每一个环节能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及时准确的完成其所接受的订单，势必都将影响到终端环节的可靠性。因此，供应链的可靠性是指由单个单元的可靠性所形成的整体可靠性，并非是某一个单元的可靠性。对于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在此次研究中，以“1+N+1”模式为例，对其整体可靠性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整体可靠性分析中，重点参阅了国内学者赵宏霞等、李阳珍、朱传波等、张德海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供应链可靠性成果的研究，一方面明确了如何对供应链整体可靠性进行研究，另外一方面也确定了整体可靠性已有研究缺乏对国内多种供应链形态中一种形态的特殊研究。下面的分析，首先通过四个环节的论证，从理论层面明确其整体可靠性的决定因素、决定方式与决定程度。

（一）“1+N+1”供应协同模式研究

供应协同模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狮式模式，第二类是狼式模式，第三类是羊式模式。而“1+N+1”模式属于羊式模式中的一种，中间的N代表供应链是由平行的N个不同外部实体构成，第一个1和最后一个1代表着对于供应链产品的封装和销售由唯一的实体控制，与N个供应商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形态供应链在我国国内较为普遍，其中以超市、央企等最有代表性。因此，此次研究选定这种形态的供应链进行研究，确定该种模式下的供应链可靠性主要是哪些因素进行控制，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整体可靠性。

（二）“1+N+1”供应链可靠性研究

“1+N+1”形态供应链可靠性是指N个供应商的可靠性，对于这种单个单元的可靠性，评判的依据是较为直观的，主要是与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时间、供货完整度息息相关。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因素均是指基于同一订单的数据。显而易见，就单次供货而言，供货数量越高，供应可靠性越高；供货价格越低供应可靠性越高；供货时间越短，供应可靠性越高；供货完整度越高，供应可靠性越高。反之，则对应的供应可靠性越低。基于上述原则确定的可靠性为单个单元的可靠性，在“1+N+1”供应链形态下，整体的可靠性是由N个单元的可靠性所共同组成的。对于每一个单元的可靠性，通过主体的直观评判就可以得出。在“1+N+1”形态下的供应链，由供应链主体1对N个单元历次供应可靠性进行评分，即可确定其对应批次的可靠性。在这种评分中，可以采用6级评分制度，0分代表非常不可靠，1分代表较为不可靠，2分代表不可靠，3分代表可靠，4分代表较为可靠，5分代表非常可靠。

通过上述方式，明确了单个单元的可靠性原则与评判依据。但是，对于影响单个单元可靠性的影响因子的具体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以及供应链整体可靠性如何由单个单元决定，在此并没有明确。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结合效用理论分析之后将具体明确；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在整体可靠性分析中给出结果。

（三）“1+N+1”供应链效用研究

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是基于消费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消费者由于消费或者享用，从而使主体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度量。对于这一概念，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特征的一种描述，对于供应链，其生产过程都是由客体人来完成的，因此，这一概念可以拓展到供应链中（在效用研究中，参阅了国内学者周海欧、郭剑飞等的研究成果，由此明确了可靠性与效用相互结合的研究思路）。

从效用视角出发，供应链就是一个主体，产品就是供应链消费的对象。供应链对产品消费的过程，就是其自身得到满足的一种度量。在整个过程中，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时间、供货完整度与供应链效用是息息相关的。按照效用理论，效用是一种增函数—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主体获得的效用总额是增加的。同时，效用理论强调，边际效用是一种减函数—随着边际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逐步递减的。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供应链的消费对象包括供货时间、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完整度。基于上述明确的供应链效用递增与递减原则，四类因素（供货时间、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完整度）对供应链效用的贡献系数只能是在0与1之间，否则不满足如上的递增与递减原则。

对于供应链而言，其效用的直接表现就是供应的可靠性。因此，对于供应链而言，可以将可靠性与效用等同。这就意味着，一旦确定了单个单元的可靠性，也就确定了该单元的效用；反之，也成立。结合前述研究结果，以评分形式给出对应单元的单次可靠性，就意味着得到了对应单元的单次效用，将该效用值与对应供应批次的四大决定因素（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时间、供货完整度）相关联，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即可确定对应的模型参数。需要特殊强调的是，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确定了针对某个单元的贡献系数后，必须确定其对应决定因素的贡献系数是否满足归属于0至1的约束。如果满足此约束，说明评分结果与因素决定模式是正确的；否则，代表着因素决定模式不正确或者是评分结果不能反映对应单元的真实情况。对于不满足（贡献系数不属于0至1）的情况，必须重新分析，直到得到符合要求的结果为止。

（四）“1+N+1”供应链整体可靠性研究

上文明确了单个单元的可靠性，对于整个供应链而言，如何确定其整体可靠性呢？

从整体角度出发，整体可靠性是由单个个体可靠性所组成。对于N个单元构成的整体，将具有等价性的效用值相加，即可得到对应的整体可靠性。所以，对于整体可靠性，可以累加单个个体的可靠性得来，也可以通过累加单个个体的效用得到其对应数值。这样，就可以将评级结果累加，得到整体可靠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累加的评级结果必须是针对同期、同批结果，不能是非同期、非同批结果进行累加。

在明确了整体可靠性之后，需要明确的是在实现供应链整体协同工作中的协同因子。以“1+N+1”供应链为例，当N个供应链中的M个（M是小于N的）单元均实现可靠供应后，整个供应链将会整体可靠性运转，这一因子就称为整体参与度单元因子。对于“1+N+1”形态供应链，其供货时间、供货价格、供货完整度均存在如上的整体参与度因子，它们分别对应称之为整体参与度时间因子、整体参与度价格因子、整体参与度完整性因子。其分别对应着至少M个参与单元的平均供货时间，平均供货价格以及平均供货完整度。

明确了这四类整体参与度因子后，将这四个整体参与度因子与整体效用相结合，即可得到满足整体参与度约束下的整体效用最大化的结构。对于该结构的实现方式，通过库恩塔克分析方法，得到满足条件的约束解为单个单元的四因素（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时间、供货完整度）的贡献系数与该四因素的数值成正比关系。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四因素量才可能产生“1+N+1”模式下的整体最大可靠性。

由此，对于“1+N+1”供应链形态而言，单个单元必须满足其四因素（供货数量、供货价格、供货时间、供货完整度）的贡献系数取值0至1，同时单个单元还要满足四因素单次数量与其贡献系数同比变动。只有满足上述两类约束性关系，单个单元不仅是能够保证整体可靠度的参与单元，而且是实现整体最大可靠度的投入单元。

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利用上述理论分析结果，对选定的“1+N+1”形态下的供应链实体进行研究。

“1+N+1”形态供应链整体可靠性实证研究

如何对于形态为“1+N+1”供应链进行整体可靠性分析与提升，在这里将以一个实体为例，通过三个阶段分析论证，对此问题给出清晰的解答。

（一）指标确定

在理论分析阶段已经给出了对“1+N+1”形态供应链可靠性的理论分析方法，主要是采用主体评价与客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通过主体评价，确定其可靠性所处的量级；通过客体研究，确定基于同一批次供应的四大指标（效用直接体现指标）。将单个客体的主观指标分析结果与客观分析结果相结合，在结合中必须将由于不同年份价格数据造成的差异进行归一化处理。基于归一化处理的要求，在实证分析中，必须纳入价格指数指标来进行货币单位数据的归一化处理。同时，在客体分析中，显示得到的是客体效用直接指标，对于四大要素（供货数量、供货时间、供货价格、供货完整度）的贡献系数这种隐式指标，则需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到。将这些已经明确的指标进行体系化的分级处理，从而得到如下形式的三级指标表，如表1所示。

表1给出的可靠性分析指标表，一共分为三级。三级中的第一级包括主观评判指标、客观效用指标，以及价格指数指标。对于主观评判指标，是对供货总体质量进行评判，以及对供货单元个体的供货可靠性进行；对于客观效用指标，则是指决定供货单元个体供货可靠性（以效用为代表的可靠性）的直接体现指标和间接体现指标；对于价格指数指标，主要是用于对货币为单位的价格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实证分析就是基于上述指标具体展开分析的。

（二）计量经济分析

实证分析过程隐去参与实证分析的实体对象名称，被隐去名称的实体不仅包括“1+N+1”形态中的1，还包括其中的N。这就是说，对于供应链中的主体与客体均隐去。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选定实体N的数量为6。在该实体内部实际流转过程中，在对每一批次订单进行派发之前，均给出了一个基准。这里所说的基准是针对前述所提及的四要素（供货数量、供货时间、供货价格、供货完整度）的基准，不是针对单一要素的基准。确定了此基准，也提高了后期供货质量评判的客观性。通过对该实体的六家供应单元进行深入研究，获取了其多次供应货物的四因素数据，并结合主体给出的可靠性评判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最终确定了其四因素的贡献系数。为了便于分析，特将其以表格的形式汇总，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6个单元体中，只有单元6的四因素贡献系数出现不属于0至1的现象（具体为供货数量指标和供货时间指标）。其它五个对象的四因素贡献系数均属于0至1。同时，从6个单元计量模型的关键参数来看，其可决系数与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均大于0.85。因此，按照统计学理论，在0.85的置信度下，对于6个单元四因素贡献系数是可信的。在0.85的置信度下，单元6不符合供应可靠性效用要求是成立的（在之前的理论分析中，已经明确了四因素的贡献系数应该是介于0与1之间的）。因此，供应单元6，其供应稳定性与可靠性并不成立，在实际运行中，应不再与单元6进行供应链合作。

（三）最佳供应单元确定

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供应单元6是不符合供应链可靠性与稳定性的基本要求，建议不再与其合作。对于其它5个供应单元，如何评判其供应水平？如何确定与哪一个单元加大合作？如何确定降低与哪一单元的合作？

对于这些疑问，通过之前的分析是无法确定的。必须按照前述理论分析确定的方法，通过四大因素投入量与其贡献系数的比例关系进行对比，才能对这几个问题给予解答。

将表2中所得的结果结合供货基准进行比例分析，即可确定最佳供货因素的具体结果。该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五个单元的最佳因素量已经确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果是基于基准因素所确定的，是一个相对结果。以表3中的单元1为例，其最佳供货数量数值为1.2294，代表的是其供货量应为基准供货量的1.2294倍；同理，单元1的供货价格数值为1.2618，代表着其供货价格应为基准价格的1.2618倍。其它类似，不再赘述。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选定的“1+N+1”形态供应链中，作为主体的1，其确定的基准存在偏低的现象。正是由于基准偏低，导致了最佳方案对于五家不同的实体均为适当提高的方案。另外，结合这五家实体的运行结果，通过进行欧几里得距离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5家实体，加强合作的排列顺序依次为实体1、实体2、实体3、实体5、实体4，加强合作的强度依次为5.12%、4.26%、4.25%、2.17%、1.38%（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加强合作的强度，是指保持现有合作量不变的前提下加强的比例）。基于这种加强合作强度，其合作后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会显著的高于前期6家实体的合作效果。在这家“1+N+1”形态供应链上，通过这种方式的合作加强与调整方式，经过两年多的多次调整与优化，该实体“1+N+1”的整体效益较两年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以利润为主要指标，在此期间，实现了35%的增长。通过这一系列数字的对比，说明了此种供应链可靠性调整的正确性与可实施性。

结论

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迅猛发展，产业分工正在向纵深发展。产业分工的加剧促使了供应链体系的茁壮发展。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何确定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如何逐步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可靠性，使其趋近于现有供应商决定下的最高可靠性水平？此次研究就以上述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研究来解答这些疑惑。在研究之初，通过对供应链发展趋势、供应链风险研究，确定了供应链可靠性的发展趋势。同时，结合供应链可靠性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效用理论研究成果，明确了将效用理论与供应链可靠性理论相结合，来解决供应链整体可靠性的思路。随后，选定一种“1+N+1”形态的供应链，通过理论研究，明确了提高供应链整体可靠性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选定一个具有“1+N+1”形态的供应链实体对象展开研究，通过指标设定、数据获取、以计量经济分析为主的数据分析，明确了实体对象的供应链效用结构，由此对六家供应链企业进行了基本可靠性评价，对第六家供应链企业给出了不再合作的指导意见。随后，通过最佳可靠性分析，主要是采用要素投入与贡献度相匹配的分析方式，确定了剩余五家供应链企业应该加强合作的比例。基于该结果，在近两年的实践中，对供应链企业不断加强和优化合作，从而逐步提升了“1+N+1”合作的整体效益。此次研究，通过理论附带实证的分析方式，就一种具体的供应链形态如何提高供应链可靠性，以及如何在现有的供货商基础上逐步提高整体可靠性使其达到其可能达到的峰值这一系列问题，不仅给出了理论分析结果，而且给出了实证分析结果。由此为同类型供应链企业深化发展、做大做强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借鉴经验与借鉴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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