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永

内容摘要：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命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谁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做什么”的核心问题，各经济学派却众说纷纭。从经济史来看，基于经济学家观察角度和所处经济阶段的不同，大致有古典式企业家、奈特式企业家、柯兹纳式企业家、熊彼特式企业家四种类型。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转型的特殊时期，不管上述哪个企业家类型显然都不能涵盖中国现阶段企业家的内涵。借鉴企业家的传统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的特殊阶段任务来勾勒中国企业家是当务之急，也是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企业家 创新型经济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从经济史来看，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寻找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似乎很早就登上了“经济歌剧”的舞台，只不过随着剧情的演进和序幕的更迭，企业家的角色—正如一直为其呐喊的奥地利学派一样—逐渐淹没在如此宏大、热闹的经济剧情中了。好在历史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无法有效解释经济现象的事实使人们意识到“舞台上是一幕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剧”。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为维度来回顾和评价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18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古典经济学时期

关于对“企业家”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1755），此后散见于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自亚当·斯密开创古典经济学始，企业家在趋于范式研究的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几经起伏。在斯密笔下，“每个个体……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各种资源的配置，企业家也就失去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斯密进一步沿着“财富-分工-市场-资本积累”的脉络，得出了资本是一国财富（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起作用的是资本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载体的资本家（坎蒂隆或杜尔哥式的企业家）。斯密“也偶尔瞥一眼企业家这一经济类型……，也不会否认买卖是要由人来经营的”（熊彼特，1954），企业家的作用就是资本家—资本操纵的台前木偶积累资本而已。萨伊重新把在斯密那里消失的“企业家”复活并把他带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其笔下，企业家职能是“在于把各个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有机体”，企业家因此承担了中介人角色。萨伊的企业家分析有很多的进步性，但没有进一步去甄别企业家特殊职能和日常管理职能。李嘉图的高度抽象演绎方法和偏向于财富分配的研究目的，使得在斯密那里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身影在李嘉图的“编剧”下消失了，即使在同时代的萨伊的舞台上活跃着肩负生产者和风险承担者功能的企业家的身影也没有引起李嘉图的关注。穆勒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含糊地提到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其报酬的来源，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监督、控制、指挥以及承担风险，他的报酬来源于其稀缺性带来的类似于租金的利润。从其思想來看，穆勒的企业家是资本家、管理者的混合体。但他似乎又不满足这一定义，“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他可以完全满足于management这个很好的英文名词……，而不必惋惜没有很好的英国词来翻译entrepreneur一词”（熊彼特，1934）。

在这个时期，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但还有不同的经济思想正在兴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历史传统学派的散见观点。约翰·海因利希·冯·屠能在其著作《孤立国》（1826）中对企业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首次把企业活动中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功能区分开来，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探索者和领路者，付出了承担风险的智慧和才能，因此企业家获得企业在支付生产成本后的利润。另一个获得熊彼特极高评价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曼戈尔特（Mangoldt），他把坎蒂隆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思想引入生产，把生产活动区分为不承担风险的按照指令生产和面临不确定性的为市场生产，后者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家的创新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这些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虽然提供一些关于企业家的重要洞见，但没有引起经济学界足够的重视。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广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1870年是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的边际革命推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三位推动人的学派渊源也演化为三个主要的分支：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新古典经济学。企业家自然就是奥地利学派“舞台”上的主角，而其他两个学派是研究“资源配置、均衡下的最优化”的经济学，正如鲍莫尔（baumol，1968）所言，企业家的决策和协调功能变得可有可无了，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消失了”。

（一）洛桑学派

瓦尔拉斯对企业家认识的贡献“虽是消极的，却很重要”（熊彼特，1934）。他把既不赚钱也不赔钱—只有在静态均衡不满足时才可能出现企业家引入了他的体系，认为企业家在一般均衡经济系统中既不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家式的企业家，也不是管理者式的企业家，企业家是生产和消费时间过程中的桥梁，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发挥了不均衡到均衡之间的“桥梁中介”作用，“在我看来，企业家的定义是将经济学的所有组成部分整合起来的粘合剂”。瓦尔拉斯的企业家观点相对古典经济学式的企业家而言，较为真实的刻画了企业家行为，遗憾的是在其假设诸多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真实的企业家行为已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即使是在达到均衡以前，企业家的中介作用也只是按照价格体系的引导，被动地执行桥梁作用，使不均衡达到均衡彼岸，因为价格机制会自动实现价格出清的稳定均衡状态；企业家只是接受价格机制引导去适应不均衡，他的收入或报酬只是“桥梁”支出的回报，而不是主动地去发现不均衡，从而获得“熊彼特式”的报酬。

（二）新古典经济学派

马歇尔是最早把企业家作为独立生产要素、从分析管理者收入的角度对企业家进行研究的。认为企业家“是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成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本分的人，他们冒着或承担营业的风险，集合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是以自己的创造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是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马歇尔，1890）。他过于关注比较静态分析和局部均衡理论，以至于忽视了资本主义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创新现象，这导致了他的企业家是静态、机械的企业家。克拉克（F. W. Crick）的企业家是最接近熊彼特式企业家，把企业家同技术的、商业的或组织的改进成功地与经济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是超过利息（地租）的一种剩余。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但其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不相容的，动态变化的企业家及其行为也就只能游离于分析框架之外。

（三）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大陆传统”学派的渊源，使得“企业家”成为该学派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的核心，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的重视程度最高（Hebert，et al，1982）。门格尔通过边际效用解决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悖论，进而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长期下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观点，认识到“因果关系……是与时间密不可分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而需要一系列的“企业家”功能：预测未来需求、进行经济计算、配置资源实现“意愿的行动”、监督生产计划的执行。门格尔的企业家有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家”的成分，因為“指挥资本提供服务是经济活动运行的必要前提”，但其具有“引领着不确定性的因果过程…….能够通过积极寻求财产最有价值的用途来获取利润，而利润意味着对他从事风险性活动的回报”。庞巴维克在其《资本与利息》（1884）中回答“如果要扩张资本，又应该如何操作”的问题时，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储蓄和消费的结构性变革”，不同环内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是他们行动的风向标，企业家不仅是发现机会的“套利者”，也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革命者”。法兰克·A·菲特（1904）认为企业家的职能主要是对未来事件的准确预测，而且企业家的这种能力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市场永不停歇的竞争依据企业家技能进行分工，从而确保“较高位置属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从而同时改善雇主与雇员双方的效率”。企业家是“专业化的风险承担者，是弹簧和缓冲器，负载、分散产业中的压力”。企业家的利润“是企业家预见与判断的回报……不是由风险而来的，而是对其承担风险之优秀能力的回报……其利润不是从劳动所得中攫取的……就像劳动力凭借自己的技能挣得工资一样”。

20世纪30年代至今：现代经济学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市场机制转向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问题。凯恩斯革命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主题的重大转折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过渡。基于“企业家”考察角度，本文从“现代”奥地利学派、新古典芝加哥经济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各自代表性论述来分别考察。

（一）“现代”奥地利学派

米塞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学者，在其笔下，“企业家是一个甘冒风险的投机者、套利者，他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对不确定性事件预期的准确性”。同时，米塞斯也认为在市场中“企业家的专业功能在于决定生产因素的使用”，正是这些人“比普通人更具有主动性、更有冒险精神……是经济改良的推动者与促进者”，而且他们是“市场的推动力，是导致不断创新与改进倾向的要素”。而且，米塞斯明确说，“只有指挥行动和生产的人的头脑是创造性的”，批判了“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管理的生产要素”和“企业家利润是承担风险的结果”的思想。柯兹纳继承和发展了米塞斯“经济是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而从“竞争性市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家过程”来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功能。在柯兹纳看来，市场过程中不确定性是永恒存在的，但警觉的企业家通过发现和扩散在寻求利润“试错”中的新知识来减少起初对经济的无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企业家成功发现和降低不确定性的过程，就是趋向均衡的动态过程。企业家利润来自于—在其企业家警觉引领下从事发现和利用“他能低价进高价出”的情势—价格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承担风险的回报。柯兹纳反驳科斯等一些经济学家的“企业家只是一些专门的人力资本，他的服务包含市场价格和机会成本”的界定，认为企业家与其他所有生产要素服务是不同的，因为他是没有机会成本的。

（二）德国历史学派

熊彼特（1934）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要实现经济发展，就是要破坏旧组合实现新组合，而企业家就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企业家不是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是建立新的要素使用方式的人，是通过建立新的生产系统对原有要素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的人—把握机会，运用新技术、新资源等来组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其创新性的配置资源，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行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对于企业家的作用，他简洁地描述：“企业家是创造性的破坏者”。熊彼特的企业家不是一个专门意义上的社会阶级—不同于萨伊的“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人，也不同于马歇尔的“从事企业管理”的人—而是“实现新组合的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起他的企业后……就像其他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创新是熊彼特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德鲁克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到，企业家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系统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之处不仅仅在于要改变资源的产出（萨伊的定义），或者实现新的组合来改变产品和服务（熊彼特的定义），至关重要的是此种创新能为客户提供新的价值和满意度，德鲁克的企业家标准在于“是否创造新的价值和市场满意度”，创新只是企业家的特殊工具，这种创新不是基于企业家的直觉，而是基于一种组织化、系统化的有目的创新。鲍莫尔（1993）给了企业家另一个名字和功能：“经济活动的领导者，以及经济体的扰动器”；而且，“企业家精神并不能被认为是高尚的代名词……创新性的东西……，并不总是能够提升社会的利益”，因此，“关键……在于要寻找到可以阻止或防止企业家精神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各种措施”。鲍莫尔承认企业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正如土地、资本一样，企业家精神也是一种可配置的资源，其配置效率决定着经济的效率。

（三）新古典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奈特（1921）第一次指出 “风险表示一种损失，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企业家是“一种新的经济职能”：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通过收集信息进行基于直觉判断—就是对某种结果的概率的判断，对成功的比例的判断的决策，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决策后果。可以看出，奈特的企业家功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不仅包括基于判断的决策，而且还包含着管理的功能。罗纳德·科斯认为奈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正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家存在是因为市场失灵，在企业内部代替市场机制支配资源的人。企业家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出现的，如果不存在市场失灵自然就不存在企业和企业家了，因此科斯的企业家“功能是被等同于“管理者”的功能，是已有交易的罗宾斯最大化者，而不是有警觉的企业家”（柯兹纳，1973）。而奥地利学派企业家逻辑是市场的本质是一个企业家过程，企业家是先于企业的，企业是企业家实现其主观意图的工具。舒尔兹赋予了企业家促进经济不均衡向均衡恢复的功能，在他看来，经济出现不均衡时，企业家在追求自己最大化的行动中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与奥地利学派以及熊彼特不同的是，他认为企业家的精神或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人力资本投资来获得，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普遍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企业家的才能和供给。他的企业家定义从主体范围来说更像是米塞斯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企业家”，不仅包括熊彼特式的“创新的破坏者”，还包括小企业、农场主和其他行为主体。他不是从把经济看做是“人的行动”的角度看待企业家，而是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恢复经济的均衡，一旦经济处于均衡后，企业家的作用和功能便消失了。

对企业家及企业家功能的再认识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舞台”上活跃的是斯密“看不见的手”，企业家是可有可无、只是偶尔模糊出现的配角，经常与资本家、经理等混为一谈。即使奈特的“应对不确定性、经营决策、管理”、科斯的“降低交易费用”、舒尔兹的“恢复经济均衡的人力资本”等，相比较新古典经济学家给予了企业家积极定位，但其充其量也是受“看不見的手”指挥的生产要素，就如同资本、土地、技术一样，从本质上讲都没有把握住企业家作为经济源泉的核心本质，没有给予企业家“经济增长剧情中国王”的角色。总体上看，主流经济学先验地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先天存在的，不去思考其是如何形成的，只是研究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犯了一个“人的经济学不研究人的行为”的逻辑错误，从而缺乏对企业家的清醒认识和清晰界定。

奥地利学派历来坚持企业家的主体作用，把企业家和市场等同于“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从企业家的视角去研究市场，认为企业家是创造生产函数的人，而不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因素。其经济增长的逻辑是：经济是一种人的行为，企业家创造了价格，并基于自身的“警觉”发现了价格的“情势”，从而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利用价格“情势”去套利，正是企业家的这种主动创造和利用价格情势的套利行为促进了经济增长。奥地利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源泉是资本、技术的观点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是经济增长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的核心。奥地利学派从企业家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几乎是一种哲学思维式的过程，缺乏对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研究和实证分析，这种研究范式限制了其对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企业家及企业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研究起点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研究方法的结合。熊彼特通过企业家的五种创新论述了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企业家回归了“经济增长舞台”的主角。但是熊彼特的企业家是一种虚构的经济主体，企业家是站在经济体之外的，企业家创新是间断的、突然的创新，忽视了创新的连续性和模仿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经济现实是明显不符合的，也就难以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具体的政策。而且，熊彼特隐含假设是企业家为了获得企业家利润的创新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中“企业家创新并不总是一个高尚的名词”（鲍莫尔，1993），没有涉及到企业家创新的经济效果以及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结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是政府主导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发展方式显然不益于中国经济实现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如何来实现创新驱动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靠企业家，而不是靠政府。中国现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家要复杂的多，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种学派的企业家都不能涵盖中国的企业家功能。那么，谁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做什么是首先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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