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响

内容摘要：人的理性选择彰显了人之本性。趋利避害、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正因人的本性无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市场的逻辑是由市场对资源分配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自由、公平竞争，最终实现各市场主体的双赢或共赢。

关键词：人性 理性 市场经济 市场逻辑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人的本性概述

人类历史长河，波澜起伏，浩浩荡荡，它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人都是理性的，已成为经济学界常识。所以在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初，人们即对理性有较为深刻的认知。所谓理性，是指一个决策者，在其所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因而经济学有所谓的“理性人”或曰“经济人”假设，即假设人的本性是自利的或者说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此之谓“看不见的手”原理。

人的理性选择彰显了人之本性。所谓人的本性，通常有性善论、性恶论和“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等几种说法。同样属于儒家理论体系，主张人性善的孟子宣扬德政；主張人性恶的荀子主张行法治。但无论德治还是法治，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是建立在自我中心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之所以有等级，是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难以形成儒家的伦理道德系统。正因为以自我中心的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哲学与宗教，道德与法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改造社会的行动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直接地表明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利己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灭亡。但在私有制没有灭亡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毛泽东更直接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历史上，有的人高风亮节，是道义的化身；有的人宁折不弯，是民族的脊梁；有的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与普通动物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思维的有无或高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思想的有无或深浅。道德教化、文明熏陶和礼法约束下形成的羞耻之心、正义之感和爱国之气以及反映到实践中的公而忘私、舍生取义，是当事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权衡取舍。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是为了“赢得生前身后名”和“留取丹心照汗青”，并不能否认当事人对其自身利益的考量。

所以现实中，处理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几乎所有人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同情心普遍存在，但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且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

市场经济发展及其对人的改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和近代的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之间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论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和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根本区别，则是其各自生产的产品是否以市场为主要载体。

考诸中国经济发展史，从先秦直至明朝中叶成、弘年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以至于史学界有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成、弘以后，全国市场的出现以及藉此应运而生的长距离贩运贸易，才是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因此，有人说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始于明代中期的1500年，因而1500—1840年这段时期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即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过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也需要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各国通过商业革命和殖民活动不断扩大市场范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来看，市场制度确立以前，人类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19世纪之前，人类走过1500年历史，人均收入才可以翻一番；19世纪之后，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以日本为例，公元元年，人均GDP是425国际元，公元1000年，人均669国际元，1998年，达到20413国际元。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何以发展如此迟缓？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此时此刻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资源配置，而不是靠的资本控制和权力掠夺。

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国人包括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诸多优长，及其所潜含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逐渐放开计划管制和对人们经济活动的行政控制，才逐渐尝到了市场机制的诸多益处。而这种渐进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如门格尔和哈耶克所言，是一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个人或企业，要想获得收入和利润，必须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消费者愿意付出价格的产品。在市场中，产品的质量高低依靠的是别人的评价。谁能够给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就能赢得利润和市场。市场中每个追求财富的冲动汇聚起来，每个企业家精神激发起来，就变成了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过程。任何人不为他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相应收入，因而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前文所述亚当·斯密市场方面理论其实在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司马迁认为人们追求利益、幸福是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老子有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市场交易方面体现了自由放任的理念。“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样，不仅反映了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同样揭示了市场改变了人的行为，使人通过利他而达到自利。不仅如此，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深深影响了西汉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即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在市场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特别注重自己的名聲。你的利己之心，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伦理、宗教、哲学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只有考虑问题角度的区分。很多科学的不同，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趋于目的的方法不同。

市场经济的“效率”与人的“平等”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时也大行其道，但强盗行径从来与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自《国富论》出版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歇。市场拥护者主张“效率优先”，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论证市场的优越性，而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主张“平等优先”的市场批评者。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是“平等优先”的鼓吹者，他认为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整个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从而缺乏效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则认为平等是人类应该争取的，但不应该靠损害效率来换取。哈氏所强调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因而不能利用国家强制力人为地制造平等。奥肯定律的提出者阿瑟·奥肯，则强调平等和效率的不可兼得性。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奥肯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既非“效率”优先，亦非“平等”优先，而是对二者统筹兼顾。即在有效率的经济中促进平等，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但无论哪一方作出牺牲，必须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或者是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社会目的。

而在一般人心目中，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实现公平分配与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精神层面的贪婪和堕落。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来看，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慈善事业的发展存在正相关。比如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是最慷慨的国家。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一书显示，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美国善款每年约三千亿美元，基本上来自私人捐款和私人基金会。另外超过5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自愿者服务，平均接近五十小时。

原因无他，在市场中自由是第一位的，市场经济给了每个人以自由，而自由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度和他人的尊重。市场经济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并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只有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尊重，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并通过使他人得到幸福，自己相应获得持久的幸福感。

同时，市场经济制度也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因为主张政府干预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正像中国古人所意识到的，士农工商，“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可见“效率”与“平等”，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交集。从起点公平来看，人们开展市场活动应该有公平的前提，从而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有效地调动和发挥。从过程公平来看，规则公正保证人们平等地从事投资、就业和经营活动，平等地参与分配。从分配结果来看，结果公平来源于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在保证了这两者公平的前提下，参与者所得到的就是其所付出的，并通过利他之行达到利己之心，最后实现双赢和共赢。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读

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1979到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最近两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2013年、2014年、2015年GDP增长率仍分别达到7.7%、7.4%和6.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7.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10%，人均达到5440美元，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究其原因，则在于人的本性，也即追求利益、追求幸福的渴望，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释放。

不过应该看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效率和公平失衡问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腐败现象。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左右，且从1997年开始，基尼系数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而国际公认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与此同时，从近年揭露的腐败个案来看，所涉金额上亿，甚或几十亿，已见多不怪。对此，国内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不少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毛病”，解决的办法是“加强国家宏观计划对市场经济的导向调控，不再提不带限制词的市场化改革”。

那么，中国目前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问题，是由过度市场化或者说资本的贪婪带来的吗？现代社会，资本、技术介入生产，不仅能够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使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财富由资本，技术与劳动共同生成，要在资本，技术与劳动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可能不尽合理，需要一种机制来促使其不断合理化。同时，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

因此，市场化改革并非贫富分化及腐败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的制度机制问题以夸张的形式显现出来。换言之，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面，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要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应该做的是深化市场化改革而不是相反。通过扩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可把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扭曲，压缩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国家公职人员之所以成为腐败的主要群体，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是主要原因。“权力趋向腐败，特别权力特别腐败”，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人追逐个人利益之本性就会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无数事实证明，权力既可以用来为公众谋利益，也可能被滥用来谋取私利。早在1890年，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导致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演进道路。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方向作用，就会促进社会正常进步；反之就会造成社会发展停滞或后退。

阿瑟·奥肯所阐述的“漏桶现象”，其原因即在于公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在市场化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因。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其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不如减税富民、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释放民间活力，让市场经济自发地复苏。

市场经济无疑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这一点已成为中外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的市场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市场失灵具有自我调节和完善功能，这被称之为“自动稳压器”。而且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在许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譬如，中国房价之高低，并不完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地方政府因土地财政而干预和破坏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权力寻租现象是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不清，还存在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政府权力缺少制约和制衡的问题。

以2015年中国股市为例。股民之所以投资股市，一般来说是其理性的选择。在市场配置资源逻辑下，不论股票价格如何剧烈波动，皆有回归其内在价值的趋势。牛市的产生是由于股民预期股价上涨，投入股市的资金增多，若牛市期间价格过高，严重偏离实体经济基本面，就会下探趋势进入熊市。由于下跌惯性的存在，股价会不断下跌，经过触底反弹，直至进入牛市。牛市、熊市周而复始，这是市场逻辑下股市的运行铁律。因此资本市场监管者应秉持中立态度、摒弃价值偏向，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坚守的基本原则。如果监管者带有明显的价值偏向，基于宏观政策或其它目的人为调控股市，监管者就不可能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保持公允，就会鼓励、纵容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制造市场危机。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以及暴跌后的一些救市措施，显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结论

人之本性，虽以自我为中心，却充满理性。趋利避害，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自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市场的基本逻辑即是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换言之，是由市场对资源分配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自由、公平竞争，最终实现各市场主体的双赢或共赢。

诚然，人类在追求利益，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各种差异，肯定会出现发展水平的不同和差距。合理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怕，并且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这高低之差，人还能走，水还会流？社会还会向前发展？关键是要使这种贫富差距的生成符合社会伦理，并有利于经济发展。由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差距并不可怕，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二次分配的一些调整，限贫富差距于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企图通过改变市场经济规则来干涉。因为正是权力没有从市场微观活动领域退出来，才使中国的贫富差距畸型化。

追索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都已证明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目前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通过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唯其市场主体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本性才能进一步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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